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令人遗憾的后果之一，是被称为地缘政治的伪科学出现。地缘政治学鼻祖从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概念中汲取灵感，认为所有历史都是由竞争性的“国家斗争”塑造的，从而将所有国家视为潜在掠夺者。
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主要大学纷纷创建地缘政治系，德国思想家卡尔·豪斯霍费尔等人是热情倡导者。英国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则在1904年的文章《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提出一句名言：“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着中心地带；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后来，挑战英国的野心驱使德国为了从俄罗斯手中夺取对欧亚腹地的控制权，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
随着大英帝国开始衰落，地缘政治在美国找到了新家。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强调了边缘地带的中心地位，指出：“谁控制了边缘地区，谁就统治了欧亚；谁统治了欧亚，谁就控制着世界的命运。”鉴于此，美国开始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
平心而论，地缘政治学从未声称自己是一门纯粹的实证科学。协约国宣传人员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描述为民主与普鲁士专制之间的冲突。相反，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将这场战争视为德国文化观念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斗争。类似地，美国地缘政治家将冷战视为民主与极权主义之间的生存之战，但他们的苏联同行将之描述为一场对抗掠夺性资本主义的防御性战争。
凯恩斯在1919年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没有将一战归咎于德国，而认为是地缘政治思维的必然结果。对他来说，地缘政治是自由国际主义花园里的“蛇”。他指责和平缔造者未能修复战争造成的破坏。
今天，受到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理论的启发，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可以被描述为试图保持对中心地带的控制，而北约的反应可以说代表了边缘地带的反击。对国际关系的这种看法，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后果。首先，乌克兰战争导致能源和粮食价格飙升，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平民生活水平下降。唯一的问题是，这种下降是由更高的税收还是猖獗的通货膨胀引发。
西方可能愿意为更大的安全感或道德感付出这一代价，但发展中国家呢？尽管它们没有直接卷入乌克兰战争，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遭受了以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为形式的广泛附带损害，没有全球再分配机制来弥补这一点。这种影响在严重依赖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粮食的北非和中东国家那里尤其严重。
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常常是穷国政治动荡的主要催化剂。在2008—2012年全球粮食危机期间，据估计有48个国家经历了国内政治动荡或内战。今天，粮食短缺的政治影响在苏丹显而易见：军方和敌对准军事团体为控制该国稀缺的资源大打出手，100多万人流离失所。
经济制裁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封锁敌人贸易的一种手段。然而，在没有爆发全面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实施制裁使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经济无法实现。鉴于制裁无法保证供应链安全，这种想法认为，最好将贸易关系限制在“友好”国家。但世界各国领导人似乎没有考虑将国际贸易和金融从效率转向国家安全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地缘政治代表了一种对国际关系的固有的悲观态度，因为它愿意接受大规模破坏的风险来确保一个本来可以通过合作和善意实现的未来。凯恩斯对仓促拥抱暴力的先见之明的警告，应该引起全世界政治领导人的共鸣：“我们寻求推动的状况比它之前的状态更好仍然不够；它必须好到能够弥补这种过渡的弊端。”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本文已获Project Syndicate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