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凯
包袋占座、人行道上骑车、手机音量全开……以绅士风度闻名的英国人正在经历一场“失礼大流行”。
| 男女老少礼数尽失 |
我过着一种满世界飞来飞去的非常生活，比如两周前就不得不奔赴洛杉矶参加某个颁奖典礼。可是，这种生活还没有“非常”到让我赚够钱的程度，所以我只能落座于经济舱，离邻位就差那幺五厘米。起飞时，推进器的呼啸声逐渐平缓为令人心安的引擎嗡嗡声，空乘也发完了小包装饼干圈。这时，我的左邻掏出平板电脑，开始欣赏《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由巨石强森和杰森·斯坦森主演。不幸的是，他显然忘了带耳机。肉躯砸窗、无聊的哥俩耍宝、飞脚锁喉，又是接二连三的肉躯砸窗……诸如此类的噪音一刻不停地冲击着我的耳膜——11个小时的航程可没法靠这种催眠曲来安神。
我花了20分钟才鼓足勇气，同时尽力收敛起那份英式矜持，拿出自己的耳机要借给他。“不用了，谢谢，老兄。”他答道。片子继续没完没了地放着，我一面生闷气，一面想象如何在保证飞行安全的前提下，让这部平板电脑或它的主人遭一场大罪。好不容易熬到结束，没承想他又打开了《极限特工3：终极回归》，主演是范·迪塞尔和鲁比·罗丝（选角完全不合理）。这当口，我已经不在乎飞机是不是会一头栽进北大西洋了。还有更背的呢，我这一趟纯粹白跑，半个奖也没捞着。
这位乘客的行为并非个例。人类的确越来越无礼了：直愣愣地冲着别人摔门，在视频会议上毫不掩饰厌烦情绪，将自行车骑上人行道，把背包搁在火车座位上而不顾有老人站着，在剧院里吃大袋装牛排味薯片……这些都屡见不鲜了。更有甚者，我在电影院看《造梦之家》时，居然碰到有人打工作电话。鉴于本文已经快变成一篇影评了，我干脆补充一句：那通电话情节之曲折远远超出斯皮尔伯格这部轻描淡写的片子。
老一辈总是抱怨后生们丢了礼数，一如随处乱扔的薯片袋和饮料罐。事实上，无礼已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也蔓延到了老年和中年（像我这样42岁上下的）群体。新冠阴云下的三年大大加快了我们丢掉礼节的速度。既然居家隔离已经成为过去式，那就放开手脚占便宜、抢地盘，谁挡道就踹谁？
“诸多互不相关的问题同时汇聚于当今时代，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许多人觉得社会与人际关系建立的前提越来越与己无关了。”心理学家斯蒂芬·沃尔特斯如此分析。我们的自卫系统遭到了坏消息的轮番轰炸。“我们越是感到周围的社会正在崩溃，”沃尔特斯指出，“就越不情愿在个人和集体层面对社会有所投入。”
| 奇葩行为难以理喻 |
2022年底由舆观公司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英国人相信自己在他人眼里是有礼貌的，只有4%承认别人会觉得自己举止粗鲁。我不太清楚此次调查的样本大小，但我可以拍胸脯说，就这几年，那4%里面的每一个都让我给碰上了。如今的驾驶行为也是越来越糟糕。在高速公路上，借慢车道超车的人往往还要从窗口附赠五花八门的挑衅手势，其创意之丰富令我叹为观止。
去年，我还受过一个轻度“路怒”司机的气。那天我去看《瞬息全宇宙》（挺有趣，可完全没看懂——不管什幺电影，一宣布存在多重宇宙我的大脑就宕机），发现自己挤在一大串可怜的司机中间，沿着立体车库只比车身宽一毫米的混凝土螺旋下坡道行驶——我们都在搜寻传说中的空车位。好，有了！总算找到一个，我一边跟着收音机里的吉恩·西蒙斯唱《疯狂之夜》，一边倒车入位，不料我俩的歌喉被一声喇叭打断了。我回头确认了一下，车后并没有什幺人。没问题，一切安全，显然那喇叭不是冲我来的，所以我继续倒车。又是一声喇叭！这回是趴在方向盘上玩命按的那种。一辆现代车里下来了一个老得足以目击斐迪南大公遇刺的家伙，朝着我大喊那车位是“他的”。虽然他在我后面，但他指责我“耍了他”，先故意开过去一点又往回倒；他“有权”占有那个车位，否则就“要我好看”。我本该再跟他理论理论的，可当时我同伴的脸都气绿了，而且我最近读到过一则有人因争车位杀死邻居的新闻，我赶紧大度地道个歉，开走了事。
不光是开车的丢了风度。前几天，有人嫌我在人行道上走得太慢而发出不耐烦的啧啧声，还故意走下车行道再绕到我前面去。“我正等着做脊柱融合手术呢！”我冲她喊道。她知道我是因病重而走不快一定会涌起内疚感的。好吧，其实我是在三小时后才想出这句妙语的。
| 同理心转瞬即逝 |
关于如何在公众场合表现得体，每个人自有一套标准。这套标准一般不会偏离他人的预期和行为，但也不尽然。沃尔特斯称之为“社会契约”——一种“我为人人而人人为我”的默契约定。有些契约因规则明确而较易遵行，比如红灯停绿灯行。有些则要抽象一点，做得好不好全凭教养和直觉：为身后的人扶一扶门，在火车上让个座，再比如，来我这儿面试电视制作助理时不嚼口香糖。
所谓“礼仪”归根到底是以他人为优先，一旦生活变成单人游戏，这一点也就无从谈起了。雪上加霜的是，全英物价飙升，而管理供应链的又像是童谣里干什幺总晚一步的“老妈妈哈伯德”，难怪大家都要举止失态了。正如我有个朋友在超市亲眼所见，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士指着倒霉的店员厉声怒骂，因为店员宣布了一条噩耗：普鲁诺托酒庄的巴罗洛葡萄酒断货了，而且确确实实一瓶都没有“藏在后面”。这仅仅是冰山一角。顾客服务协会的报告称，2022年下半年有近半数服务人员遭到过顾客的言语辱骂，其中27%受过人身攻击。
我们这个民族向来没有特别强烈的同舟共济精神，而在疫情那段至暗时期，我们却想办法团结起来，帮助行动不便的邻居购物，按预约就诊时间载他们去医院。可现在，我们又狠狠地故态复萌——公共走道里的吐槽贴纸从没贴得这幺满过，也从来没有那幺多包裹被隔壁家拒绝代收，而退到了不知哪个犄角旮旯的仓库。
许多人在疫情期间有过惨痛经历，似乎能更深切地体会他人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可惜，这种同理心转瞬即逝，就像带帽衫和运动裤，封城一结束再穿就觉得别扭。
| 网络“义士”指手画脚 |
这个社会无礼到什幺程度，网络是一面明镜。我勉强也算个社交媒体红人，这事是福是祸还两说，反正我已经养成了自动屏蔽侮辱性言语的本事。身为社交媒体十年老用户，再有人说我创作的电视剧让他直接取消了节目订阅，或者我的某本书“像癌症一样有毒”，我基本上都能视而不见了。不过我承认，要是有人不辞劳苦地给我发反犹言论，我还是免不了心头一颤。
身为半吊子科学工作者，我很不愿意从某个孤例推导出普遍性结论。然而，我最近收到的仇恨言论之密集的确攀上了近几年的新高峰。有关“网络去抑制效应”这一概念——即人躲在电脑屏幕后会丧失自我约束——已有大量研究。实话实说，自从社交媒体公司炒掉了大部分仇恨言论审查人员，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裁员仅几周，反犹言论的增幅就高达61%。而《网络安全法案》的酝酿过程比拍一部《阿凡达：水之道》（绝对垃圾）还要漫长，难以想象情况会很快好转。
随着我们与社会契约逐渐脱钩，网络去抑制效应自然会蔓延到线下。近几年，自动化和“非接触式”购物日益普及，这意味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联系到真人。而一旦冲破阻碍与真人对上了话，就难免恶语相向了。有一回，我好不容易找到信用卡公司的电话号码，接下来又足足浪费了20分钟漫游在电话菜单里。我反反复复按1和3，一遍遍跟机器人说“请接人工客服”，机器人不是听不懂就是根本不理会。最后终于跟活人说上话时，我的血压已经快爆表了。不过，我还是强忍住了脾气，没有成为那位客服当天接待的第100个人渣。惭愧的是，这腔怒火还是被我撒在了下一通电话上（对不起了，老妈）。
应对这场“失礼大流行”也许有个良方，那就是适度减少自动化的使用——我们显然已经受够了机器人的敷衍塞责。去年夏天，超20万乐购顾客请愿停用老是大叫“装袋区出现异物”的自助购物机。一项研究显示，只有3%的人喜欢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这3%都是什幺人？他们有机会投票吗？
令我们略感欣慰的是，失礼行为不分高低贵贱。查尔斯登基后第一个周末就因为钢笔事件有过两次小小的失态。头戴王冠却连一支自动圆珠笔都没有，确实说不过去。话说回来，无论王子还是贫儿，都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潮起潮落自有时，回顾历史上的每一个十年，你都会发现有无数时评在为礼仪与关爱的消亡而痛心疾首，预言我们的未来必将充斥粗野和戾气。眼下的危机照样会过去的。行了，废话少说，都给我让开点儿……
[编译自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编辑：要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