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几点思考
余永定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本文节选自《管理现代化》2023年第5期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CPI增速长期维持在低水平、PPI长期处于负增长状态；与此同时，GDP增速连续十年几乎是逐季下降。当年我们说中国经济走势是L型，7年已经过去了，至今仍难判断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是否已经见底。
时至2023年10月，经济似乎出现了某些反弹迹象，特别是假日经济相当火爆。但总体来讲，经济没有出现公众所预期的强劲反弹。首先，第一、二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4.5%和6.3%。初看上去，6.3%的增速似乎尚可，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低基数作用所致（2022年第二季度GDP增速仅有0.4%）。其次，数月以来，青年失业率不断攀升。再次，在2023年的头7个月中，本来就很低的CPI同比增速连续下跌。PPI同比增速6月份降至-5.4%。最后，一些巨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由于资不抵债已经爆雷或面临爆雷风险。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大量地方债务面临违约风险。
就宏观调控而言，经济学界的相关争论是：依靠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最近的官方文件指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这种判断是既符合经济理论也符合实际情况的。
中国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较低，同中国居民对拥有住房的特殊偏好有关。由于房屋建筑具有资产属性，在统计上对房屋建筑的需求被当作投资需求。而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远高于其他国家。例如，2019年后美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在GDP中的占比迅速提高，2021年达到4.8%；2018年后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在GDP中的占比逐渐下降，2021年为6.6%，但依然明显高于美国。
弥补“总需求不足”，扭转中国GDP持续下跌趋势的主要出路，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首先，即便是传统意义上的 “基础设施”，中国需要进行的投资项目不胜枚举。例如，城市的地下管网设施严重落后已是人所共知，其次，鉴于美国的“小院高墙政策”、环境保护、老龄化和“少子化”以及全球传染病等问题，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产业链重塑等方面，都需要政府投资的贡献。再次，由于包括医疗养老等民生工程的基础设施投资商业回报低、风险大，没有政府的参与，很难指望私人资本会贸然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最后，由于很难通过消费和净出口的增长带动经济增长，在其他投资领域，政府则不应越俎代庖，投资决策要由企业自主作出。总之，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投资创造“挤入效应”，带动私人投资，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沿用了几十年的刺激经济增长的老办法，但却是屡试不爽的办法。
谈“职”色变：当代青年就业心态分析
曹东勃 吕小宁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2023年第5期
相比于欧美各国，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仅用时17年，全球最快。在此期间，“扩招”不仅是推动高等教育普及的主要方式，也成为就业压力后置的常规手段。回顾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自1997年开始，在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又先后四次实行了超出预期安排的大规模扩招计划。
由于我国高校扩招对产业变革的预见性不足，高等教育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普遍存在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现象，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相脱节，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市场的压力。
一方面，从“量”上来看，随着我国产业布局优化调整，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减少，其他产业释放出的岗位需求不足。这与逐年增长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形成鲜明对比，导致没有足够的岗位吸纳数量庞大的高校毕业生，从而使每年都成为新的“最难毕业季”。另一方面，从“质”上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格外强调对书本知识的传授，对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创新意识、动手能力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很难培养出符合如今产业需求的人才，就业压力被进一步“放大”。
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等不可预见的外部因素，在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的同时，也扰乱了青年群体的心理预期。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焦虑和自我怀疑的情绪在青年学生中逐渐蔓延开来，年轻人再也无法如2009—2011年的金融危机一代青年自嘲“X丝”、2014—2016年初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代青年自嘲“佛系”那样，轻松诙谐地讲出“毕业即失业”“史上最难毕业生”之类的玩笑。因为他们很清楚，风高浪急、惊涛骇浪可能真的在逼近，“内卷”“躺平”“摆烂”等时代“新梗”也真实反映了时代新人的遭际与焦虑。
巴以冲突让欧洲后院起火
田芯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公众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巴以冲突外溢效应逐渐显现，未来欧洲将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难民危机。10月13日，以色列军队发表声明，要求加沙河以北的所有平民向南撤离，期限为24小时，并称以军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继续在加沙地带展开大规模行动。考虑到难民潮可能通过埃及到达欧洲，相关事态已引起欧盟担忧。米歇尔建议欧洲可以与埃及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以共同处理难民问题。目前，一些欧盟国家已经接受了数量巨大的难民，在欧盟成员国选举的背景下，极右翼势力正煽动内部排外情绪。压力之下，德国政府已一改原先“欢迎文化”，迅速出台措施加大力度、加速遣返非法移民。如果新一波难民危机到来，将在加剧欧洲政坛碎片化、给欧洲社会带来重负的同时，助推极右翼势力发展。
二是“反犹”“恐伊”威胁社会安全。冲突爆发以来，欧洲社会再遭恐怖袭击威胁。一名教师在法国被刺伤，三人在比利时被枪杀，犹太教堂遭受攻击，公共场所多次因炸弹威胁而紧急关闭，犹太社区与伊斯兰社区对立加剧，各地频繁举行大规模集会。未来，巴以冲突或成恐怖主义催化剂，同时煽动“反犹”和“恐伊”情绪，撕裂欧洲，威胁社会安全。
三是牵制欧盟援乌抗俄。米歇尔指出，在俄乌冲突的关键时刻，巴以冲突“将对欧洲和整个世界构成危险”。目前，欧盟已尽其所能，向乌克兰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财政、人道主义和军事援助，如果巴以冲突长期化，必将牵制欧洲对乌援助。
四是疏远南方伙伴。为了对冲中俄影响力，欧盟近年来通过“全球门户”等多边战略积极争取全球南方国家，并希望与南方国家在俄乌冲突立场上取得一致。然而，欧盟对以色列的声援破坏了南方国家的信任，难逃“双重标准”批评。
近年来，欧盟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大不如前，根本原因在于欧盟战略自主性“缩水”。未来，若欧盟内部无法弥合分歧、加强合作，切实根据自身利益积极应对，终将难逃在全球事务中被边缘化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