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蔷蔷

近年来，较多幼儿园教师面临着越来越高控的活动安排、越来越少的自主时间以及越来越严重的职业倦怠，行政部门的无效介入可能是原因之一。幼儿园是从事与保育教育有关活动的组织，行政部门负责监督、评估和指导幼儿园的保教工作，主要采用高度统一、上令下达的刚性制度保障政策的执行力度，但行政任务往往因为时间紧、内容杂，容易打乱幼儿园原本的工作计划。园长处于行政部门与教师之间的“夹心层” ，往往难以调节和平衡两者的要求与需要，面临着“上级律令要重视、各种检查要应对、无数会议要出席、繁多评比要参加、教师内讧要调和、家长投诉要处理、幼儿发展要支持”的多方重压。

从本质上来看，幼儿园除了具有科层制特性，更主要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专业组织，需要依靠民主平等的柔性管理来更好地激发和维持教职工的内驱力。行政部门应增强管理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减少对幼儿园日常活动的过度干涉，通过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教育资源助力园长减负提质。

勤做加法：回归本质加强管理专业性

幼儿作为保教活动的对象，理应是一切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在现实中时常被视为最不起眼的、最可以忽视的存在，正如一位园长所说，“唯一能偷工减料的就是孩子”。各级各类政策文本虽然都强调“以儿童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但在落实过程中由于过分依赖强制问责、惩罚批判的方式，使得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偏差，幼儿由“目的”变成了“工具”。如为落实《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某地强制要求教师对集体学唱歌活动后的幼儿表征进行一对一倾听并留痕，没有理解政策本意是提倡教师基于幼儿对自己经历过的游戏、阅读等活动的表达表征进行倾听与记录。如果要求幼儿对高控性的集体活动进行表征，就容易出现幼儿不想说、不会说、懒得画的情况，最后就会异化为幼儿为了完成教师的任务而表达表征、教师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而倾听记录。这样完全违背政策初衷的规定不仅没有提升保教质量，还增加了教师和幼儿的负担。

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和严谨性。从本质上来说，教育治理实施过程是教育领域行政性与专业性的角力过程，如果行政部门对学前教育规律不了解还以权威姿态对幼儿园进行介入和指导，只会让园长和教师感到无所适从。行政部门应回归育人本质，加强管理的专业性，突破单一权力中心对科层体系中组织和个人的指令化控制，凸显以专业对话、互动和协同为特征的教育治理方式，聆听园长和教师的需求与意见，在专业上支持他们做想做、能做和该做的事情，避免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到不着边际的形式主义工作中。

乐做减法，适度放权赋予园长自主性

行政部门常常希望通过评优评先、培训赛课、课题研究等活动激励园所提高保教质量，结果却可能并不如人意。例如某地为提高园长和教师的研究水平，鼓励幼儿园开展各级各类课题研究，幼儿园将做课题作为政绩工程，教师将参与课题作为评职称、优干的工具和途径，费尽心思申报的“高大上”课题往往脱离实践需要，与幼儿发展关系不大，还占用了宝贵的保教时间。再如某地教委频繁下文要求幼儿园进行形式创新、内容丰富的安全培训活动。园长感到为难：“教师带班已经非常疲惫，只剩中午时间用来思考放松，但被各种各样的会议填满，还要想破脑袋创新会议形式。”这种现象与幼儿园教育多层级的“委托—代理”链紧密相关。第一层级的委托人是以幼儿和家长为主的人民群众，他们将接受教育的需求委托给国家政府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由于行政部门不能直接生产教育服务，所以委托学前机构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而机构又委托园长和教职工等进行教育。在层次繁多的关系链下，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之间距离拉大，导致简单问题容易被复杂化。客观地说，行政部门事无巨细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幼儿园工作的规范运行，但管得过严、统得过死只会导致幼儿园在“认认真真走个形式，扎扎实实做表面功夫”的过程中逐步失去主动性和积极性。

作为中间层级的行政部门应适当退出代理链，从“全能型政府”的框架中走出来，通过“适当放权”退出不该管、不会管、管不好的职能领域，充分赋予园所自主管理权。当然，园长必须做到爱孩子、懂教师、会教育，否则简政放权后的教育管理又会陷入低效盘旋的境地。县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把园长领导力摆在重要位置，通过园长队伍建设机制激发幼儿园的内部活力。

善做乘法，数据赋能助力决策科学化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提出，“强化数据赋能，提升教书育人效力”。数字化赋能教育管理服务转型升级，是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重要任务。传统教育决策一般依赖部分抽样或个案试点的调查结果，很难辨别不同地区或群体之间的差异化需求而导致“一刀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23年《数字化时代赋予儿童权利》报告中提出：“建立健全幼儿保教数据系统能够为政策分析和评估提供有力信息，特别是将幼儿教育、卫生保健、社会服务等各部门的数据结合起来，能够为行政部门利用数据制定保教规划布局、人员配置、资源分配等政策提供有利信息。”大数据让教育治理精细化成为可能，通过适当的智能分析软件和数据挖掘技术，能够帮助行政部门多维度地记录教育过程数据，及时反馈政策执行效果，对潜在性问题进行预测与提前规避，从而改变“拍脑袋”和“凭经验”的做法。

各地行政部门可逐步建设基于大数据的学前教育决策支撑体系，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教育管理系统、教育资源平台融通共享，实现各系统间的数据联通，有效支持学前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监管监测、分析评价等。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区域高品质学前教育供给体系，尝试开展大数据支撑下的幼儿园与教师评价改革，助力政府部门提供更具科学性、合理性、个性化的学前教育服务。

敢做除法：以评促建消除督导形式化

幼儿园高度重视迎检工作，因为督导评估一般与分级定类、惩罚奖补等高利害结果相联系。迎检负担的主要来源是条块分割体制下的部门利益冲突，工作任务在同级政府层面缺乏整合，而幼儿园整合教育工作后，在迎接不同部门的评估检查时，仍需要依据不同部门要求多头分解，进行文本资料的准备和展示。正如一位园长所说：“‘婆婆太多，各部门都能来指点几句，还不能怠慢了。”某地迎检督导培训会议要求各幼儿园做好“四个一”准备，即一条能扬长避短的参观路线、一套能充分展示办园特色的解说词、一系列图文并茂的宣传资料、一组能相互补位的解说接待人员。同时还要求区县层面做好评比拉练，通过模拟彩排、交流展示，倒逼幼儿园完善迎检准备、积累迎检经验、提高迎检质量。这种“做给别人看”的要求容易使幼儿园在接受督导时处于紧张而戒备的心态，习惯于用“虚痕”“假痕”来应付检查，使评估丧失意义。

有园长提出：“如果上面在检查时关注的是师幼互动，而不是看墙面环境，我就不会让教师加班美化环境。希望督导可以进行长期、有针对性的指导，而不是走马观花评个分。”针对目前各级各类督导评估面临着功能偏离幼儿发展、管办评未能科学分离等问题，建议督导部门适当给园长和教师“松绑”，减少评价指标和要求，不用单一模式或标准去评定不同的幼儿园，将评估重点从过去给幼儿园贴标签转到为改进保教实践提供支持。同时外部评估要切实指导幼儿园的自我评估，引导幼儿园将自评作为提升保教质量和教师专业能力的常态化手段，通过对自身实践的持续反思切实转变保教观念和行为，实现保教质量的有效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