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运峰
今年，母校南开100岁了。
小时候，有一年父亲回老家，带回了一套明信片，上面都是天津的建筑和景观，其中有一枚上面是一座带尖的大楼，很是气派，父亲告诉我，这是南开大学。从此，我记住了南开大学的名字，这也可以说是我知道的第一所大学的名字。
当时的南开大学距离我非常遥远。我虽然小时候来过几次天津，但从来没有到过南开大学。我更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成为它的学生和教师。
1979年，也就是40年前，16岁的我从老家辍学，到天津市畜产进出口公司皮毛厂，顶替父亲成了一名工人。在集体宿舍中，有一位20多岁的大姐姐，我们称她“赵姐”。她原是我们单位的一名女工，由于家庭出身好，工作积极，被推荐上了南开大学外文系。现在推算起来，她应该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她临近毕业，每周回宿舍一次。那时，我们几个小青年正在自学外语，就到她的宿舍请教。她很热情，纠正我们的发音，为我们朗读课文。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大学生，对她很是崇拜，南开大学在我的心目中也愈加神圣。但我依然没有机会迈进南开的大门。
1981年10月间，天津市外贸系统为了提高职工的文化素质，决定在各个单位成立职工学校，普及初中教育。领导看我平时喜欢读书看报，抄抄写写，就决定派我参加语文师资培训班的学习。培训班的教学任务由天津外贸学院筹备处的几位老师担任。这几位老师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生，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培训班，我的年龄最小，老师、同学对我都很偏爱。由于年龄小，没有任何拖累，读书很是认真，大家都认为我很有前途。有一天，教我们现代文的葛玉老师竟然当着全班的面说：“小刘，你是清华的苗子，别在工厂干了，直接考大学吧！”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考大学？怎么可能呢？我连初中毕业证都没有，高中也只上了一年多，外语只学到初中课本第二册，只会几百个英语单词。数学中的三角、解析几何都没有学过，其他功课也差得很远，这点基础怎敢去考大学呢？但从此之后，进大学读书成了我的一个梦想。
1982年4月，培训班结束，我回到工厂，成了职工学校的一名语文教师。恰好，天津市业余大学开始恢复招生，培训班的几位同学都跃跃欲试，他们劝我一起报考并认为我考上的机会最大。我虽然报了名，但并没有当回事，总觉得基础比他们几个好，应该不会落在后面。但结果是同去报考的五位同学，都榜上有名，唯独我名落孙山，很是没面子。那几个同学鼓励我，干脆不考业余大学了，参加正式高考。一位同学还以苏晓明为例，说她虽然以前没有获过奖，但一首《军港之夜》却一鸣惊人。
我有些动心，但仍拿不定主意，依然漫无目标地翻闲书。
大约是1982年8月下旬的一天，学校派我去一所中学印刷厂买备课专用纸，一进校门，就看到刚刚贴出的高考文科补习班招生启事，我怦然心动，立即报了名，交了20元学费。回到学校，我对一位同事讲了报名的事。她立即说，快去把钱退了，那所学校教学质量不高，不如去市内的重点中学复习。当时，2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超过我月工资的一半，我担心人家不给退，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了这个补习班。
这所学校的升学率的确不高。每年能够考上大学的停留在个位数，被称为“收底校”。不过尽管生源差，但老师们却很负责，教学很是认真。他们并没有因为我来自工厂、基础差对我有所嫌弃，而是和这所学校的复读生一视同仁，耐心地为我解答问题，检查我的作业。至今，我仍记得其中的几位老师，教语文的赵玉祥老师，教政治的宋老师，教历史的恽老师，教地理的赵老师。他们往往忙完一天的教学工作，下班后再接着为我们上课。有一天晚上，教地理的赵老师突然说不出话来，在讲台上站了好一会儿，我们都吓坏了，一时不知所措。下课后我们护送赵老师回家，她说：“我没事，你们快去看书吧！”
在补习班里，除了我，都是复读生，也都有高中毕业文凭，很多基础性的知识，我都是空白，我只能比别人付出加倍的努力。每天下班后，我要骑40多分钟的自行车，去补习班上课，晚上十点钟左右才能回到宿舍。有时一边骑车，一边背单词或是复述所学的内容，嘴唇总是不自觉地动，有的同事发现了，就到处讲：“小刘读书读成神经病了。”但我不管这些，给自己不断打气。深秋的一个下午，我去上课，突然下起了雨，我没有穿雨衣，浑身上下全浇透了。为了不耽误上课，我硬是坚持把课上完，晚上回宿舍的时候，竟靠体温将衣服烘干了。由于用脑过度，加之营养不良，高考前我出现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每天睡觉前，都会突然进入不能动弹的状态。虽然意识清醒，但却无法活动，连话都说不出来，这一症状在医学上称为“睡瘫”。有一段时间，每晚上要发生好几次。我有些害怕，想放弃高考，又有些舍不得，也怕遭到同事们的耻笑。那段时间，正在上映《血战台儿庄》，我破例给自己放了一晚上假，用三个小时看了这部上下集的电影。其中的一个镜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方伤亡惨重、战局愈来愈不利的时候，李宗仁提笔写下了一个大大的“韧”字。这个“韧”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决心坚持下来，挺到最后。但却打定了一个主意，如果考不上，就再也不考了。
1983年的考生们远没有现在这样便捷——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复习资料。那个时候，资料极为匮乏，偶尔得到一份油印的习题，就如获至宝。凡是遇到习题，不管来自何方，不管有用没用，都要做上一遍。我几乎找遍了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的习题，不停地翻书、演算、答题。这些资料堆起来，足有半人高。
高考终于到来了，虽然仍旧充满了忐忑，但也有几分信心地走进了考场。
对于六门功课来说，我最怵头的就是数学和外语。因为基础太差，很难靠突击提高成绩。赵玉祥老师对我说，这两门课，你只要各拿20分，就可能考上大学。真没有想到，数学却比想象的容易许多，有不少题是自己熟悉的，尤其是其中一道20分的解析几何题，几乎和我曾经做过的一道题一模一样，我凭着记忆，照葫芦画瓢，竟然做出来了。结果，这门课得了72分，好于我历次模拟的成绩。最后一天下午是考历史，我利用中午的时间紧张地看随身带的资料，突然想到一道题，感到没有把握，于是赶紧骑车回到宿舍，翻开课本从头到尾站着看了一遍，然后赶紧返回考场。也真是凑巧，下午的试卷中就考了这道题，由此我相信运气。当然运气也要靠平时的充分准备才能抓住。
外语是在完全不明所以的状态下答完的，连蒙带猜，得了28.5分，也超过了预期的分数。
最后，我高考的总成绩是399分，超过录取分数线39分。
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南开大学中文系。我梦想着考进南开大学，圆自己的文学梦。
但是，我没有达到南开的分数线，被天津财经学院（今天津财经大学）财政专业录取。由于我有过工作经验，年龄也比应届生同学大一两岁，因此一入学就被选为班长，系学生会改选时，又被选为秘书长，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也成为我第一次梦圆南开的契机。
1979年8月，一些大学开始逐渐恢复和创办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专业。政治学在南开有很长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前，罗隆基、萧公权、杨敬年、王赣愚等都在南开讲授过政治学。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南开大学决定恢复政治学系，并从天津市各高校一年级大学生中选拔第一批学生。经过系、院推荐和资格审查，我幸运地来到南开，成为政治学系的一名本科生。
在南开大学的3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南开，我接受了最好的教育。由于是在中断几十年之后恢复重建，老师们主要来自马列教研室、哲学系、历史系。我们开设的课程很丰富，包括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经济学甚至文学、美学等方面的课程。现在看起来，不免有些庞杂，但也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提高了我们的综合能力。在学习过程中，老师们开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私的敬业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想起来，自己之所以在毕业之后还能够不断努力，取得一点成绩，主要还是在南开期间从老师们那里受到的影响。张凌志老师、朱英瑞老师、王世铮老师、谢晓芳老师、孔令智老师、黄若迟老师、黄英忱老师、郭定达老师等虽然已经作古，但他们的精神依然激励着自己努力前行。
1987年7月，我从南开大学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时获得了全班唯一的校级奖学金。我很幸运，虽然没有考入南开大学，却获得了南开大学的毕业证书。
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天津财经学院，在财政系担任团总支书记。我把南开大学学生管理、学生活动的方式方法引入进来，很受同学们欢迎。但很快，我就发现和大环境不相适应，于是在工作了4年多之后，决定离开这所学校，调到了天津市财政局财政（税收）科学研究所工作。在新单位，只有我自己是非经济类专业出身，被人视为外行。我只有加倍努力，靠多调研、多读书、多写作去改变别人的印象。1994年，在全国经济师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全单位只有我一个非经济专业的人顺利通过，让有些人大吃一惊。我知道，这是在南开所接受的综合（现在称为“通识”）教育帮了我的忙。
新单位待遇很好，我时常感到不适应，总想着离开，但由于患得患失，阴差阳错，竟然在这个单位工作了15年。
尽管不是很顺利，心情也不是很愉快，但我始终牢记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不论环境如何，一直保持昂扬向上不断进取的状态，我不停地买书、读书、写作，本职工作之余，研究鲁迅、学习书法，涉猎政治学、经济学、新闻传播、编辑出版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这期间，我发表了一些文章。而且，我始终和老师们保持着联系。在老师们的鼓励下，我考入南开大学在职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98年7月，获法学硕士学位，2005年12月，获法学博士学位。其间，我还考入天津日报做兼职记者，业余时间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电视台做主持人，辑校并出版了《鲁迅佚文全集》《鲁迅自选集》《鲁迅序跋集》《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书衣百影》《鲁海夜航》《书林独语》等书籍。我所做的这一切，都在使我逐渐接近并实现一个梦想——回到南开。冥冥之中，我坚信，只有回到南开，才是自己最为理想的归宿。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2006年5月19日，我作为人才引进，到南开大学报到，任文学院传播学系系主任。2008年，我顺利晋升为教授；2013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
从一名工人到成为大学教授，两次梦圆南开，其间经历了将近30年，初看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也有些不可思议。从过程来看，也的确存在着许多偶然性，但是，这些偶然汇合到一起，就变成了一种必然。而其中发挥决定作用的是自己在南开所接受的教育。这些年来，南开的精神、气质、品格，已经融入于自己的血液，使我不敢沉沦，更不敢懈怠。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为母校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是我最大的快乐。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