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秋
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吴敬梓的杰作《儒林外史》不经意于物态文化层，不停留于制度文化层，而是着意于精神文化层，这就深入人心人性的深层，从而超越时空给人良多启迪。境界就是一种精神状态，《儒林外史》着重展现了三种人生境界：功利境界、天怀境界、觉醒境界。
一、功利境界
《儒林外史》涉及的社会层面虽然很广，但正如鲁迅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吴敬梓根据自己长期的体察和分析，描绘了一轴色彩斑斓的士林人物长卷。功利，在士林就是功名富贵。“功名”的概念在明清科举时代常用以指科第及由科第取得官职。
中国的传统统治者积累了运用利益驱动机制的经验，特别注意把读书与功名富贵联结在一起，通过科举制度使读书人“入我彀中”。“学而优则仕”成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群体价值取向，马二先生就是这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正宗产品”。他说，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否则）哪个给你官做？他以拙朴的本性毫无讳饰地讲出老实话：念文章、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幺举业，就做什幺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合理，那他根本不去想，能做官就合理！封建统治者正是充分发挥权力的魔法，使读书人乖乖地做自己的顺民。《儒林外史》没有停留在科举制度这个层面，而是继续深入下去，写到读书人的精神层面：思想如何被戕害，智能如何被斫伤，人格如何被奴化，结果形成了依附性和奴性，把读书和做学问限制在为官方的制度、政策、功令进行诠释、宣传和鼓吹的范围之内，失去了“士”作为人类理性和“社会良知”之代表的独立思考能力。周进、范进就是明显的例子。
沿着马二先生所鼓吹的科举正路——秀才、举人、进士，做官——一头钻进去走到极端，思想发生偏执，就会产生周进、范进。周进考到六十几岁连秀才都没进，还是个童生，所以没资格进贡院考举人，他有一回到南京贡院，看到号板就撞号板痛哭。范进考到五十几岁，突然中举了，高兴得发了疯。这都是由热衷发展到偏执。还有一些更糟糕的人，可以叫作“陷溺者”，他们人格扭曲、分裂、堕落，被异化成“非人”。沉迷者和陷溺者造成的世风是什幺样的呢？吴敬梓对“势利”和“伪妄”特别敏感、痛恨，因此揭露讽刺得特别尖锐、深刻。
鲁迅塑造的阿Q是“精神胜利法”的精神现象典型，吴敬梓塑造的胡屠户则是势利精神现象的典型。范进是他女婿，中举前是范进，中举后还是范进，但因“势”和“利”大变，胡屠户的态度也就大变。中举前他骂范进说：“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举凡轻蔑人时，一般说“你该拿镜子照照”，而胡屠户却说“你该撒泡尿照照”，轻蔑至极，刻薄至极！奚落人时一般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胡屠户说“想天鹅屁吃”，这又是极尽鄙薄挖苦之能事，癞蛤蟆还能想吃天鹅肉，而范进只能想吃天鹅屁，连癞蛤蟆的资格都没有，胡屠户根本就不把范进当作人。范进中举后他却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中举前他对范进动不动“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中举后“现世宝穷鬼”一下子变成“贤婿老爷”。“贤婿”是老丈人称女婿，“老爷”是奴才对主子的称呼，把这两样称呼不伦不类地加在一起，本身就极不和谐，把胡屠户的奴性、势利讽刺得体无完肤。
还有一些品性恶劣的官僚乡绅，打着儒家纲常伦理、仁义道德的旗号，却弃道而嗜势、忘义而贪利。五河县的方乡绅、彭乡绅、唐二棒椎、唐三痰之辈，像蛆虫一样张皇，“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把这号人的恶德恶行表现得最充分的是严贡生。他运用乡绅的势力、讼棍的狡诈、无赖的手段，一门心思作恶，每个毛孔都渗出罪恶的毒汁。他们是儒林中最腐朽的一部分，吴敬梓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满怀憎恶地向他们喷射严冷辛辣的讽刺烈焰。（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