沈嘉禄
我读初中那会正值十年动乱，谁也没有心思读书，天天混日脚，但根据伟大领袖的“五七指示”，必须走出校门学工、学农、学军，这里单说学农。有一年我们去川沙县北蔡公社参加秋收，去北蔡要过江，我们这帮野孩子叽叽喳喳走了两个多小时，一身臭汗赶到公社。按规定每个学生得跟一个农民下地干活，在打谷场上列队，听到自己姓名后出列，向“师傅”鞠一躬，然后接过锄头镰刀等农具。我的师傅是一个哑巴，在队里负责养牛，我向他鞠了一躬，接过一件湿漉漉脏兮兮的蓑衣，这个老古董让大家笑翻，说是大将军的战袍，吵吵嚷嚷地要我披上。我不睬他们，跟着师傅走过数条田埂，钻进低矮的牛棚，与两头壮硕的大水牛和一头牛犊见了面。
第二天一早，我就跟师傅牵着牛出工了，此后几乎三天两头要套车运货，或者到田头犁地。这些农活我都不会干，只好坐在树下负责看管那头小牛。经过大田的时候，同学们纷纷直起身子取笑我：大将军！放牛娃！
师傅的老婆是能说话的，是队里的生产能手，她矮而壮实，在他家里喝大麦茶时，跟我讲了不少话，她是在替师傅说话。临走时她朝我衣袋里塞了几把炒黄豆。师傅是正宗贫农，栖身于两间低矮的旧草房，家无长物。
秋收快结束了，师傅的女儿要出嫁了，他们得知我在班里负责宣传，就嘱我剪几个大红喜字，这个还不是小菜一碟！我飞快地剪了一大堆，还有几个被剪成圆形的或四角带花的，他们惊喜得两眼放光。
我给师傅家剪大红喜字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四邻八乡，还被当作好人好事编进学农简报，看到“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这类虚头花脑的谀辞，我也有点飘飘然。
好，节目来了，农民师傅除了叫我剪喜字外，还争相拖我去画灶头。上海农村有画灶头的风俗，过去是画灶王爷，现在移风易俗了，那幺画什幺呢？我用广告颜料画了向日葵、梅花和松树，还有拖拉机、收割机、大公鸡等，反正凑成贫下中农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就成了，最后连刚刚发射成功的人造卫星也画上去了。
师傅们不会让我白干，云片糕、烘山芋、年糕片、炒黄豆塞满在我衣袋，我带回寝室，朝地铺上一洒，笑看大家滚作一团。后来领队老师也放出话来：“好好干，不要捣蛋啊，学农结束后给你一个学农积极分子。”
有一天下雨，我跟同寝室的五六个同学打听到去北蔡镇的路线，一个个打起伞、遮住脸，开小差啦。在浑浊的泥浆水里差不多趟了一个小时，穿过弯弯曲曲的田埂，裤脚管全部湿透，一路上还人模鬼样地抽了几支烟，北蔡镇总算到了。冲进一家摇摇晃晃的小饭店，每人花一角钱喝了一碗大肠线粉汤，然后再点上一支烟，在小街上转一圈，将镇上的铁匠铺和农具店取笑一番，打道回府。
半路上雨停了，我看到田边长着一丛野菊花，小小的、白色的野菊花真是太可爱了，我顺手采摘下来，捧回寝舍后就插在一个小玻璃瓶里，放在自己的铺位旁，然后大家敲着搪瓷饭碗吃晚饭去了。
饭还没吃完，有一女同学跑来传话：班主任找你谈话。开小差的事她这幺快就知道了？来到临时办公室，班主任没有问我去北蔡镇的事，而是拿起一捧野菊花晃了晃：“这是你采来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还蛮浓的嘛。”
“这个……毛主席不也写了诗吗？战地黄花分外香。这几朵野菊花就是战地黄花吗？”
“可这花是白的呀。”
我看了一眼野菊花，不错，是白的，难道一定要黄色的花才“分外香”啊？才属于无产阶级？不过，我捣破头皮也想不出用什幺词来反驳她，后来有人告诉我，是班长出卖了我。
因为这起“菊花事件”，我的“学农积极分子”也泡了汤。但是我不后悔，毕竟，我给北蔡的贫下中农师傅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灶头画，毕竟我和同学们偷偷地跑到镇上喝了鲜美无比的大肠粉丝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