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恩
暑假回家，心血来潮，突然想去看看我念书的学校。确切地说，想去看看我的小学——抬头村小学。
循着记忆，穿村后水泥小路，绕儿时垂钓的小池塘，我见到了那几栋黛瓦黑墙的建筑。它被鳞次栉比的新房包围着，显得破败、陈旧，而又沧桑。学校的校名依在，只是那鲜亮的红漆早被风吹雨打去，只剩下凹陷在水泥里的字痕，模糊、难以辨认。学校的门敞开着，还没进去，一股猪粪的骚臭味扑面而来，令人作呕。原来——它成了养猪场。最终，我没有进去，只是站在校门外，惆怅了许久。
村支书是本家的伯父，他告诉我：偌大一个抬头村，原本有两千多户人家，20世纪80年代，学校开设了四个年级，还有两百多个学生，到90年代，村里出去打工的打工，加上计划生育的影响，学校人数骤减，2000年，学校就关闭了。后来，村委会就把学校租出，交给了本村的养猪专业户。
学校变为养猪场，变为菜地，荒凉凋敝的，又何止是我小时乡村学校的命运。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10年评价报告》显示：在2000年到2010年间，我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有4所农村学校消失。乡村小学，作为教育的神经末梢的尾端，它的消亡，是必然——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农村人口向乡镇、乡镇人口向县城的“梯度转移”，加上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适龄儿童的下降，乡村人生活富裕起来后对优质教育的向往，这种种因素的交加，决定了乡村小学的消亡。
而这种必然的消亡，却带走了整整一代人对乡村教育的美好回忆，带走一个村庄的文化血脉的传承和延续。
在《缺失的自然教育》一文中，我曾记叙过我的乡村教育：
房子是大集体时期生产合作社的队屋，青瓦泥墙，破败不堪。学校没有围墙，四周，是开阔的田野，春天，油菜花齐刷刷地从田间冒出来；夏天，则种着青青的水稻，坐在课室，可以听到如鼓的蛙声。
学校没有升学的压力，早上上三节课，下午两节课，老师基本不布置作业，也没有考试之后的排名。大概农村的父母对孩子也没有特别的期望：孩子认识几个字，不做睁眼瞎就行了！那时，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玩。课间，附近的农田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我们在田里捉蝴蝶，在小河里抓鱼虾，追赶着地里的蝗虫蚂蚱，爬上树捉掏鸟窝。夏天，我们会脱掉鞋子，把光溜溜的脚丫放在清澈的河水里，让河水给自己挠痒痒；冬天，我们会垒砌起厚厚的雪墙，扔雪球，打雪仗。放学后，就更肆无忌惮了，抓蜈蚣，采野花，爬到高高的树上掏鸟窝，一路上，欢声笑语，没有消停。
这并不是我矫情，也并不是我对自己的回忆涂抹色彩，添油加醋。乡村念书的经历，的确是我人生中美好的一段时光。虽然，乡村教育在很多人的眼中，是落后的代名词，是贫穷的标志。但是，窃以为，它有着城市教育无法代替的优势，甚至，如果乡村教育能教师齐备、设施齐全，它有超越城市优势教育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教育的神经末梢，它还有为乡村文化造血的功能，对传承一方优良的文化、风俗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小时的乡土，无疑是自然教育的天堂。那天空中轻盈飞舞的燕子、蜻蜓；那三月田埂垄头抽出嫩芽的毛毡、绿绿的秧苗；五月稻田里的如蛇一样扭动的黄鳝、泥鳅；那雪地里奔跑的兔子、阳光中撒欢的麻雀……都是我们认识自然的天然的宝库。在乡村自然风物的耳濡目染之中，我曾验证过“蜻蜓低飞蛇过道，不久将有大雨到”的农谚的真伪；我在父亲的指引下学会了区分稻田里稗子和稻子的不同；我和小伙们钓龙虾，挖鳝鱼，网泥鳅，在其中分辨了鱼虾的生活习性；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会关注一棵树从抽芽到绿意葱茏然后到黄叶缤纷，体会四季的变化。大自然无疑是我自然科学启蒙的课堂，在四季分明的草木荣枯里，二十四个节气的由来不说自明；在耕地、播种、收割的劳作中，我知道了植物生长的秩序；在“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盼母归”的教诲中，我明白了慈孝与感恩；在三春依依的杨柳中，我读懂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意蕴。我相信，这些来自大自然无言的启示，会形成知识，凝成智慧，会无形地沉淀在一个人的血液中，然后，促成一个人性格、品性的形成。
我们的课堂，也经常被搬到大自然中。有时是自然老师，一群孩子，在稻谷杨花的时节，去学校围墙边的稻田里，观察谷穗儿开花灌浆，充满着好奇，新鲜而快乐。语文老师也带我们出去，蜿蜒连绵的群山、潺潺流动的溪水是极好的写景作文素材。写动物，干脆牵来一头牛，边观察边说，边看边写，材料绝对真实新鲜。俊青的《第一场雪》，也是在教室外面上的，正好天空中飘着白雪，操场白白的一片，我们跺着脚，拿着语文书，听着乡村语文老师念着课文，那美丽，那真实，令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数学老师感冒了，干脆把课堂搬到了阳光之下，那枯燥的公式和数字，顿时也变得温暖和有趣起来。而这些，是身处在钢筋水泥的包围中的城市教育所缺少的。
城市的教育，距现代化愈来愈近，但是离自然愈来愈远了。繁华的马路边，虽然栽满葱绿的行道树，但是没有叽叽喳喳的鸟鸣；小区的花园里，虽然有绿油油的小草，却少见蝈蝈的歌唱与清脆的蛙鼓；街心的公园内，有假山、亭榭，却没有了蜻蜓的低飞和蝉的高声浅吟。孩子们与自然的接触，顶多是在绿草地上跑几圈，运气好的话，或许可以看到几只翩翩飞舞的蝴蝶，几只嗡嗡叫的蜜蜂。在课堂上，我们用精彩绝伦的图片代替了实地的观赏，我们用录下来的鸟鸣代替了现场的视听，我们用言语虚构了大自然的美丽，我们用想象代替了实际的操作和体验。可以这样说，我们改革后的课堂，是多了很多思想碰撞的美丽，多了很多丰富的想象，多了很多精彩的语言，但是唯独少了很多亲身的体验、实际的操作以及和大自然接触的机会！
乡土，也是进行劳动教育的最好的基地。在乡村，谁家没有几亩地，谁家没养几只鸡和几头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喂猪，喂鸡，下地插秧，割麦，捡棉花，锄草，洗衣，做饭，这些，都是乡村孩子的家常便饭。学校自然是没有清洁工人的，每天都会大扫除，全校的学生齐齐上阵，擦黑板，抹桌子，扫地，甚至带来铁锹，平整泥泞的操场，干得热火朝天。记得，小学的门口的一条石子路就是我们全校师生修筑起来的，同学们都从家里带了劳动工具，有扁担，有箩筐，有铁锹，几百人，浩浩荡荡地挖土，到山上采细小的石子，挖，铺，填，平整，夯实，干得手起了水泡，没有牢骚，没有怨言。学校每个学期都有春假和秋假，春季回去帮家里插秧，秋季里帮助家里收割，还设置了劳动周，而劳动周是不上课的，真正地用来劳动，有时，是帮学校平整自留的菜地，有时，是帮学校修整操场，或者，学校会接来一些手工的活，让学生去做，赚点儿钱为学校添置教学设备。这样的劳动，既锻炼了身体，也磨练了意志，关键，也培养了劳动的兴趣，提高了的劳动技能和动手的能力。
在土地价格高企的如今，城市的学校没有进行劳动教育的实践基地，无疑是劳动教育缺失的重要原因。尤其“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学校大多沦为“麻雀学校”，想在校园内开设一块植物园地，都难上加难，哪来能让学生甩开膀子进行劳动实践的稻田、菜地、花圃？哪来的地方放养小动物，让孩子们喂食，观察？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种现象：家长们正在越俎代庖，一切包办，扼杀着孩子的劳动权利，只要成绩好，家务劳动可以不做，甚至简单到收拾书包、清理书桌、打扫房间、叠被子、挤牙膏，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可以不管不顾。城市教育培养的一代，头脑聪明，但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缺少了基本的劳动意识和劳动技能。笔者曾在班级里做过一个调查：三年级的学生，全班45名同学，会做饭的同学不到5人，而且，这五人只会单纯地用电饭煲煮饭，只会炒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或者煎蛋。学校似乎也知道要培养孩子动手能力、劳动意识，可是苦于自身的条件，无法开展实施。其实也有独立于学校之外的学农基地，学校也可以组织学生参加，孩子们也乐于参加，可是安全是最大的隐患，学生平安倒也无事，如果出了一例安全事故，学校是吃不了兜着走，干脆，学校就不组织了。学校所提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其中的“劳”，基本上成为了纸上谈兵，空的摆设。有的学校为了学生不分散学生学习的注意力，学校的保洁工作干脆外包，连擦玻璃、拖地、打扫这些简单的劳动，也不让学生去干。
自然教育和劳动教育，是教育最基本的元素。
自然教育，它派生出了科学教育——神农穿百林、尝百草，《本草纲目》的撰写，中医的发轫和形成，都闪现着自然风物的身影；郦道元游走四方，观日出，寻芳草，辗转于河川溪流，才有《水经注》的形成；鲁班从植物中得到启示，才有锯子的发明，才推动了建筑业的发展；张衡夜观星象，才奠定天文学的基础。没有大自然的启示，或许，我们可以说，科学还在混沌之中。自然教育，它衍生出环保教育——“早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以成鱼鳖之长。”周人朴素的自然保护的意识，就在与大自然的朝夕相处中，得到了形成。连朴素的哲学，也是人类在对自然的思考中发轫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五行“金、木、水、火、土”说，还是古印度的“地、水、风、火”四要素说，古希腊的“光、气、水、土”四要素说，都来自对自然的观察和思考。《老子》第八章曾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忧。”就是来自大自然中水的启示。美国的梭罗在公元1845年，在老家的康克城的瓦尔登湖畔，与湖光山色为伴，与大自然为邻，静静地观察，默默地思考，写下了不朽的《瓦尔登湖》，成为超验主义哲学的先驱。
劳动教育对人的教化功能也是其他的教育不可替代的，可以说，它是人生的第一教育。从小处说，劳动可以强健体魄，那些常年从事劳动的人之所以身体健壮，少生疾病，与劳动有着直接的关联。俗话说“心灵手巧”，“手巧”也会“心灵”，据科学调查分析，对孩子进行早期劳动训练，可以使孩子脑细胞得到更多的刺激，加快脑细胞发育成长，让人变得更加聪明。一个人独立能力的形成，与他小时候进行劳动的多寡有直接的联系——从小让孩子进行劳动锻炼，将会减少他对父母和别人的依赖，促进独立意识形成，这对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创造性将起着巨大的作用。最关键的是，劳动能促进各种良好个性品质的形成：参与稻谷的播种、收割，他会懂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蕴意，知道珍惜劳动成果。扫地、洗碗，天天做，日日行，他会知道什幺叫做坚持，什幺叫做忍耐。伟大教育家陶行知曾提出过：“生活即教育。”生活即教育，是让教育从书本的走向人生的，从狭隘的到广阔的，从字面的到手脑相长的，从耳目的到身心全顾的。而生活，大半都为劳动时间，就此来说，缺少了劳动的生活和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可惜，这些乡土教育滋养出来的教育的精髓，却在城市化、城镇化的学校教育里渐行渐远渐无声，几乎成了教育的绝响。
成为绝响的，还有乡村教育赐予乡村的文化造血功能。以前，村子里会隔三差五地放电影，演戏、扭秧歌，选地肯定在学校的操场。乡村的孩子，最初的文化启蒙，最初对一地风俗的了解，大多来自于村小进行的各类文娱活动——演楚剧，说善书，扭秧歌，这些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放电影和唱戏时，万人空村，邻里相携，村子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这样亲密和谐起来。村委会也设置在村小里，大队开会，收发信件，杂志征订，都经过村小，我最初接触的几本杂志，看到的报纸，阅读到的课外文字，都是在那儿。它——向我及村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村小的老师们也受人尊重的，大家都认识，甚至有些还是自己村子的。东家扯皮，不找村长，找老师评理，西家劝架，不找邻居，老师说的话最有权威。村子的小学，成了是非评判所，村子里道德的高地。
村长告诉我：上世纪80年代，村子里热闹着呢！逢年过节，划龙船，扭秧歌，踩高跷，演楚剧，讲善书，样样齐全。后来，年轻的一辈出去打工，少小离家老大回。再年轻的一辈出去，再也没有回来过。这村子，看起来洋房挺多的，其实都是空着的，常住的人口不足四百人，而且，大多都是老弱病残。也有少量的年轻人待在村里，大多是没有读过什幺书，在附近打打零工，养家糊口。他们的孩子，读书要跑到十几公里的镇子上，但读完一个初中，就可能不再读书了。人少了，村小也必然消失了，村子里也没有什幺文化活动了，每家人，都窝在自己的家里看电视上网，邻里关系也没有以前那样和谐了。
村小的消失，是城镇化的必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可是，这必然的消失，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思考——因为，随着村小消失的，是一个村落的文化的消失，一个村子的消失，是我们那个叫做“故乡”的地方。“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无家回。
（作者单位：广州市白云区培英实验小学）
责任编辑 萧 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