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某深 蒋浩
伦敦贫民窟与赈济贫民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贫困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1月26日刊发《英国贫困问题亟待解决》的文章，援引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的文章说，当前有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民众处于贫困状态，贫困程度与20世纪初几乎相同，原因主要是工资过低和生活成本过高。作为最先开展工业革命以及殖民地遍及全球的“老大”帝国，在常人的想象中，20世纪初年的英国一定非常富裕，然而，1889—1903年，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布思对伦敦东部地区的贫困问题进行了调查，发表了《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他指出在伦敦东区，约有35.2%的人处于贫困状态，如果把伦敦作为整体，贫困人口仍占总人口的30.7%。张德彝的《八述奇》，生动地揭示了伦敦贫民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各界的赈济活动，印证了布思的观点。
令人惊奇的是，张德彝注意到了布思的调查：
英人卜斯（ 即布思）云，通城（ 指伦敦）穷人六种，一穿窬（ 指打洞穿墙行窃），二明火，三无耻匪类，四顽梗不化，五船坞匪，六流氓匪。伦敦老城居中，临太木斯江（ 即泰晤士河）北岸，而老城之北及稍西一带，贫苦居多。第一在霍克斯屯街等处，为穿窬盗窝。霍勒贲街稍北，为明火窝或强盗窝。在代文路与赖木蒿街之间，地极污秽，鼠子尤多，再北数里到康贝路，皆为顽梗不化之愚民窝，秽街陋巷，一切不洁之水及物，举由窗倾抛，直比臭沟暗渠。老城以东数里，近西印度坞一带，先为无耻匪类窝，再则为船澳贼窝。老城正西，将出新城，在堪兴坦坊一带，亦为顽梗愚民窝。在太木斯江之南，正东傍岸，南近五里治区，地名得斯投，为流氓窝。（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记）
老鼠横行，污水遍地，臭气扑鼻，街巷狭窄。张德彝描述了贫民窟可怕的生活场景。虽然贫民窟犯罪率可能比其他居民区更高，但也不能称之为“强盗窝”“流氓窝”。
光绪三十年十月六日记：“伦敦东北角有地名法丁屯，周约一洋里半，住贫民男女老幼十数万。因饮食价廉，均以法丁计算，故曰法丁屯。”可是吃的都是什幺饮食啊，不是发霉变质，就是水浸潮湿，既不新鲜，又不卫生。他不禁感叹，英国贫民生活“为至苦矣”！
伦敦贫民奋起抗争，有的上街游行：
近日频见苦人列队街行，或数百，或千馀，随有马步巡捕数十，四面弹压。前行者奏乐，声调凄惨。
（光绪二十九年一月九日记）
有的失业游民前往教堂集会。光绪三十一年一月四日记，上千伦敦游民在城西集合，前往圣保罗教堂集会，沿途排队而行，有人执红黑二旗引导，一路唱《马赛曲》和饥民歌。
更有八千贫妇向首相和国王请愿，要求赈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记，“伦敦城大人多，每年男女老幼之贫苦无事者数万，入冬尤迫饥寒。众拟共到首相巴乐佛前，求其设法救济”。考虑到男子成群结队容易滋事，小孩儿易受欺压，于是各区凑齐老少妇女八千，于10日坐火车进入市区，“蓬头垢面，破衣赤足者甚多”。首相接见了她们，答以“将交议院，竭力维持赈济”等语。后队列从王宫走过，“冀国王亲见其苦”。
有的唱歌讨钱：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记，有三人在街上唱歌讨钱，因堵塞交通，且对不出钱者恶语相向，被抓收监。三人唱的歌是：
英国千万人饥饿，看来皆非己之过。/如今各各皆须知，因贫故受此坎坷。/橱柜空空无得作，穷汉群群街市坐。/终月礼拜无雇工，家中子女嗷嗷卧。
从张德彝的日记看，当时英国救助贫民的主体很多，有皇室、政府、行业协会、报馆、富人等。至于救助的方式，则有捐衣、捐鞋、捐钱、赐饭、提供住所、提供取暖设备、组织贫苦儿童免费看戏等。
爱德华七世加冕后，组织了一次空前的宴请贫民活动，当天伦敦有50万贫民参加，分坐850处，饭桌各处统计长达260英里，消耗的羊肉、牛肉、火腿、面包都是以万计数，共花费37500镑，其中国王捐助30000镑，其余归伦敦市长捐助。
面对日前严峻的贫困问题，当时英国权贵和富人积极行动：皇室妇女自制衣服鞋帽义卖；国王、王子充当慈善机构会首；有的贵族出卖爵位济贫；有的富翁捐出遗产的三分之二济贫。身为驻英公使的张德彝也多次参加慈善活动并慷慨解囊。虽然如此，爱德华七世还是在议院的一次讲话中不得不承认，“至赡养无告贫民一事，极为难办”。（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记）说到底，济贫也好，救助也罢，不过是一种施舍，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避免“茅屋没有面包，宫廷就没有和平”的局面，但毕竟是杯水车薪，顶多能救急，却不能救穷。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保障就业，增加工资收入以及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
“无君党”的暗杀活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西方盛极一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权威，尤其是国家政权。无政府主义派别众多，其最激烈的主张是通过暗杀的方式诛除暴君。张德彝不仅将“无政府主义”一词翻译得非常妥帖，而且持续关注并详尽记载了其活动。
他记了1902年“无君党”刺杀比利时国王事件。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记，礼拜天，比利时国王上午乘车入“贤古杜”（今译“圣古都勒”）教堂，为已故王太后和王后诵经祝祷，正午礼毕，乘车返宫。当经过一家银行时，突然有人用手枪向车队射击，命中第三车，车中乘坐者为御前巡捕官及某将军，车旁玻璃粉碎。刺客被捉，身上搜出枪弹44发、“无君党”日记一本及比利时国王相片。张德彝写道，“此党洋名‘安那尔赤斯特，自供为义大里（即意大利）国人，名卢碧努，入无君党”。“安那尔赤斯特”即Anarchism，无政府主义，一直到民国，还有许多人按其译音翻译成“安那其主义”，张德彝则意译为 “无君党”，非常贴切。刺客还供称，原拟回国刺杀意大利国王。后听说比利时国王今天要来教堂，于是想先刺杀他。本想枪击第一车，没想到一条狗咬住其衣襟，迟延一秒，击中了第三车，运气太差，可惜！次日日记接着记载凶手为意大利人，出生于那不勒斯，四十余岁，原在军营服役，因写有叛乱之书，被革除军职，下狱5年，出狱后逃往法德，后来英。半月前尚在伦敦卖书为生，因加入英国的“无君党会”，致失业，饥饿殆毙。经意大利驻英国领事资助，得以来到比利时首都。曾立意刺杀英王爱德华，未得手。遂改拟刺杀意大利国王，以囊中空空，始取捷径至比利时。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五日记，上月底英君访问意大利时，抓获“无君党”人四百余，审讯时供称，都无杀害君王之心，不过想在街市扰乱，以显得意大利无意诚心接待英王，进而挑拔两国关系。
张德彝还记了1905年西班牙国王访问巴黎时遇刺一事。西历5月30日西班牙国王阿芬搜到达巴黎。6月1日法国总统邀请他在大剧院看戏。夜半戏散，总统与国王乘车返回，当时人潮涌动，万民欢呼。突然车下地面冒出蓝色火焰，因人声嘈杂，没听到爆炸声，但见浓烟弥漫，男女四散奔逃。幸好仅前面两辆车微伤。至于爆炸原因，有说是地雷，有说是投掷开花弹。据说法国警察部门收到报告，说前天“有无父无君党人一伙”，从巴塞罗那赶来，可能在巴黎闹事。故法国警察提前防范，业已抓捕多人，搜出炸弹三枚云云。（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日记）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记，上月西班牙首都来电，说巴塞罗那运到盛鲜花之大木箱十余，法国官员与当地警察开箱检验，每箱藏炸药五七包不等。已捕获一个嫌疑犯，据说是法国总统即将出访西班牙，用此炸药来炸法国总统和西班牙国王。张德彝评论说：“以今时之局势观之，天下各国之官场巡捕，皆宜细心竭力巡察，预防一切。盖因人心不古，为之主者，须防无君党也。”
张德彝将“无君党”活动频繁归结于“人心不古”，未免过于简单。其实是当时社会矛盾激烈尖锐的直接反映。就在当年，清朝也发生了五大臣被炸事件。
纪实手法，客观笔调
作为一个熟谙英语又长期在西方生活的外交官，张德彝见多识广，加之其以纪实手法、客观笔调记述，所以即使100多年后读他的日记，仍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了解西方。
有的方面，张德彝的态度是很鲜明的，虽然无只言片语的评论，但是如实、详细的记述就表明了他的态度。
比如英君出行没有森严的警卫以及君民之间关系平等。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记，英君及后从苏格兰回来，从伦敦大街经过：
行人左右立不避。宫车过，男女摇巾摘帽，高声欢呼，君后点头，君亦免冠为礼。
比如英国国君出访法国，下榻于英国驻法使馆，晚餐只是9种菜而已。法国为英君到来举行的国宴，菜品是11种。英国国君在驻法使馆举行的答谢法国总统的宴会，菜品是10种，极其简朴。想一想清朝皇宫有专门的饮食机构御膳房，有数不清的太监、厨师为其服务，毫不夸张地说，帝王一餐饭，百人数年粮。英法的国宴不要说与清朝正式国宴无法相比，就是清朝皇帝的日常饮食，哪餐不是山珍海味，花天酒地！
比如英国的一种古老风俗——以体重检验官长劳绩。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九日记，伦敦西北某地新市长到任，都要称体重，一年后离任时再称，两相比较，即知其为官一年劳累与否！
比如王公贵族违法，照章查办。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九日记，俄国某王爵夫妇由德回俄，“腰围细丝带五斤”，走私货物价值可谓微不足道，但海关对其加征5倍关税才放行。对此张德彝赞扬说，“外国事事实办，处处皆然”。
某些方面，张德彝则是褒贬皆有之。一方面，他赞扬西方各国彬彬有礼，以诚待人，不怒不谀：
泰西各国，街市无口角；茶园酒舍，叙谈无高声。男女无论何等相见，罔弗礼貌温恭，虽当忿嚏，彼此仍谦逊无恶言。君谕臣，官示民，主人嘱仆婢，厂主交作工人，铺伙语同事，街市雇贫人，均用“请”字，及“蒙喜愿”等字，喜怒不形于色。待外人不阿谀，而言语和睦，闻不厌耳。若土国人，无论见外国何等人皆谀之；战北以来，则无论官民，多有极力谄媚外人者，可耻哉！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九日记）
晚清外交官日记中常用土耳其指代清朝，张德彝也不例外。在赞扬“泰西各国”的同时，批评本国官民对外国人阿谀，战败之后更甚，实在可耻！
另一方面，他怒斥西方各国在亚洲恃强凌弱，乘坐德国船“巴晏号”前往欧洲赴任，在亚丁港停泊时，许多“土人”（指当地人）上船向乘客出售货物：
忽出水手举棍驱逐，土人恐，刻即收拾下船，不则受鞭挞。夫贫苦土人，并非商贾，原冀获船客微利，今如此被逐，则所失已多。各国公司船于雅斐（亚非）两洲诸口，每施如此辣手；迨过波赛至欧洲各口，乃皆买卖公平，互不欺骗恫喝，依然街市之间矣。詟强凌弱，凡人之屡经各国者自知。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四日记）
在国外的华人受尽欺压，各国警察往往置之不理。他摘引各国的相关报道指出，“美国诸处欺侮华人姑莫论，他如英国向华人掷番菽伤耳巡捕不理，德国男子搂华人亲吻巡捕不理，俄国雪床载华人过冰江加倍索钱巡捕不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外国人一旦在中国有事，势必大动干戈，百般威胁要挟中国政府，“在北京，前于辛丑春，有人自黄墙内以绳系砖块打纸鸢，砖坠墙外，恰落一义（意大利）国妇人前，竟屡次行文外务部，强索其人；地方官无法，乃捉一卖油炸果之贫人处决完案，以安其狭窄惨虐趁势欺人之心”（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记）。显而易见，西方是对本国人文明，对他国人野蛮，执行的是双重标准。
张德彝赞扬西方各国报纸除俄国外，皆能“畅所欲言而不禁”，“官场每有一事，无论巨细，必肆论其是非”（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日记）。另一方面，他也如实记下英国有报纸主笔因言获罪。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记，一个德国人莫斯特，在伦敦创办一份周报，当俄国沙皇“阿来三德第三”（实际为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被刺死后，莫斯特撰文说刺杀得好，还说德皇也应刺杀。英国法庭以莫斯特唆使人谋害人命，判其有罪。张德彝联想到上海《苏报》主笔因有“杀君主，杀贵族，杀官吏”及“不杀皇帝，大憝未去”等语而下狱，与莫斯特之案无异，都是因言获罪。
一方面，张德彝赞扬《泰晤士报》“所述皆当时四海之实事，多关乎国政民风，于是凡为官好学之人无不观之”（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记）；《泰晤士报》总办博克勤，年逾五旬，“精通干练，强记博闻”，无心做官，年薪4000镑，“比诸西国大员俸禄，殆将过之”（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一的日记）。另一方面，却揭露《泰晤士报》《日日电报》的失实报道与八国联军侵华密切相关。明明是德国驻华公使被杀，上述两报却报道说是西方各国驻华公使皆被杀害，甚至还说各国公使在临死前将妻子先行杀害，如此耸人听闻的不实报道对西方采取一致行动、入侵中国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书中记载，当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后，“扰及帝都，凶焰方炽之际，英之《泰晤斯》及《日日电报》，咸由驻上海采访人飞达伦敦，谓驻京各国使臣均经被害，该两报皆经据电登录。而《日日电报》并云，各公使于未遭害之先，预将妻子自行戕毙……各国闻此凶耗，无不怒发冲冠，因各派雄师，冀为使臣雪恨”（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记）。失实、歪曲的报道直接导致了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对外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此前曾有清朝外交官提出要创办西文报纸，与西方国家展开舆论战，可惜没有下文。不知此则信息是否引起了研究八国联军侵华史和研究世界新闻史的史学家们注意？我们又如何急起直追，创办能与《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比肩的报纸，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的声音？
总之，张德彝的长处是记得多、记得细，只要他感兴趣的，从天气到应酬到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事无巨细均记入书中，而且坚持天天记日记，从不间断。美中不足的是，他虽然懂英语，又长期待在西方，但对于西方社会政治却不感兴趣，更无郭嵩焘等人那样有犀利深刻的评论。例如本书记载他多次赴英国议院参观，但是只记录了英国国君的讲话，至于议院有什幺作用，议员辩论的情形，均付之阙如。他多次参加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活动，但记录最多的是吃了什幺好东西，应酬从几时到几时。至于地理学术上的进展或探险家的探险活动，却无只字片语。有的记述纯属无稽之谈，例如光绪三十一年十月的日记，就连篇累牍记述了12个鬼故事。
20世纪初年的中国也有些新变化，这就是从1901年开始的新政及维新浪潮。1906年的正月初一，张德彝在从英国返回的船上，读到了华文报纸上一篇《贺新年说》的文章，内称“今年今春，固无可贺之一事也”，因为就在1905年，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游学，陈天华蹈海自杀；美国禁止华工入境；国内粤汉铁路风潮。作者愤然写道，“天荆地棘行路难，长夜漫漫何时旦”，可是同胞深陷黑暗还不自知，还在祝贺什幺度新年、贺新春。不过在末尾作者表示乐观，“吾愿与同胞观中国之前途，而静观维新之现象也，吾因是以为贺”。张德彝将此文录入日记中，不过表示看到“‘维新等字，令人触目惊心”。张德彝的政治态度不难想见。张德彝多次出使外国，做过光绪皇帝的英文老师，身受国恩，政治保守，反对维新，自然在情理之中。民国七年冬，张德彝垂死时，还不忘向废帝溥仪上了一道“遗折”，表示“耿耿愚忠，不能自已”。虽然他政治上保守，但此书是我们了解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一部好书，至今读来，依然津津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