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

《陈情表》是高中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对《陈情表》这篇课文的处理,常规教法重点关注语义层面(实词、虚词、文言句式等)和情感层面(如“体味真切感人的孝情”等),而忽视了语用层面。有些教师虽有模糊的语用教学意识,但仅仅关注文章的表达技巧,诸如“情理交融”“委婉畅达”等等。其实,《陈情表》是有着突出的交际意图的文本,绝非一般的自抒怀抱或叙事说理之作,对这类文本的解读,要特别关注语用层面。语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语言学问题,西方学者对语用问题的关注,甚至催生了语用学,即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特别是在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的学问。笔者以为,要领略《陈情表》的精髓,文本解读就要从语用层面展开,即以具体的语用环境、明确的语用意图、巧妙的语用策略和成功的语用效果为切入点,挖掘文本的深层意蕴,欣赏作者高超的语言表达与运用能力。

一、从语用环境看文本的语用意图

解读《陈情表》,首先要厘清文本的语用环境和语用意图。语用环境包括大方面的时代背景,也包括小方面的写作情境。从前一方面看,当时司马炎刚废魏称帝,正是笼络人心之际。由于皇位是巧取豪夺得来的,司马氏明智地选择了“以孝治天下”。这一点,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解释得很清楚:“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既然“以孝治天下”,就需要以孝出名的“标杆”效忠新政权。李密正是最佳人选。他对祖母的孝敬名扬天下,又是曾经的敌国旧臣,对于晋武帝而言,是亟于笼络、志在必得的人才。所以《陈情表》中才有“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这样的话。

站在李密的立场,拒绝新政权的征召,不仅仅是因为祖母“供养无主”。魏晋之交,政权更替,作为蜀汉旧臣,面对新政权的征召,李密心里是充满疑惧的。古人讲究“忠臣不侍二主”的忠君观念,作为闻名天下的名士,李密当然不能不考虑自身的“名节”。加之当时天下未定,仕途险恶,出于自保的考虑,李密也有心存观望的打算。

不过,作为蜀汉遗臣,李密拒不为官,其政治立场就会受到猜疑。要是这样,李密就有性命之忧了。和李密同时代的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就是因为拒绝与司马氏合作而被杀。轰动朝野的嵇康之死就在眼前,李密当然知道违逆新君的下场。

从写作情境看,在写《陈情表》前,李密曾上表请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招致皇帝责问,即文中所说“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这一部分的教学难点在于引导学生认识到:李密此前上表,受到皇帝的严厉批评甚至猜忌,再次上表不仅要请辞,更要消除皇帝的猜疑。这样《陈情表》的写作难度就大大增加了。韩非《说难》讲,君主“喉下有逆鳞径尺,若有人婴之者必杀人”。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违拗皇帝,必然引来杀身之祸。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写作《陈情表》之时,李密的处境可以说是命悬一刻。只有充分了解《陈情表》写作的语用环境和语用意图,才能真正领会李密高超的语言表达艺术和写作技巧。

这就引出文本解读的核心问题:李密如何陈情说理呢?他运用了什幺策略和技巧?

二、多层次的“动之以情”

“表”是中国古代臣子向君主上书陈情言事的一种特殊文体,“听话人”的特殊性决定了“表”这种文体的基本特征只能是“动之以情”。一般认为,《陈情表》运用了“情理交融”的表达技巧,而“情”则指文中真切感人的孝情。实际上,文本所蕴含的“情”不是单一的孝情,而是有深浅、显隐之分的多层次的情意。通过委婉而诚挚地表达这些情意,文本实现了良好的语用效果。

《陈情表》中的孝情感人至深。我们不能否认李密对祖母刘至性至情的孝,但至少“孝”为他的请辞提供了一个最具正当性的理由。晋武帝“以孝治天下”,既然“孝”是治国之纲,李密要求供养祖母,晋武帝也不好拒绝。不过,如果李密仅仅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与晋武帝据理力争,最终或许能达到请辞的目的,却必定不能消除皇帝的猜疑,甚至会制造新的嫌隙。所以,李密文章一开始就叙述自己幼年的不幸和祖母刘的抚养之恩,强调祖母疾病缠身的困境和祖孙之间的相依为命,极力打动晋武帝,以赢得其同情和体恤。第三段首句虽然提到“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却没有显露出丝毫自矜的意思,而是再次渲染祖母刘晚景之艰难以及祖孙间血脉相连的感情——“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其文辞质朴,语气诚挚恳切,娓娓入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虽然后世有“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的说法,但《陈情表》的“以情动人”,并非只有一份孝情而已,而是以孝情为主线,多种情感复杂交织。第二段,李密重在申说自己陷于两难困境的狼狈之情:“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自己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奉诏”。从语用效果上看,这样的话语就有益于求得皇帝谅解自己先前拒绝征召的行为。第三段,李密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衷隐之情,有助于进一步打消皇帝的猜疑。李密非常清楚皇帝的心思,他怕晋武帝怀疑自己有“矜名节”的意思,所以特别强调自己“本图宦达,不矜名节”,言外之意,自己一直都热衷官禄,也欢迎新政权的征召,只是出于不得已的苦衷即上述的孝情,不能及时出仕。这里的名节观念对解读文本很重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矜名节”的传统,而魏晋时期又特重人物的操守品行。“矜名节”表面上是爱惜自己的名节操守,实际上是一种不效忠、不臣服于新君的态度,比如,古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近有阮籍借酒装疯,疏离司马氏政权。

第四段,李密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感恩之情。前文已说过自己是“过蒙拔擢,宠命优渥”,这里特别提出对晋武帝的感激:“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短短几句话把感恩之情渲染到了极致。如此“感恩戴德”,晋武帝读来必定会顿生好感。

可以说,在《陈情表》中李密采用了多层次的“以情动人”的语用策略,具体表现为:叙祖孙深情、现狼狈之情、诉衷隐之情、表报恩之情。作用于交际对象身上,这一策略有助于促成博得晋武帝的怜悯、求得谅解、打消猜疑、征得好感的语用效果。以往的解读,多脱离交际语境和语用效果,孤立地欣赏文章的孝情,这就无法体会李密的“匠心独运”与“曲致之深”。

三、含蓄得体的表达

笔者以为,李密之所以能够打动皇帝,最重要的原因是他通过《陈情表》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打消了皇帝的猜疑。他的表达含蓄隐晦,要吃透这层意味需要深挖言外之意,细听话外之音。

所谓得体,是指说话或作文要符合人物身份,要看对象、看场合、有分寸。《陈情表》的表情达意委婉巧妙,褒贬合宜,极有分寸感。刘勰说,“表以陈情”。从语用学上看,“陈”是一种言语行为——下臣向君主陈述衷情,本身便暗含了一种臣属关系。所以,李密在文中使用了大量下级对上级惯用的谦敬词来表达自己对新的君臣身份秩序的遵从和拥护,诸如“伏惟”“愚诚”“微志”“犬马”等措辞尽显谦敬之态,但因为所用都是惯用语,就避免给人虚伪卑下之感。“凡在故老,犹蒙矜育”,是赞颂、感激朝廷体恤旧臣之意;而对于朝廷的征召,他说是“过蒙拔擢”,极为自谦。李密处处暗示皇帝,自己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此外,他说“逮奉圣朝,沐浴清化”,这是对司马氏政权极高的赞誉。这里称“圣朝”,随后又称自己曾经效力过的蜀汉政权为“伪朝”,两个字的鲜明对比,就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总体来看,第三段一气呵成,文意连贯,含蓄表达了自己对司马氏政权的拥护。可见,李密摸透了皇帝的心思,把话说到皇帝心坎儿去了。

《陈情表》全文感情深挚,文辞含蓄畅达,音韵和谐,所以李密的誉美不会给人阿谀之感,而是含而不露,拿捏精当。试想一下,如果李密在上表中大呼拥君、臣服朝拜,必定会显出溜须拍马、卑微猥琐之态,名士风度荡然无存,很容易引起皇帝的反感。相反,李密把这臣服之意,藏在诚挚醇厚的祖孙之情、狼狈之情、感恩之情背后,就显得自然、动人。《华阳国志》提到,李密“治春秋左氏传,博览多所通涉”。《陈情表》在表情达意上用笔曲折而含蓄简练,确实可以看出李密精研《春秋左氏传》的功夫。根据《晋书》与《华阳国志》记载,晋武帝阅完《陈情表》后有“士之有名,不虚然哉”“密不空有名也”之类的感慨,不仅批准所请,还“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祖母奉膳”。由此可以看出,《陈情表》实现了理想的语用效果。当然,这里也体现出乱世中文人的无奈,他们往往不得不在“名节”与身家性命之间做出选择。李密在祖母去世、服孝期满之后,听从征召,出任太子洗马。《晋书》《华阳国志》都提到李密为官清慎公直,“不曲意势位”, 所以,对于所谓的“名节”问题,我们不必苛责。值得一提的是,晋武帝看重的原本就只是李密在特殊时期的政治价值,等到天下一统,政权稳定,李密的作用也就大大减小了,所以他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后来因为作诗得罪晋武帝,随即被罢官。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前文所讲,《陈情表》能够打动晋武帝,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其中的孝情,而是李密的政治立场。

关于《陈情表》的表达艺术,清人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说,“读者须细玩其词旨,及其转落承接,方不辜负作者苦心,而得此文之益”,显然是领悟到文章大有技巧,但又不曾讲清。中国古典文学对言意关系的认知重直观感悟、轻理性分析,如《庄子·外物》所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古人往往重视会意,而忽略分析言语本身。不过,对于那些有明显语用意图的文本,忽略语用分析的阐释路向很可能不得要领。

除《陈情表》外,中学阶段的语文课文,还有很多可以考虑从语用学的维度展开教学,如文言文中的《出师表》《谏太宗十思书》《报任安书》等,以及现代文中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我有一个梦想》等演讲类的文章。这类文章与自抒怀抱或叙事说理之作,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语义系统是对话性的,后者则偏重独语性。从语用层面解读文本,能够有效挖掘这类文本的深层意蕴,引领学生充分鉴赏文本的表达艺术,并从书面语言中习得口语交际技巧。近年来,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和教学理念的更新,语用在语文教学中的位置日益得到强调,语文教育名家王元华更提出“语文教学本质上是语用教学”的观点,希望本文对相关问题的论述,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探讨。

(作者单位:广东佛山市第一中学)

责任编辑 黄佳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