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磊
现代化不是通过扩街道、建高楼就能到达的。我们在过去没有做好的事情，全世界几乎也没有做好。要注意的是，现代化的路还很长，有必要随时停下来反思，回头看看。
最近发现城市学不经意间成为了显学，这说明人们越来越关心城市生活的走向。而通过城市兴衰来讲述历史，不能不看决策者和城市的关系。此时张泉所着的《城殇：晚清民国十六城记》一书，不会被单纯地看做历史资料，而会作为一部城市社会学的读本。书中分别以安庆、马尾、天津、香港、澳门、哈尔滨、长沙、上海、北京、南通、杭州、汉口、北碚、天水、南宁、康定一共十六座城市为例，来讲述它们各自的兴衰。
忽然间想起我走过的很多城市，即便如石家庄，都曾有大量呈现西洋风格的近现代建筑，俗称为“小洋楼”、“洋房”。更不用说上海、天津那样的大商埠，自然是以西化闻名。建筑是历史的遗存，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代表了民国以来城市建设的总体思路。这种思路把不止一代的名士和国家绑在了一起。名士们或是乡党，或是到此为官，多有留洋的经验。他们怀着报国之心，把自己的个性融入到城中，开始了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而事实上，士绅们很难用西洋理论或中国士大夫的理想，去建造现实中的农业社会。在一个以革命为首要目的时代，很少人会像书中的张静江、卢作孚那样意识到建设比革命更迫切。当新式的街道和楼房变戏法一般长出来时，它怎样去适应古老的中国，以及当时目光并不长远的国人？
这使我想起了张之洞办汉阳钢铁厂时闹的笑话：张之洞把炼钢的机炉设在湖北中部的汉阳，铁用湖北东南大冶的，煤用安徽马鞍山的，结果要费大力气搞运输；而运来了煤还不能用，要从德国进口；煤进口回来，发现钢炉买得不行。张之洞尚且如此，更别说其他人了。同样，中国城市的近现代化太过被动。如果不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左宗棠、沈葆桢也不会在福州马尾设立造船厂；如果不是洋人的“圈地运动”，天津不会由一座“卫”改成了一座城；如果不是俄国人的战略，就不可有教堂林立的哈尔滨；若不是张謇的成功，也不会有了南通；而北碚成为了中国大后方科技的中心，更是日本侵华的结果。这种偶然间的发展，彻底打乱了古典中国的正常生长，也为那些梦想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们，提供了一片可以随意涂抹的试验田。
每一位士大夫都有他梦想中的一座城，营造这座城既造福了一方，也成就了自己。可惜的是，城市的建造者不一定会得到当地人的好评，限于贫穷的桎梏，百姓们尚分不出来建城市和开粥厂哪个更重要。而风雨飘摇中的民国政府本身还自顾不暇，搞得城市建设总是像挤牙膏一样。作者在该书第五章《枪炮与矩尺》中写道：“士绅们迫切地需要借助外力的协助，然而，在晚清与民国，他们能够联合的力量，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些务实、刻板而又傲慢的军阀。” 在当时，政坛风云的变革，中国陈腐的官僚体系，战争、自然灾害……都是建设的阻碍。士绅们既要清除掉前清遗老的阻挠，抵抗洋人各种方式的侵略，又要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建好城市。以北京为例，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将帝王祭祀用的社稷坛，改建成大众的中央公园，没人会注意到他如何四处募捐并饱受冷眼。
那幺多古老的城市再现辉煌，新兴的城市生机勃勃，似乎都是“转眼韶华梦一场”的事，他们大多走向了本书的题目：城殇！“殇”字既有未成年而夭折，又有为国而死的含义，正符合近现代进程中的城市——安庆仅仅是太平天国年间昙花一现；马尾在甲午海战的失败后衰落；人才辈出的长沙几乎毁于抗战时的文夕大火；而开头甚猛的南通又很快被无锡取代，不能排除张謇的过失——当然，责备张謇是太过苛求了，毕竟人难以超越时代。
不过现在看来，那幺多古城和新城都“殇”了，也不用太过悲伤，再过二十年，简·雅各布斯就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对二十年前的城市建设理念提出了颠覆性的批判。现代化不是通过扩街道、建高楼就能到达的。我们在过去没有做好的事情，全世界几乎也没有做好。要注意的是，现代化的路还很长，有必要随时停下来反思，回头看看。
当然，民国时毕竟是建设了。其中士绅建设者的心血，和建设中的曲折的细节，还是到《城殇》一书中品味了。毕竟整个清末民国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城市里用来旅游的“小洋楼”，还有更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