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姚俊
1920年的一天夜里，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久未修葺的柴屋内，一个年轻人正埋首译书。母亲爱子心切，特意端来粽子和红糖。走到屋外，她还特意问红糖够不够，青年应声答道：“够甜，够甜的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儿子的嘴里满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也没动。原来，他竟是蘸着墨汁吃掉粽子的！
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中共早期活动家、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着名语言学家、教育家陈望道，他当时正致力于将《共产党宣言》通篇译成中文。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面世。在它印行300多天后，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这则故事，并意味深长地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是什幺让青年陈望道吃了墨汁却浑然不觉，还说很甜呢？不妨一同重温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那段峥嵘往事。
▲ 油画，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 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印刷版）
重任在肩当仁不让
1920年2月初，因“一师风潮”而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愤然离职不久的陈望道，接到了上海《民国日报》社经理兼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来信。陈望道不仅常为《民国日报》撰稿，且与邵力子有同乡之谊，两人交情莫逆。好友来函，自然欣喜。邵力子在信中称，《星期评论》周刊主编戴季陶欲请陈望道为该刊翻译《共产党宣言》。
对于《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并不陌生。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中的只言片语就通过《万国公报》《民报》等报刊传入中国。“五四”前后，《每周评论》《国民》等进步期刊均对《共产党宣言》进行过零星片段式地摘译，陈望道亦曾读过。只可惜，《共产党宣言》的通篇译文一直阙如。
戴季陶极为推崇马恩，曾从日本带回一本由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打算据此将它译成中文，最终因翻译难度太高而作罢。整天忙于编务的戴季陶自觉难以胜任，“不如邀人翻译，并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一日，戴季陶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邵力子。
“可是何君能堪此大任呢？”戴季陶叹了叹气，把《共产党宣言》翻译的难度向邵力子言说，认为译者须兼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思索片刻后，邵力子笑称：“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邵力子此言不虚。陈望道留日时，结识了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阅读过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着作。况且，陈的国文素养非常了得，单凭他往日刊在《民国日报》上的文章便能窥知一二。商定之后，邵力子立刻修书一封给陈望道。
《星期评论》因介绍、研究国内外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和其他新思潮，与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齐名，被时人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星期评论》的邀约让陈望道既意外又兴奋。“一师风潮”发生后，他在不断地反思中获得感悟：对待任何事物，不能简单凭借“新”与“旧”来加以肯定或否定，应当有更高的判别准绳，那便是马克思主义。陈望道认为这是很好的机会，若译出《共产党宣言》，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大有裨益。打定主意后，陈望道赶忙提笔给邵力子复信。不多时，对方向他提供了戴季陶自购的那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底本。
误把墨汁当红糖吃
译书需要一个清静的地方，陈望道想到了自己的故乡——义乌分水塘村。因村中有口水塘，池水分为两系，分别流向义乌和浦江，故名“分水塘”，村子也由此得名。
陈望道生于斯长于斯，直至外出求学，方才离开这个坐落在大峰山脚下的小村落。那里“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远离尘嚣，犹如世外桃源一般，是译书的绝佳去处。
▲ 浙江省义乌市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 （图片来源：新京报）
▲ 上海市杨浦区国福路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图片来源：求是网）
1920年2月中旬，陈望道带着妻儿回到了分水塘村。临近春节，村里家家户户忙着准备年货，陈家亦然，可里里外外唯独不见陈望道的身影。
陈望道独自待在距离陈宅五六十米开外的一间柴屋里。幼时，陈望道就跟随父母居住在这里。1909年，陈家新居建成后，老宅便被用于堆放柴火，平日少有人前往。陈望道一眼就相中了这破旧却安静的老宅，带着几样简单的生活物件和文具，便在这里“安营扎寨”，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柴房里既没桌子又无床，陈望道把一块铺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工作时，把一应所需摊在铺板上，倒也施展得开。累了就往板上一躺，权作卧榻。
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山里更添几分寒意。深夜，刺骨的朔风从四壁和窗户的缝隙里钻进屋内，陈望道那只握笔的手时常被冻得不听使唤。家里虽不缺“汤婆子”和脚炉，但他觉得太暖和反倒令人分神。实在冷得吃不消了，陈望道就起身跺跺脚、搓搓手，稍觉回暖，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译书。
陈望道对翻译工作相当严谨，为使译文符合原意，他不时翻阅《日汉词典》《英汉词典》，一丝不苟。因为专注于翻译工作，一日三餐和茶水都是由母亲送入柴房。眼见儿子食不甘味、夜不安寝，人都瘦了一圈，母亲心疼不已。一日，她特地包了几个糯米粽子，外加一碟暖胃的红糖，送来给他吃。“粽子是刚出锅的，蘸蘸红糖，趁热吃。”母亲搁下吃食叮嘱道。陈望道应了一声，却还在低头写字。为了不打扰儿子，母亲转身离去。但她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在屋外站了片刻，然后关切地问儿子，是否还要添些红糖。“够了，够甜的了。”陈望道回答。
后来，母亲进屋收拾碗碟，见到儿子嘴唇周围乌黑一片，大吃一惊，再看看紧挨着那碟红糖的一方砚台，她明白了一切，不由得笑出声来。原来，陈望道太过专心，竟错把墨汁当红糖蘸着吃了。陈望道一开始还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母亲这才道出其中的“奥妙”，陈望道听了之后，抹着嘴巴，也笑了起来。
转眼已近谷雨时节。《共产党宣言》全篇译文不足两万字，但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他小心翼翼地把近两个月字斟句酌换来的译稿装入纸袋里，然后将译稿带到上海，交给陈独秀等人校对。
“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由于《星期评论》停刊，《共产党宣言》译稿的出版费了一番周折。好在得到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的支持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资助，几经波折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终于在1920年8月付梓，共印1000册。
首译本比现今的小32开还略小，封面印着红底的马克思半身坐像，画像上方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着，陈望道译”等字样。翻开小册子，内页是用5号铅字竖版直排，无扉页及序言，亦不设目录，风格简洁。稍有缺憾的是，书名错印，文中也有20余处讹字。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推出后，迅速在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掀起阅读热潮，很快便售罄。9月，在勘误之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印行了第二版，封面的马克思坐像底色改为蓝色。第二版同样热销，以致许多读者致信《新青年》《民国日报》，询问购书事宜。
或许陈望道未曾料到，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会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一大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在它的熏陶下，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
1921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在该社的首批出版书目中，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赫然列于前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州平民书社、上海书店等纷纷重印此书，单是平民书社一家就重印达10次。至1926年5月，该书已相继印行17版，再版的速度远超同时代的任何一本图书。
当年，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众多拥趸中的一员。1936年7月，他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袒露了自己思想成长的心路历程，“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排首位的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向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讲话时，再度谈及陈望道的译本，“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着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教育和鼓舞激励过的革命者成千上万。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遇见与会的陈望道时，握住他的手说道：“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历史事实证明，作为国内第一部完整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的早期理论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滋养下，于华夏大地上孕育出甘甜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