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
“图书漂流”活动（原文是“BookCrossing”，简称BC，BCing或者BXing），是指将一本图书放在一个公共场所，任由他人取阅，阅后将书再度留在公共场所，依旧供人取阅。这样，一本书就可以在读者中“漂流”起来。“图书漂流”活动的目的非常美好，是“要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图书馆”。
有人说“图书漂流”活动源自上世纪 60年代的欧洲，但实际上真正的发源地和令其风靡世界的，还是在美国。据悉，“图书漂流”活动真正开始于2001年3月，由一位名叫霍恩贝克（Ron Hornbaker）的先生所发起，不久后的4月17日，他专门为此建立了一个网站（www.bookcrossing. com），到目前为止，该网站已经有近200万的注册会员，有多达1000万的注册漂流图书。只要懂电脑，热爱图书，就可以注册加入“图书漂流”活动，这些人被称为“BookCrosser”——图书漂流人。
欲成为“图书漂流人”，参加“图书漂流”活动的步骤很简单。首先，如果想取阅图书，那么，到任何一个“图书漂流”地带（Bookcrossing Zone），直接把书拿走即可。其次，如果想捐赠一本图书，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到“图书漂流”活动的网站上去注册，在网上下载一个“图书漂流”编码和标签，贴在自己的书上，然后把书放置在公共场所即可；第二，可以到一个“图书漂流”地带（一般设置在公共图书馆或者大学图书馆），拿到带有编码的标签贴在书上，然后将书放到指定场所供人取阅即可。这里的编码和标签，主要可以供捐赠人查询图书的行踪，如书现在哪里，何人在阅读等。
2004年，《简明牛津词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收录了Bookcrossing一词，该词从此进入英语世界。后来，几乎所有的英文大词典全都收录了该词。
也是从2004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世界上都会召开一次“图书漂流”年度大会，这些年来，分别在美国、英国、新西兰、荷兰、爱尔兰等召开过。去年，2014年，是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召开。2007年，新加坡成为世界上首个正式的“图书漂流”国家，除了建立官方的“图书漂流”活动地带之外，在国内还设立了2000多个图书漂流置放点。
据报道，现在排行前十位的“图书漂流”国家如下：美国（29%）、德国（16%）、英国（13%）、荷兰（11%）、芬兰（10%）、加拿大（8%）、澳大利亚（5%）、法国（4%）、葡萄牙（3%）、西班牙（1%）。
自2014年始，4月21日正式成为了“世界图书漂流日”（International Bookcrossing Day）。
中国的“图书漂流”活动最早始于2004年，但直到5年后才被更多的人所知道。近年来，在北京、上海、湖南、山东等地，都有图书漂流活动组织成立。
据报载，200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曾经把三本畅销书——石钟山的《遍地鬼子》、洪峰的《革命，革命了》和阎连科的《受活》进行了“图书漂流”。这算得上是中国较早开展“图书漂流”活动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那时，在上海，包括普陀区图书馆在内的一些机构，在一些街道（镇）的图书馆和社区爱心超市设立了永久性的图书漂流书架，随后还利用部分大型超市的人气，进行自然漂流。
据报道，2005年7月28日至8月8日，在大连星海广场举办的中国国际啤酒节期间，“悦读·大连”大型书展暨“图书漂流”活动同时举办。活动期间，在星海湾广场内设有20个图书漂流台，读者签字后可以免费取阅，在阅读后自愿归还。媒体称，这样的活动使大连市民体验到了阅读的另一种乐趣，也提升了啤酒节的文化氛围和大连市的文化形象。
2009年5月，厦门图书漂流协会开展过一次重要的“图书漂流”活动，在厦门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效果良好。
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图书漂流”，也是中国出版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图书漂流”活动，出现在2011年7月1日。当时，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女孩时代》，开始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同步举行“图书漂流”活动。此次活动地域涵盖了34个省会、直辖市和各地历史与文化名城，以及港澳台地区。漂流地点包括各省市知名报社、电视台、妇联、计生委和图书馆等单位。活动持续了6个月，影响很大。
自去年以来，更多地区的图书馆包括高校图书馆等，都在开展这样的“图书漂流”活动，虽然规模大小各异，影响力也可能有限，但这一活动正在为更多的人所知。
图书漂流的宗旨是分享、信任和传播，而这一阅读观念和行为，我们相信，会逐步在中国大地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推广。
2015年5月4日，在第66个青年节到来之际，我现在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图书漂流”活动正式启动。该活动由我发起倡议，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于2015年五四青年节之际开展起来。
我们举办“图书漂流”活动的宗旨，与所有图书漂流活动的宗旨大同小异，无非是三个方面：传播优秀图书，弘扬阅读行为和增进人际交流。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们选择了学院所在地的空间场所——即外国语学院所在地的走廊上，作为我们的“图书漂流”活动地带，也就是存放和取阅图书之地。在这块活动场所我们安放了三个书架。所有书架都是开放的（根据图书增多的需要，今后书架还会有所增加）。所有书架上的图书、报刊，均由个人捐赠，全部属于外院“图书漂流”活动所用图书。所有书刊上，均盖有“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图书漂流活动”红色印章。
我们欢迎所有人捐赠符合要求的图书和报刊；而凡是捐赠书刊者，直接到我院办公室索取活动印章，盖章后自行将书刊放到走廊的书架上即可。当然，我们的“图书漂流”活动更欢迎所有人前来取阅图书。
为了使大家了解活动，我们印刷了精美的活页，既发放给我院教职工，也放在走廊的书架上供大家免费取阅。
既然命名为“图书漂流”活动，自然与中外各地的“图书漂流”活动有诸多相同的地方，但我们的活动也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对于捐赠图书做出了一定之规，或者说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当然，我们的要求很宽泛，图书既可以是国内正规、合法的出版物，也可以是国外出版、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要求的出版物；书刊种类不限，可以包括但不限于文学作品、科普读物、专业书籍、学术著作、翻译作品、教科书、学术刊物等；书刊语言，中外文皆可；图书新旧不论，以可以持续流通阅读为主。
其次，提倡大家在自己捐赠的图书报刊上盖上私人印章或者有私人签名，之后再在图书上加盖“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漂流活动”印章，方可视为我院“图书漂流”活动读物。我们希望捐赠者捐赠图书有荣誉感，也希望阅读者在读书之余，至少可以知道捐赠者“姓甚名谁”。
再次，现在各地开展的此类活动，一般都要收回漂流的图书，而我们活动的规则很简单，只有简简单单的12个字：1、欢迎取阅；2、可以带走；3、读后返还。我们对此的进一步说明是：1、取阅图书，无需办理手续。2、带走图书，无时间、册数限制。3、对于图书，希望大家爱惜。4、阅读之后，请放回原处。我们提倡大家阅后尽快返还，因为我们不希望让图书停留在一个地方而不被使用。但我们并不为此设立监督机制。
最后，不少“图书漂流“活动的目的，明确表述为“要通过图书漂流事件，看图书是否能够回流到原地，从而来了解不同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而我们则提出，活动不设图书漂流编码，不追踪图书的行程，也不以考验人的文明程度和人的素质为目的。换句话说，捐赠图书供所有人阅读乃是我们的唯一目标。
为此，我们提出：如果真的忘记返还了，那么，请您在任何能够想起的时候，把书刊交给需要阅读的人，或者加入中国或者国外任何一次“图书漂流”活动、捐赠一本图书，即视为已经返还。
活动伊始，我个人首先捐赠了215册图书、270册学术刊物外，并立刻得到了学院教师的热烈反响。我院的外籍教师马克·列文（Mark Levin）教授捐赠了数十册英文原版图书，学院其他领导和一些听闻活动的教师也都积极捐赠了图书。当我们在微信上发布此消息后，一些出版社、外校教师也都提出要为我们的活动捐赠图书。而在几乎一天之内，书架上原本排得满满的图书，有不少好书已经被师生取走阅读。
当然，我们的“图书漂流”活动还刚刚起步，未来之路还很长，但初试的成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的口号是：“如果你爱书，就让它们漂流起来吧！”。真诚希望“图书漂流”活动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