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
张骞通西域后,途经西域至长城边塞来汉朝的使者,沿途受到汉朝机构的照顾。西域与汉朝之间的往来,由汉朝提供交往条件。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遣使朝贡则由边郡负责。位于朝鲜半岛上的乐浪、带方郡,代表朝廷接受各族的朝谒,也负有将求诣天子的朝献使者送至京都的职责。
接待并护佑使者的制度,为西域商贾所利用,以降低其商贸成本。汉成帝时杜钦分析西域罽(jì)宾遣使的情况,他说罽宾使者实为商贾,他们之所以乐意向汉朝朝贡,是因为汉朝的“遣使送客”制度为其承担了交通运输成本并保证人货安全。
尽管,为治内与治外的交流提供交往条件会给王朝财政带来负担,但却为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形态的族群搭建了交流平台,建立了公共秩序,这对于缺乏铁器、布帛、粮食、手工业品生产能力的游牧族群尤其重要。
北方游牧社会需要从农耕区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在交往不畅的情况下,游牧族群会以劫掠农业地区的方式获得物资,或者以占领宜农宜牧区来强迫中原王朝岁贡、开榷场。为多边交往提供条件,建立起协商机制,其实是成本最小的办法,无论对于哪一方,都是最有利的选择。正因如此,魏晋以后的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沿袭了汉朝的处理方式。在这一体制下,边塞诸镇在大部分时间里所承担的是通关往来的管理工作。由此,传统国家体制以农业地区为基本面,依托牧业地区对农业地区的经济与社会依赖,建立了涵盖农牧关系的治理体系。
需要看到的是,这一治理体系的地理基础是农业地区与牧业地区之间的地域邻接性,而与传统中国相交往的还有海外地区。唐宋以后,中国与海外的联系日趋密切,如何将这种关系纳入既存体制之内成为新的治理问题。
明朝前期的治理思路是通过官方的航海活动,将海外的非邻接地区与王朝连结在一起。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1405年—1433年),郑和率领水军七下西洋,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得以与明朝建立官方联系。明朝舰队相当于流动的长城边镇,舰队到达时,非邻接地区便与明朝进行领土连结。非邻接地区通过明朝舰队的“朝贡”“互市”,性质上与邻接地区经由明朝边镇的“朝贡”“互市”类似。与陆地的情况一样,朝贡的海外诸国国王及使者,由明朝负责护送至京师。郑和舰队正承担着这样的任务。
明朝官方的航海活动起着流动边境的作用,舰队在功能上等同于长城及其边军。对于非邻接地区而言,明朝舰队的到来,类似于边境的季节性出现。通过航海活动,明朝将非邻接地区变为邻接地区,将原本处理邻接地区的体制用于这些非邻接地区。这是在既有体制之下,通过交通方式的变革来改变地理条件,充分利用体制容量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这一方略的成功建立在传统中国体制容量的基础上。
然而,将邻接性地区的治理模式用于非邻接性地区,需要付出较高的交通成本,这成为官方大规模航海活动最为人诟病之处。明朝中叶以后放弃了成建制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意味着治理架构的大幅调整。不仅非邻接地区的治理被放弃,郑和下西洋所构建的海域治理权也被放弃,边境线大幅退缩至近海。与此同时,西欧殖民者却沿着郑和下西洋的航线,逆向从西洋往东洋扩张,接收了明朝的治理遗产。
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将全球殖民体系扩张至中国东南沿海,无论明朝是以严守官方贸易的方式来管控海疆,还是通过以夷制夷的方式进行防卫,都只是策略层面的自卫,而缺乏整体性的体制构想,因而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可以说,鸦片战争前两百年,中国便陷入对西欧殖民者的反侵略斗争之中,但不能据此否定传统体制的有效性。传统中国的体制生命力,仍然是今天值得重视的制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