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
自战国秦汉农牧分界线形成以后,游牧族群与农耕社会的关系历来是传统中国政治的主轴。
吕思勉先生认为,东汉魏晋南北朝与唐宋这两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轨迹具有相似性:东汉时入居山西的匈奴、羯人拉开十六国序幕;唐代入居山西的沙陀人建立五代时期的三个王朝。羌乱是东汉一代的治理难题,十六国时期氐、羌立国,一度有一统之势;吐蕃、吐谷浑、党项的崛起,亦给唐宋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源出东北的拓跋鲜卑建立北朝,与南朝对峙;同出东北的契丹也建立了王朝,与北宋对峙。可以说,游牧族群的历史活动占据了半部中国史。
游牧族群建立政权主要在山西、西北与东北这三大地理板块,处于司马迁所绘农牧分界线与长城边塞之间。按《史记·货殖列传》所述,“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龙门-碣石”一线是战国秦汉的农牧经济交界线,但非农牧族群的分界线。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农牧族群的分界线北移至阴山。此后,西汉与匈奴围绕着河套地区、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进行了反复争夺,农牧族群分界线大抵被稳定在长城边塞。随着农耕人群大规模移民“龙门-碣石”一线至长城边塞的地区,该地区由游牧畜牧经济区转变为农牧混合经济区。
农业经济、农耕人群在宜农宜牧区所占的比重,以及秦汉王朝在这一地区长达四百多年的治理实践,决定了占据这一地区的游牧族群政权选择沿袭秦汉旧制,这是在衡量治理成本与政治收益后得出的优化方案。就山西板块(河东地区)而言,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建立的汉国是第一个称帝的游牧族群政权。尽管汉国采用了胡汉分治、胡胡分治的统治方式,但在政治体制上却采纳了官僚君主制、郡县制、编户齐民制等传统体制,且在法统上以汉朝宗室自居,以“汉”为国号,在宗庙中祭祀西汉的汉高祖、东汉的光武帝以及蜀汉后主,并尊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汉国体制为后继者前赵与旁出者后赵所继承,成为十六国的制度传统。此后,北魏以山西地区为核心统治区,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战争也围绕着争夺河东的统治权而展开。唐末沙陀势力也崛起于此。与十六国时期汉国的策略相同,晋王李克用在朱温建梁后仍然尊奉唐昭宗年号。李存勖继立后,结束了延绵百余年的河北三镇跋扈之局,即皇帝位,沿用大唐国号,攻灭后梁。从法统来看,后唐否定后梁,接续唐朝,开启后晋、后汉、后周、北宋的传承脉络,在唐宋之际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自张骞通西域、汉武帝设河西四郡之后,西北族群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除了农耕人群自东向西迁徙以外,羌人、氐人等宜农宜牧人群自西向东迁徙。至西晋时,关中人口半数为氐、羌。蒙古高原的游牧族群,如匈奴、鲜卑,也进入河西地区、河湟谷地、陇西及泾水上游的岭北地区。十六国时期的西北族群仍采用官僚君主制、郡县制来建构政权,这是由该地区的多族群分布格局决定的,汉魏晋体制为多族群政治体提供了制度样板。
唐朝时,吐蕃虽崛起于青藏高原,但其发展态势为出河湟、分进河西、关陇,是影响唐朝国策的重要地缘环境。中唐以后,吐蕃直接统治河西地区。
与西北相比,东北的自然环境更加有利于农业,农业潜力巨大。尽管碣石至汉长城的距离很近,但这片区域中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诸郡,却成为东北族群转进塞内的枢纽。他们在这里熟悉农耕人群与农业社会,在政治组织上完成向官僚君主制及郡县制的转化。西晋瓦解后,占据这片区域的宇文氏、段氏、慕容氏均以郡县制为基本统治架构。更为重要的是,汉长城以北更广大的区域,即今日中国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北地区,受到农耕文明的影响,也渐次演化为渔猎、游牧、农耕的混合经济形态。
较之于其他地区,崛起于塞外东北地区的政权大多有王朝化的历程。吕思勉先生将辽、金、元、清的兴起视作中国文明的发展壮大。源起东北的政权之所以能建立王朝体制,与其混合经济形态有关。尤其是农业化,不仅成为东北政权向王朝转化的重要经济基础,而且随着东北王朝入主中原,为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提供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农耕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