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林霖
科举考试,是古代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必经之路。为了可以在科举中取得优异成绩,古代学子们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认真苦读知识点、押考题,这些现代人常用的方式,古代人也运用得炉火纯青。
除了在学校进行系统学习,早年间,部分现代学子还会选择在课外“开小灶”,参加补习班。实际上,在我国古代,也存在不少“考前辅导班”。
南宋学者吕祖谦创建的丽泽书院,就是一所“名牌辅导班”。书院位于婺州(今浙江金华)。吕祖谦不仅是当时的理学家、文学家,还是进士出身,在朝为官多年。他会邀请朱熹、张栻等着名大家来讲学,书院师资力量强大,吸引了天下学子前来学习。
丽泽书院受追捧的最重要原因,是书院教习的内容,基本上是应对科举考试的技巧。为了提升“升学率”,吕祖谦根据当时学生的总体特点、社会实际情况和科考内容,以《左传》为基础,整理编写了一本《左氏博议》作为书院的讲义。吕氏一族本是山东东莱的名门望族,人们称吕祖谦为“小东莱先生”,他的教材被称为《东莱博议》,又因为教材是黄色封皮,因此又被叫作“黄册子”。
黄册子问世以后,吕祖谦毫不避讳地说:“《左氏博议》者,为诸生课试之作也。”这本教材,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帮助学生们应试的,里面不仅有考试提纲,还收录了历年科举考试的真题和优质答卷,以供考生学习、揣摩。考生通过学习黄册子,应试水平有了显着提升。这本教材一时畅销无比,其他书院也将其选为读本和教材。同时,它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论,南宋末年的大臣刘黻就曾写诗讽刺道:“区区黄册子,所事惟夺魁。”
另外,古代的书院为了提升“中举率”,每到科举的年份,便会大规模扩招,想方设法吸引优质生源。比如,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湖南巡抚丁思孔将优秀的生童集中到岳麓书院教授科举之学,而且“月辄一试,糊名而进”,每月都进行模拟考试。各地士子听说后,纷至沓来:“远方学者闻风向往,虽远在江南闽浙,亦不惮重茧而至。”
明清时期,书院常常按照考试成绩将学生分为三等,成绩最好的一等叫“正课生”,这类学生不仅食宿全免,每年还有生活费补贴,他们可以获得良好的应试辅导和强化训练。在乡试年份,还有“增额正外课膏火”的规定,即无论哪等学生,都可以获得更高的生活费补贴,书院为考生们能一心一意考取功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不仅如此,有的书院还专门开设“举人班”。同样在明清时期,举人通过了乡试,所以没有专门的学习场所,但举人还需要参加会试和殿试,因此,部分书院为了满足举人的应试需求,会专门招收他们入院学习,为他们提供参加会试前的应试辅导教学。譬如,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盐政阿克当阿便在扬州梅花书院招收举人,开了清代书院招收举人的先河。根据《明清进士位名录》的统计,在“举人班”开设的第二年,梅花书院便一次性考出了四名进士,其中洪莹更是一举夺得状元。一时间,梅花书院声名远扬,成为晚清的着名学府。
唐朝诗人白居易参加科举考试前,备考十分认真。他在做历年科举考试真题时,会把出题人意图、应答重点、得分技巧都总结出来,并认真做好笔记。和他一同参考的学子,发现他的笔记很适合用来“临时抱佛脚”,便纷纷向他借阅。
当时的白居易囊中羞涩,见自己的笔记大受欢迎,便灵机一动,将笔记找人刻印编撰成册,然后叫价售卖。没想到,还真的在考前靠着自己的笔记,赚到了“第一桶金”。
参考“学霸”笔记只是古代学子备考的方法之一,购买应试教材、进行考前押题,也是他们常用的方法。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大部分读书人考试的目的性更加明确,许多考生不再专注于钻研经书大义,而是开始揣摩时文答题技巧。所谓“时文”,即科举时代的应试文章。加上当时出版业得到长足发展,从明代开始,科举教材就成了一门生意,一大批以考试为导向的教材涌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京华日抄》。这是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杭州通判沈澄所刻的一部时文集,相当于现代高考优秀作文选集。此书一面世,深受人们欢迎,同类书籍也随之大量出现。
对于古代学子而言,学习笔记、科举教辅都是平时学习的补充。科举考试中,除了考验学识,还考验学子的身体。
科举考试时,贡院会给每个学子准备一间狭小房间,称为“号舍”。考试期间的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解决。小便还能在号舍中就地解决,大便可就成了棘手的问题。古人认为,在考试中大便,是对圣贤的大不敬。如果在考试过程中,实在憋不住想要上厕所,监考官便会带着考生去厕所。之后,监考官会在考生的试卷上留下一个特殊的记号,俗称“屎戳子”。有了这个记号,无论试卷答得多好,都会被阅卷官“自动忽略”。为了避免苦读十几年的努力因为上厕所而付诸东流,这些学子们,除了要多练真题,还得练习憋屎憋尿,挑战身体极限。
考试期间,除了不能随意上厕所以外,吃饭也是一个大问题。科举考试一般需要考九天,这期间考生不得离开贡院,但是贡院不解决伙食,因此,考生需自带食物。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便提到出身富裕的考生,可以提前购买月饼、蜜橙糕、莲米、圆眼肉、人参、酱瓜、板鸭等美食,还有“阿魏”等助消化的中药;出身贫穷的考生,因为囊中羞涩,一般是带够几天的干粮用以充饥,或是略备粮米蔬菜,在考试间隙自己做饭。
贡院本身的环境也比较恶劣,明清时期的科举通常在酷暑时节举行,参加考试的学子随身所带的饮用水只够喝一天,后面两天只能喝贡院井水。但是贡院水井三年启用一次,也不会及时清理,水质堪忧,加上高温天气,食物容易变质,经常有考生在贡院突发疾病身亡。譬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福建的一场乡试中,头场就有四位考生病死贡院,第二场又有三人因病魂断考场。
在儒学中,孔子为万世师表,古代的学子自幼奉其为神。每当科举开考前,官方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孔”活动,考生与监考官们都要前去祭拜孔子。对于考生来说,考试前拜孔子,是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考试中能够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对于监考官而言,他们则祈盼科举考试能够平安举行,顺利为国选拔出人才。
除了祭拜孔子,我国古代的文运神有“五文昌”之说,即道教奉祀的五位神明:文昌帝君、文衡帝君(关帝)、纯阳帝君(吕洞宾)、魁星、朱衣神。古人认为,文昌星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所以,文昌帝君在中国民间和道教中,是尊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关公深明春秋义理,为人公正,处事严明,所以主管着读书士子的道德品行、录取排名。魁星,俗称文曲星,本名“奎星”,原为古代天文记载的二十八星宿中的西方白虎宫七宿之首。由于在科举考试之中,第一名也被称为“魁”,所以,魁星也被士人供奉,以祈功名。在古代,许多地方都建有“魁星楼”,寓意学子“夺魁”。
纯阳帝君吕洞宾又称孚佑帝君,他出身士人,后来修道飞升。民间传说中,吕洞宾曾经以黄粱梦点醒赶赴科举的卢生,成为我国古代传说中的“考神”之一。除了吕洞宾,宋代赵令畤的《侯靖录》记载了这样的传说:欧阳修做主考官时,每次阅卷就会感觉身后站着一个穿着红衣服的人,那人不时点头,凡是他点了头的卷子,必定合格。后来,欧阳修感慨道:“文章自古无凭据,唯愿朱衣暗点头。”从此,朱衣神也成了学子们信奉的“考神”。
除了拜“考神”,吃些吉利的饮食讨个好彩头也很有必要。我国古代流传下来许多带有“吉利”色彩的食物,比如浙江的着名特产状元糕,以其外形酷似古代新科状元戴的帽子而得名。广东的猪杂粥,也有个气派的称谓——状元及第粥,这碗粥里,还有着一则故事。相传明代岭南才子伦文叙幼时家贫,以卖菜为生。一粥铺店主怜其年幼,便每日到伦文叙家买一担菜,并要他送到粥铺。每当伦文叙到粥铺时,店主便用剩余食材生滚白粥,免费请伦文叙吃。后来,伦文叙高中状元,衣锦还乡时特地前往感谢店主,店主又为其做了一碗猪杂粥,于是,猪杂粥就成了“状元及第粥”。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不同地区的考前食俗亦有不同,但目的都是相同的:为科举讨个好彩头,祝愿考生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能够考运上佳、一举中第。
(编辑 陈致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