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维为
长期以来海外的中国研究大致形成了两个传统：其中一个是“汉学”传统，侧重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史学、哲学乃至科技等的研究；另一个是当代中国研究，又称“中国学”，主要聚焦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的研究。
受西方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影响，当代中国研究及其衍生出来的中国叙事往往偏见较多，但也不乏较为客观的研究。从美国的“中国学奠基人”费正清到研究中国革命的裴宜理等都是西方中国学的佼佼者。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中国学在许多非西方国家也发展起来，甚至成为显学。
中国国内学者对于海外中国研究的研究也日益增多，这样的研究又被称为“世界中国学”“国际中国学”“海外中国学”等，也常简称为“中国学”。
无疑，中国的崛起早已超越了西方主流理论的诠释能力。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加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缺陷，使西方的许多中国学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存有许多误读误判。这些研究的底层逻辑往往深受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民主模式、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影响，如熊彼特的“民主等于选举”、蒂利的“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等。
当然，随着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西方中国学研究推导出的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已纷纷破产，这一切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西方主流中国叙事的偏颇。
然而，西方的中国叙事体系迄今依然影响着外部世界的多数精英，包括我们国内的不少学者和干部，使他们自信不起来，这可以说是造成“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等问题的主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回到中国”的意义十分重大，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我们需要“去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学，需要形成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目前国内中国学研究状况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海外汉学和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虽然成绩斐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国主体意识不足，不少研究者对西方中国学仍有仰视心态；另一类是针对外国留学生的中外文教育项目，聚焦中文学习或中国历史文化的介绍等，虽然成绩显着，但缺少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的原创研究，已远远满足不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知识的巨大需求。
纵观世界，“美国学”在美国就是美国人主导的美国研究学科，“俄罗斯学”在俄罗斯就是俄罗斯人主导的俄罗斯研究，但在中国，“中国学”迄今为止主要还是指海外中国研究，或中国学者对这些研究的再研究，或针对外国留学生的一般教学课程。这本身也反映了我们学界仍缺乏中国自信和学术自信，这种局面的变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强调了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性，为中国学学科发展提供了直接指导。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提出要解决“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问题，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要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国际传播。从学术角度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形成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学。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呼吁“中国学回到中国”“以中国观中国”“以中国观世界”。
我们借此机会呼吁国家有关部门考虑：在新设立的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中国学一级学科建制，并以高度的中国自信和学术自信，走创新之路和多学科交叉之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研究与传播结合起来，全面做到“有理说得清”“说了传得开”。同时还要以中国人的眼光观世界，以中国学研究为基础和参照，把西方、把整个外部世界也说清楚。
中国学可以这样定义：广义上，中国学主要指立足历史、着眼当代、面向世界的中国总体研究；狭义上，它主要指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总体研究，特别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总体研究，它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特别是政治学、哲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传播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
这样的中国学呼唤中国主体意识、国际比较意识、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话语意识。它要直面西方话语对当代中国的全面围剿，为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奠定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为培养中国学研究和传播的高水平人才，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作出贡献。
某种意义上，我自己的学术经历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缩影。我从西方老是误判中国出发开始质疑西方的主流理论，然后从梳理改革开放经验开始，进入中国模式研究，再切入中国理念与中国文化研究，最后进入中华文明的研究，最终于2010年提出“文明型国家”命题和理论框架。
“文明型国家”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而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使之与众不同。这使中国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模式的超越。比方说，文明型国家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西方“民主还是专制”范式，“民心”和“民意”结合的模式超越西方仅依靠“民意”的模式，“整体利益党”模式超越西方“部分利益党”模式，“选拔+选举”模式超越西方单依靠选举的模式，“混合经济”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自由与自律平衡的价值观比西方自由绝对化的价值观更具现代性。
“文明型国家”叙事现已成为国际主流话语之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不同文明的百花园，文明互鉴是唯一的人间正道，而文明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总体叙事及国际比较叙事，经得起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相比之下，西方文明唯我独尊衍生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历史终结论”等叙事，既解释不了中国，也解释不了西方自己，只能被人类历史发展大潮所淹没。其实，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它有自己的问题，还在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它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而胜出。
我们还把中国本身作为方法和参照，观察西方和整个外部世界，对西方话语的解构从解构GDP等指标体系开始，我们很早就判断世界进入了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觉醒年代。
我们还以中国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对中国和世界发生的许多大事作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判断，如“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民粹主义将毁掉美国的未来，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基因缺陷决定其一路走衰的命运，美国将彻底输掉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等。
实践证明，我们中国学人的中国学研究可以影响乃至引领海外的中国学研究，西方话语可以随意“忽悠”中国人的时代已经终结。实践还证明，通过原创的中国学研究，我们可以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最终全面地、彻底地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