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闻 平
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的两个月
□ 闻 平
新中国成立前夕，董必武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前奏和雏型。1950年1月，周恩来赴莫斯科与苏联谈判签订新条约，在此期间，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职务，主持政务院工作，直至3月初毛泽东、周恩来从苏联回国
周恩来赴苏，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董必武当选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任命董必武为政务院副总理，兼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政法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并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委托，指导并联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人民监察委员会。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争取有利的国际支援，进行各项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决定，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随行人员启程访问苏联。毛泽东访苏，一方面是祝贺斯大林70寿辰，与苏联交换对世界形势的意见；另一方面是与苏联签订新的条约，并向苏联借款，促进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开始了对苏联的第一次访问。
1950年1月2日下午11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份电报，“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携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的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斯科后才发表”。
1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周恩来召开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全体会议，通报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期间，由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和总党组书记，主持政务院全面工作的决定。10日，周恩来率李富春、叶季壮等13人坐火车离开北京，赶赴莫斯科。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职务自此开始。
战胜灾荒，“不许饿死一个人”
1949年，水旱灾等自然灾害频发，加之战争的影响，到1950年春，又出现了严重春荒，尤以河北省、平原省(包括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地域)、山东省和苏北区等地区为重。
除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首要任务，救灾工作、赈济灾民、维护社会稳定成了新政权的迫切任务。党和政府对灾区情况和灾民生活极为重视，毛泽东提出“不许饿死一个人”的要求。周恩来离开北京后，董必武认真贯彻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组织领导救灾工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董必武与孙辈在一起
1月26日，董必武特别致函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务必将全国灾情概况和紧急救灾赈济问题的简报和材料，按时分送给中央政治局诸同志，以便中共中央及时了解灾情。
2月中旬以后，春荒灾情进一步加重，灾区人民到了缺粮断炊的境地。这个时候，潜伏的特务、一些地主，借机在各地策划并煽动进行阴谋活动，豫东、皖北、苏北、河北等灾区的灾民又开始大批外出乞讨。
如不迅速帮助农民解决春荒灾情，将使新生政权面临更严峻的考验，春耕生产将难以开展。为切实加强救灾工作，董必武请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并要求各级政府成立相应组织，以便加强领导。
2月27日，董必武主持召开政务院系统13个单位的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他亲自担任救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薄一波、谢觉哉、傅作义、李书城，委员有姚依林、李运昌、李德全、叶笃义、薛暮桥等共12人，还决定请政务院派两位政务委员，全国总工会、全国青联、解放区救济总会、中国人民银行各派一名负责人担任委员。
为了保证“不许饿死一个人”，董必武根据各地报来的情况和中央工作组的报告，多次向中央反映各地缺粮情况。当时，中国南方和西南、西北地区战争还在进行，在财政经济状况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与各地协商，先后调拨了22.42亿斤粮食，帮助灾民顺利渡过冬荒和春荒。
在短短三四个月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力量，调度这幺多粮食，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50年4月1日，董必武以中央救灾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表示：“我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团结奋斗的伟大力量，任何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深孚众望，不负重托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万事待兴。董必武常常一个会接着一个会，许多工作需要处理。
在代总理期间，董必武更加繁忙，一方面要及时同在苏联的毛泽东、周恩来保持联系，及时通报国内重大政务情况；另一方面，他主持政务院工作，中国这幺大一个摊子，需要他处理的事情很多。
在中央领导下，董必武领导政务院开展了大量工作，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稳定物价，制定《婚姻法》，严禁烟毒及其他毒品，废除封建把头制，制定《人民法庭组织通则》，为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开展做准备。
主持召开政务会议和专门委员会会议等，是代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担任政务院代总理的两个月时间里，董必武主持召开政务会议8次，讨论和决定国家各种重大事务50余件，以政务院名义制定签发的条例、通则、法令和指示数十件，审核、批准了数十件政务院部门会议报告、工作计划及地方政府上报的重要事项。
除亲自主持领导政法委员会的实际工作外，他还先后参加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水电部、劳动部、民族事务委员会等部门举行的各种会议，并在会上讲解全国形势，指导工作。可以想见，代总理的工作格外忙碌、繁重。1950年2月13日，董必武在一封写给堂侄董良埙的信中说：“我忙的情形你们是难以想象的。别人在星期六下午、星期日一般不办公，夜晚只有我们党内少数人办公，夜晚办公的，白天往往不办公。我呢，早晨总是七点多起床，晚上总是两点多才睡觉，无所谓星期六，星期日，随我工作的秘书和警卫人员都拖得很辛苦。”
又说：“我现在应当忙的，不是单想着我们自己家中怎样生活的问题，而是怎样组织全国工农军民人等生产的问题；是怎样解决几十万几百万灾民的生活问题；是怎样恢复上海被敌机轰炸炸坏了的生产机关的问题；是用什幺方法去消灭舟山群岛、台湾及海南岛上的敌人问题……”
董必武在代理政务院总理的日子里，白天要领导和主持各种重大的国务活动，夜晚要参加中央研究国内外重大问题的会议，或主持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解决亟待解决的国家事务，每天都工作18个小时以上，工作强度可想而知。
1950年3月4日上午10时，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一行访问苏联后回到北京。董必武代行总理职务结束。3月9日，董必武就周恩来去苏联访问期间，就自己代理政务院总理和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书记两个月来工作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书面报告。
代理政务院总理两个月来，董必武不负毛泽东、周恩来重托，圆满完成了政务院各项工作。
（摘自《往事与旧闻》201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