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阿祥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也是一部酒的发展史、酒的文化史。
在中华传统文化观念中，酒可养老，如《诗经·豳风》：“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酒可治病，如《汉书·食货志》：“酒，百药之长”；酒可壮胆，如俗语“酒壮怂人胆”“酒壮英雄胆”；酒以成礼，如《世说新语·言语》：“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酒以成欢，如白居易《琵琶行》：“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酒以解忧，如曹操《短歌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相对言之，文人名士与酒更有缘分，酒也因此从日常生活的饮品升华为精神文化的象征。从竹林七贤开始，酒与名士结下难解之缘。
竹林七贤，即以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位为代表的一派名士。当曹魏正始、嘉平之间，他们经常相聚于竹林之下，相聚后的主要事情就是清谈喝酒，除了嵇康以外的六位也都非常能喝。其实能喝酒、酒量大，与是不是名士没有必然关系，那幺竹林名士是如何喝酒的呢？
以刘伶为例，《世说新语》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伶反击讥笑他的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屋室是我的裤子，你们诸位干嘛钻到我的裤子里来呀？《世说新语》又记载：“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这是说，夫人劝他戒酒，刘伶要夫人准备酒肉，他要敬祝鬼神，发誓戒酒，刘伶发的誓言却是“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就又喝酒吃肉，酩酊大醉。
再如阮籍，《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戎）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这叫我行我素，风流而不下流；至于阮籍的侄子阮咸，他与酒友们以大瓮盛酒，围坐畅饮，有时酒香引来群猪争饮，阮咸也不在乎。诸如此类的喝酒，才当得上名士吧。
问题在于，竹林名士为何如此喝酒乃至醉酒？竹林名士的肆意畅饮，看似是为了追求生命的密度，是为了享乐，其实他们喝的大多是闷酒、苦酒、含泪带血的酒。当时，司马师、司马昭阴谋篡窃之势已成，并且残酷地剪除异己，于是竹林名士借酒浇愁、借酒远祸、借酒装糊涂，毕竟喝酒有助于进入物我两忘的自然境界，酒后说错话、做错事可以有回旋的余地，久醉不醒也是逃避政治斗争、远离人事纠纷的有效手段。
比如阮籍曾经沉醉六十天不醒，借以拒绝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的求婚；刘伶常常乘着鹿车，边走边喝，并对拿着铁锹的随从说：“若是我喝死了，你就掘地埋我。”这样的喝酒，是不是一种巨大的、深刻的乃至绝望的悲哀？这就是乱世的醉酒之旨吧。
在竹林七贤之后，酒与名士结下了难解难分之缘，如东晋名士王恭的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也就是说，名士的外在表现是，无所事事，酣畅饮酒，又“吾将上下而求索”地清谈着人生的困惑、生死与说不清道不明的玄妙追求，比如治世的兰亭修禊、曲水流觞，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