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是中国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流传至今的杂剧剧本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结晶，而舞楼是其兴衰的历史见证者。其中，乔泽庙舞楼为元代舞楼之冠。
山西省号称“表里山河”，历史悠久，古代建筑众多。现今存世的元代舞楼多位于山西境内，其中最大的一座坐落于临汾市翼城县武池村乔泽庙内。
乔泽神庙
乔泽庙是一座水神庙，供奉主神为乔泽神，其原型是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夫栾成。因栾成死于“曲沃代翼”的内乱之中，晋小子侯在成为晋侯后，有感于栾成对晋国大宗的忠义，所以下令将国都“翼邑”附近的一块田地作为栾成的祭田，以备修建坟茔。众人在祭田给栾成打坟时，居然打出了一池活水，其水量之大，竟可灌溉十里八乡之田地。百姓有感于栾成的功德，便称呼这池水为“滦池”，并奉栾成为“滦池神”。
有当地学者考证，乔泽庙之所以谓“乔泽”，是因其“翔皋秀于左，滦水环于前，祈英气神武，护佑一方，福荫千室，泽润万民也”，这句话里有“泽”却无“乔”，因“乔”乃是美好的意思，乔泽神本就是心地善良、带给百姓福泽的水神。乔泽庙修建于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当时俗称“栾将军庙”。宋大观四年（1110年），翼城知县王迩“以神之灵应闻外台，请于朝，赐额曰‘乔泽庙”，信奉道教的宋徽宗在接到王迩的奏折后，正式赐予栾将军庙“乔泽庙”的名号。现今保存在武池村乔泽庙内的金代石碑也记载了此事。
滦池水自上而下灌溉了南梁、武池、中卫一带几十个村庄的数万亩田地，每个村庄分到的水量并不一致，为了协调大家的利益，唐大历三年（768年）、宋大观四年、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当地百姓代表屡次在武池村召开分水会议，并刻碑为凭。
武池村经济最为繁华，分水也最多，最为受益，故当地百姓于北宋熙宁年间在村子正中央修建了一座祭祀“滦池神”的庙。原庙宇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乾隆十一年（1746年）、道光三年（1823年）曾屡次修葺。原庙宇从南到北依次为山门、舞楼、看台、献殿、大殿，两边皆有配殿，东西两侧从南到北分别建有阎罗殿、贞烈殿、土地庙、八腊殿等附属建筑。可惜随着岁月流逝，该庙宇的主体建筑毁于兵燹战火，现在仅保存有一座舞楼与十通石碑（记载乔泽庙的历史沿革及历朝历代分水的情况）。
每年的三月初八是“滦池神”的神诞日，当地十里八乡的百姓都会聚集于此，为乔泽神上香献祭，并举行声势浩大的行幡庙会，其间还会请剧团来舞楼上演出，以百戏娱神，热闹非凡。可惜原庙宇的主体建筑毁于战火，现仅存元代舞楼一座，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元代舞楼
乔泽庙元代舞楼坐南面北，平面近方形，面阔9.4米，进深9.35米，台前及两侧前部十分宽敞明亮，可供观众三面看戏。它的背面及两侧后部都筑有墙壁，台上无前后场之分。四角立角柱4根，两侧后半部分与背面墙内立撑柱4根，共有8根柱子支撑顶部载荷。四角柱之上设十字相交的角替，四面施大栏额结成井字形框架，额坊上施斗拱。四面共施斗拱33朵，四角铺作各异，其上角梁叠构，斗拱精密，多层的井口梁斜向交错安装。斗拱的承托与垂柱互相呼应，楼顶结架由8根由戗共同支撑中心雷公柱，从而形成一个造型庞大而又异常精巧的穹窿式斗八藻井，堪称一大建筑奇观。
其两山设平梁、叉手、侏儒柱承托脊榑，结成九脊式楼顶。楼顶举折平缓，飞檐挑出，翼角翚飞。正脊和垂脊采用精致的琉璃雕花筒子脊，脊刹为琉璃宝瓶连珠，两端各安放有一条琉璃鸱吻，鸱吻的尾部向上卷曲，气势雄伟，造型极佳。仔细观察舞楼的正脊，同时对比同为元代修建的四圣宫舞楼屋顶正脊，推测乔泽庙舞楼的脊刹宝瓶连珠左右两侧，原本应该也有琉璃制作的青狮和白象，只是后来损毁。
1984年，山西省文物局、翼城县政府对这座舞楼落架重修时，在其西北角的华拱下皮发现一条墨迹题记，内容为：“大元泰定元年（1324年），武池村新建舞楼一座，都维那头：刑口、刑德；都维那头：李温、侄男李思琼。”这条题记为破解舞楼的修建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因为“泰定”为元朝泰定帝的年号，所以这座舞楼属元代建筑无疑，而并非早期部分专家猜想的宋金建筑。
通过与目前临汾市内存世的其余几座元代舞楼对比，如魏村牛王庙舞楼、王曲村东岳庙舞楼、东羊村东岳庙舞楼、曹公村四圣宫舞楼等，乔泽庙元代舞楼用材硕大规整，结构精巧，设计合理，为中国现有的元代舞楼之冠。
杂剧流行
古人常说“一处古庙一府乐，一座舞楼一园春”，元杂剧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关于元杂剧演出的实际状况，相关的文献及实体画面记载并不多见。
现今的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存有一处元代古建筑明应王殿，其大殿墙上的壁画中刚好绘有一幅元杂剧演出的画面。此壁画高411厘米，宽311厘米，展现的是一个民间剧团登台唱戏祭祀水神的场景，画中的舞台悬挂幕幔，台分前后，场分上下。画面中有人物11个，7男4女，生、旦、净、末、丑俱全，主角忠都秀女扮男装，着红色官服，典雅恬静，泰然自若，有名角之风。这幅壁画为研究中国元代戏剧舞台的布局、设置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尤需指出的是，这幅壁画上的杂剧演出情形表明，当时的演出是在砖砌的舞台上，而并非是在临时搭建的草台子上。
明应王殿壁画中横额正楷标明的时间为“泰定元年四月”，而乔泽庙舞楼发现的斗拱题记时间亦为“大元泰定元年”。乔泽庙舞楼，不但是砖砌的台基，还是方砖铺面，属于典型的元代舞楼形制，与明应王殿壁画中的演出场景非常接近。由此可知，乔泽庙元代舞楼与广胜寺明应王殿元杂剧演出壁画，实为同一时期的艺术结晶。这两处元代戏剧文物互相补充，证实了元杂剧在泰定元年演出的真实情况。
明应王殿壁画与乔泽庙舞楼证明，元杂剧曾在晋南地区长期流行，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北方地区戏剧发展史、元代舞楼的建筑规制、元杂剧在晋南一带的兴起与流行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二者是一对充满历史性、艺术性和文学性的艺术奇珍。
兴盛原因
现今存世的8座元代舞台（不包括元代舞楼遗址），临汾就有5座，这也从侧面证明历史上元杂剧在山西曾一度非常盛行。元代，中原传统文化受到极大冲击，山西却奇迹般地继续流行着被王国维称为“一代文学”的元杂剧。这一现象，无疑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从社会层面看，城市经济的繁荣与艺术表演活动的社会化是促进戏曲成熟与兴盛的基础。元代的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市民阶层快速壮大。在经历了喧嚣与战乱的生活之后，观赏既富于世俗性又具有较高艺术性的戏曲来娱乐生活无疑是市民阶层十分惬意的选择。同时市民阶层本身经济实力不俗，他们也以自身财力支持了元杂剧的成长。
从政治层面看，元代统治者不推崇儒家文化，不重视科举制度，元代的汉人与南人亦难以凭借科举而晋升高位。元惠宗时期，科举考试更一度被叫停，导致大量的儒生社会地位低下。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与仕途无缘，而又需要养家糊口的文人儒士们纷纷进入梨园行业，利用其文学专长为戏班子进行戏曲创作，这无形中为元杂剧的创作提供了人才支持。
从艺术层面看，元杂剧主题内容完整，故事情节紧凑，语言丰富多彩，人物性格鲜明，富含舞蹈、杂耍元素，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体，艺术观赏性与施教启发性比较强。蒙古贵族中的多数人汉语修养不足，欣赏不了高雅的诗词歌赋，对书面文艺兴趣也不大，故而歌舞伎乐就成为他们的嗜好。元代宫廷中，经常有教坊司为皇室及达官显贵演出各种歌舞和杂剧。上层的蒙古贵族、中层的士大夫阶层、下层的市民百姓都对戏曲产生了兴趣，看戏、听戏、赏戏就成为元代各阶层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元杂剧的兴盛区域来看，山西是北杂剧的主要流行范围。在元代，今天的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及内蒙古一部分属中书省直辖区，也被称为“腹里”地区。由于当时元朝统治力量呈现北重南轻之势，北方的蒙古人较南方为多，尤其是“腹里”地区的统治力量最为强大。因蒙古人众多，他们又喜欢观看歌舞伎乐，故该地域的元杂剧最为流行。
元朝统治后期农民起义爆发，中原地区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物产丰富而地理位置相对闭塞的山西，因远离战火，暂时保持了一份宁静。这使得原本元杂剧盛行的“腹里”地区，仅有山西成为元杂剧最后的温床。又由于晋北靠近内蒙古，人口稀少，物产不丰，文人士大夫群体规模小，故元杂剧主要流行于晋南一带。
在元代各类文学作品中，元杂剧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最为广泛，取得的成就也最高，故而后世将元杂剧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当时知名的元杂剧作家如狄君厚、赵公辅、石君宝、孔文卿、于伯渊、郑光祖都是山西人，现今存世的几座元代舞楼也多在山西境内，从中亦可看出元杂剧在山西的流行与普及。700多年之后，元曲只遗存在文献之中，乔泽庙内的元代舞楼与十通石碑仍向世人诉说着往昔元杂剧的灿烂与辉煌……
石磊，文博馆员，供职于山西临汾翼城县文化和旅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