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凡

目前学界对于批评性质没有统一的定论，有人认为“批评”是一门科学，也有人认为“批评”是一门艺术。批评的要点在于“冒犯”，“冲突”和“纠纷”是批评的常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就是责难，就是批判，真正的批评应是直陈优缺点，是“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刘川鄂从文本质量出发，敢说真话，在新世界文学批评史上受到一定关注，占有一席之地。

从张爱玲到池莉

刘川鄂攻读硕士期间接触了张爱玲的创作，自此便为张爱玲所倾倒，踏上张爱玲研究一途。先后出版了《乱世才女张爱玲》《张爱玲传》《张爱玲之谜》《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四部传记著作。在已有的近百种有关张爱玲的书籍中，刘川鄂所著的《张爱玲传》，被评论界列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传记，自出版以来，即广为流传。刘川鄂以张爱玲为个案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切入口的方式，也被他应用到当代文学之中。

上世纪90年代末，刘川鄂以《小市民 名作家——池莉论》一文率先对当代文坛进行发难。对于池莉创作存在的不足，刘川鄂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出来，一时间引起文坛震荡，赞成者有之，批驳者亦有之。不仅在学术界引起轰动，而且在大众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还积极参与对湖北当代文学史的梳理，出版了《世纪转型期间的湖北诗歌研究》《湖北文学通史·当代卷》。此外，刘川鄂也在各种层面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不仅从制度层面给予了关注，而且将眼光放到被忽略的民间文学。在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批评的同时，还就批评自身进行反思，对于批评的种种乱象予以揭露，呼唤真正批评家的出现。

在近30年的学术生涯里，刘川鄂先后涉足了张爱玲文学研究、自由主义文学研究、作家作品研究、地理文学研究、文学现象评论和批评。他既在整体上观察全局，也有具体的文本分析，同时也有对批评者自身的反思。

刘川鄂曾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反复提及他的美学理念，即“我的审美判断建立在身体的快感和痛感之上，建立在人性的自由与飞扬上。人性的含量和审美的含量就是我评价伟大文学（理想文学）的基本标准”。在刘川鄂的文本批评中尤是如此，他的审美总是建立在具体的审美对象身上，将自己的理想和热爱投入到文学审美中。他在《多元时代的积极应对和价值坚守》中写道：“文学艺术向美而在，它是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特殊创造物。”

因着对美的向往，刘川鄂痴迷于张爱玲，并非因其小资情调或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怪癖”，而是其作品中呈现出的深刻犀利的批判意识、悲天悯人的浓郁色彩以及新颖怪异的艺术张力。他认为张爱玲的《传奇》是“别致的审美”，推崇现代作家们重审美超功利的文学立场。在此文学观念的影响下，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池莉作品存在的问题，认为其作品“不能唤起人们对诗意生活的进取心，不能给读者高层次的审美愉悦”，也没有对“崇高正义理性秩序的价值坚守和赞美”，只是一种为了迎合大众而“平面化、时尚化的快餐式审美”。

人性维度是刘川鄂审美批评的另一个尺度。高尔基认为，文学的本质是人学，钱谷融在此基础上认为：

文学作品的历史地位与社会意义，首先是从它描写人、对待人的态度上表现出来的。凡是能够美化人们的灵魂，引导人们向上、刺激人们起来为争取美好的生活而斗争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反之就是坏作品。

刘川鄂同样也认为“文学是对人的本质的探寻”。将文学中是否含有人性作为他评价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这大概能解释刘川鄂痴迷张爱玲的原因，他认为张爱玲“具有对人性的精深的洞察与描写能力。她笔下人物的人性深度和美学意蕴远远高于一般现代作家的作品”，将张爱玲视为“伟大”的作家是当之无愧的。

反观池莉，刘川鄂评价不高，他认为其走红不过是迎合了社会化普泛化的生存状态，不能“唤起对人性的深层体验”，也不能“丰富对人性的理解”。她的作品里没有对人的“存在”做一种价值揭示，缺乏对“人性繁复状态的心理学把握”，不能揭示“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欲望与现实的紧张冲突”。始终坚持从人性的维度来评判，使得刘川鄂的文学批评更具有人文气息，也成为他评论风格的典型特征。

从左手到右手

刘川鄂的学术批评既有对文本的感性的关切，亦有对批评的理性思考。刘川鄂认为 “美”和“人性”只能以感性的方式而不是科学理性的方式存在于文学之中，它具有不可替代性，也具有超越性，“文学是丰富的感性的审美的，文学批评的文风也可以是丰富多彩生龙活虎的”。

作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批评家，刘川鄂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灌注自己强烈的热情和生命活力。在研究陈忠实时，他借着火车接头处的灯光一口气读完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创作手记》，并不无感性地认为陈忠实的《白鹿原》是“20世纪中国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

如果说感性是奔腾不止的洪水，那么理性则是将这种冲动化为有益文学田亩的阀门。乔治·布莱提出：

批评是一种思想行为的模仿性重复，它不依赖于一种心血来潮的冲动。在自我的内心深处重新开始一位作家或哲学家的“我思”，就是重新发现他的感觉和思维的方式，看一看这种方式如何产生，如何形成，碰到何种障碍。

刘川鄂同意这种说法，在他看来，“作家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虚构创造，但评论家一定得审慎地思考和表达”。他指出批评的本质是一种理性活动，批评家要依据一定的观点方法进行评判。批评家要有学术良知和学术理性，对所评对象的价值高低做出清晰的描述和准确的判断，“如果批评失去学理支撑或学理性不强，就不能揭示作家作品的独特价值和优劣得失，就没有说服力也就没有效力”。

不管是对文本的感性认识，还是站在理性的殿堂上进行严谨细致的分析，刘川鄂的学术批评一直力求做到在文本评析过程中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平衡，力图达到“理性思辨力与文学感悟力的融合”，在左手指出作家的描写特点包括缺点的同时，右手指导和提升读者的审美趣味。在30多年的学术研究中，他致力于通过批评来提高作家以及读者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水平。正如何满子所说“批评家站在文学思潮的高处，予大众读者以有益的指导，帮助他们不断地提高阅读欣赏水平和品味”，刘川鄂无疑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批评，这既是他一直坚持人性和审美批评的结果，也是源于他真诚的文学信念以及对文学审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从批评者到被评者

刘川鄂批评态度严谨，注重思辨，以小见大，表达通畅，融入了自身鲜明的性格底色和生命活力，同时也将严谨细致的理性精神时刻贯穿于其中。

刘川鄂认为批评就是审美判断，他将这审美批评理念高度融入批评实践之中，他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性，将作品的审美含量和人性含量作为他审美判断的依据，用一种极具审美观感的语言表达出来。不仅使读者领悟到作品的美感，打通读者理解作品的审美渠道，也使人直观地感受到作品里所隐藏的审美形象和审美意蕴。在对池莉系列小说的研究中，刘川鄂通过从审美的角度，把握池莉市民题材小说的审美特征，得出市民审美趣味是池莉小说创作的基本美学倾向，从而揭露池莉作品所存在的唠叨化和恶俗化趣味的问题。可见，刘川鄂在批评中时刻注意到的是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特征。

在《令人咋舌的〈惊世之作〉》中，刘川鄂就用了三个口语化的小标题，分别是“主人公太缺乏可信度”“细节太缺乏真实感”“人物性格太缺乏说服力”，以此来说明池莉的惊世之作是失败之作。他还经常在评论里运用一连串疑问、反问的形式来道出自己对某个事物的质疑和困惑，在《韩少功：“公民写作”的伟大实践》中出现了连串式的发问，开篇就对“名家”进行质疑，发出“有你们说的那么多大师吗，有你们说的那么多经典吗”的质疑。

在批评当代作家时，刘川鄂用一连串的反问表达自己的不满，如“当小说和荧屏上充斥着好皇帝形象，它的创造者哪有民主共和之国民意识？……鼓吹苟活主义人生态度，与现代自由人生价值相距多远？”可以看出，刘川鄂这些文字中所带有的强烈情感和主体意识。他的个人色彩在一众批评中显得尤为突出，与其批评的口语化特点也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杨光祖对他的评价：

很多评论家食洋不化，生搬硬套，貌似很有学问，其实都是假学问。刘川鄂的文字好像平易，但平易后面的艰险，却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见的。

刘川鄂只不过是将一些深奥晦涩的学术理论通过直白易懂地方式表达出来，而然这种化难为易的方法没有深厚的功力是很难实现的。

他虽然倡导批评要有学理化，但在具体实践的时候，难免有时失之偏颇，过度的情感投入使得他的批评主观性更强一些。个人的喜好往往使刘川鄂在批评时更容易关注他人的价值理念问题，而对于文本的具体解读方面有所忽略。刘川鄂倡导“心灵的学术”，既融入了自身鲜明的性格底色和生命活力，同时也贯穿着严谨细致的理性思辨，坚持以人性含量和审美含量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以小见大，表达晓畅，在当代批评界留下了精彩印痕。

（作者系湖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20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