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

2021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作为一名世界公民而言，2021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学者、被称之为“文化研究之父”的雷蒙德·威廉斯100周年诞辰；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作为一个中国的美学家和批评家，2021年是被称之为“中国人的脊梁”的鲁迅140周年诞辰。在2021年里，我们纪念先哲，思考未来。在这一年里，阿列西·艾尔雅维奇主编的重要著作《审美的革命与20世纪先锋派运动》终于出版面世。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事件，2021年由范玉刚教授撰写的《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出版发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的文化事件。

2013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报告《把文化置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中心地位》，宣告人类进入文化经济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不同的民族和民族国家都将开启一个新发展阶段，相互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形成新的格局和新的发展态势。范玉刚教授的新著《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正是对这一个人类新时代共同面对的问题的一种中国声音。2013年，参与起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的伦敦城市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文化、媒体与创意产业中心主任安迪·C·普拉特教授在题为《文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现状、挑战与前景》的论文中写道：

广义上说，在创意经济领域中许多区域能力建设动机的实验性发展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技能、网络与社会团体……同样重要的是公共部门的文化领导权。如果创意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它也需要公共部门中能够认识当前趋势与挑战的领导者。以此为目的的项目是极为稀少的。“低级技术”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共部门的监管、评估和主动实施方针政策的能力。

相比较而言，范玉刚关于在当代社会和文化条件下，文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可以起什么作用，有自己的学术立场和独特的思考。在《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的序言中，作者这样写道：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载体和显现形态，越来越走入国家竞争力核心，随着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全球凸显，文化作为一种产业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在当代社会，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意识形态现象日益呈现出它不同于经济活动和物质性硬实力所不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文化全球化的机制和作用日益增大和进一步加强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本体在“主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全面地制约和影响这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格局和地位。作者《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和文化格局中写作和出版的，其中的许多观点和建议都十分具有建设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社会和文化格局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暴发以来，特别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发起以冷战思维为基础的贸易战以来，以美国精英主导文化的主流正在逐渐产生许多新的变化。因此，许多新的现象需要理论研究的跟进和解释。作者专著的导论的标题就是“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是中国崛起的重要议题”，十分鲜明地把问题提出来了。随着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基础的中国的和平崛起，随着“中国制造”地位的确立以及中国GDP总值达到世界第二，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各国政治精英和学术界的认可，随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大考”过程中“中国方案”所交出的优秀答卷得到广泛的尊重和敬意，“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逐渐进入了当代文化研究和当代国际政治学的视野。在文化全球化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在“9·11”事件和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社会主义的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再次成为全人类关注的重要议题，“历史终结论”的神话在现实的发展面前而宣告破产。在当代中国，随着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悄然开启。在这种新的社会发展格局中，一种新的发展观、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观念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发展起来。在《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中，作者这样写道：

以现代化为驱动力的社会转型在解构了传统价值观的同时，也在新的文明视野中开始建构新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价值观的变迁既有区域性的城乡差异，也有民族及其人群代际关系的区别。虽然注重经济增长、看重金钱、成就动机、过度消费、娱乐至死、尊重权威等依旧左右着大众的社会价值取向，但也凸显了大众对法治、公平正义、道德理性、生活舒适、主观康乐和自我表达等的向往，在整体上呈现出由“传统文化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和从“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转变的趋势。尤其是80后、90后和00后这些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年群体，他们更加强调生活质量，主观康乐和自我表达，他们在参与政治、注重生态环保的低碳生活、追求灵活的工作方式、赞成民主社会、不盲目崇拜权威、对自身命运的选择和把握、具有责任感等方面都有较高的参与度，这些变化是一个有利于社会未来发展的积极现象。这表明中国发展为大众提供了更多选择和自主表达的机会，使得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充满了信心，也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掌握自己未来的生活，这愈加凸显了主流文化价值观建构与传播的紧迫性。

关于当代文化发展的机制和动力，事实上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和学术态度，英国学者安迪·C·普拉特从价值中立的角度提出了技能、网络、政府和社会团队三个维度在当代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论证了“文化的发展”和“发展的文化”这两种当代文化现象的区别和联系。与此不同的思路是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在《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一书中提出来的，这是一种十分典型的美国社会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化观念的基础是美国政府高级顾问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这种文化理论把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对立性乃至对抗性的，重视文化对社会的支持，重视文化的发展，忽视或者否认文化在社会变革性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应该说这种理论虽然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但的确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当代中国文化进行建设性发展并产生重要的引领世界的影响力的重要理论对手。范玉刚教授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全球文化影响下，在世界文学、世界美学日益成长和壮大的文化条件下，对中国文化是否可以成为“主流”，如何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主流文化等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对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的相关理论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当代文化和当代美学领域中重要意义做出了有力的论证。读毕全书，我感到当代学者责任重大，并且被文化研究问题的广阔前景所深深地吸引，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知识分子，自愿地投身到中国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投身到文化与社会相互作用这样一种当代改变世界的革命性活动中来。

（作者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