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残障人如何追梦

□黄昉苨

美国残障人如何追梦

□黄昉苨

上个星期，我和朋友相约爬山。到半山腰，朋友愉快地说：“好啦，追上大部队啦!”我抬头一看，前面石头上站着一群人，中间一位哥们儿坐着轮椅，笑眯眯地跟我们打招呼。

那是一群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博士，来自同一个研究机器人的实验室。我立马意识到，自己能从那位坐轮椅的哥们儿身上，看见一段怎样的人生故事：身残志坚的学霸，通过自己的能力去进行人工智能的探索，造福社会……唔，还能开车带同事一起去郊外爬山。

听着像一个能给中小学生做报告的励志典型，但在这儿，没什幺稀奇，就是另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这种低调常常引起我的兴趣。刚到美国时，我的朋友陈艾薇告诉我：“我老公他舅舅，有天开车回到家突然就动弹不得，全身瘫痪了……”

刚瘫痪的时候，这位舅舅能动的只有眼珠。通过拼字母，他告诉妻子，想自杀。

“如果这真是你的心愿的话，我一定会帮助你。”舅妈对他说，“但是那之前是不是应该看一下你这辈子想做的事情，都完成了吗?”

瘫痪前，舅舅人生中最后悔的事是大学里没读上自己喜欢的工程专业。于是，接下来，他通过网络课程重新读起了书，还与佐治亚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怎样通过人工智能改善残障人士生活的实验室取得联系，成为团队一员，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然后提出自己的想法和需要，帮助他们改进发明。

通过逐渐恢复的两个能动的手指加上眼珠，舅舅现在能操控机器人在家里走来走去，也能指挥无人机在院子后的小树林里飞来飞去看风景，或是给外地的听众做一个TED小演讲。

“最重要的就是他有自己的工作和使命了，是吧?”讲完这个故事，艾薇认真地看着我，“不仅仅是可以继续生活，他也在发挥自己的作用，为改善他的社群而出力。”

我一时说不出话，这整个故事里有太多细节让我惊叹。

也许是国情的不同。艾薇的小外甥女，因为脑瘫，六岁了还没学会走路。来美国参加小姨妈婚礼的时候，家人顺便带着她看了医生。医生听说她在北京每天要花六小时康复，吓坏了：那这孩子的日常生活怎幺办呢?她这个年纪的小孩子就该到处玩嘛，不要让她觉得自己特殊到有必要放弃日常生活了啊。

就算不能到场，在艾薇的婚礼上，远在加州的舅舅还给新婚夫妇当了一回持着戒指的花童。全场宾客看着一本正经戴上领结的小机器人托着钻戒一步步挪到新人面前。舅舅也看着大家，笑脸绽放在屏幕上。

准备下山前，一个博士生拿出一条大围脖，系在电动轮椅上，坡度太陡的时候，大家都得搭把手扶一下轮椅。但也不算什幺难事，甚至都算不清谁帮谁更多些，毕竟开车把大家拉到郊外的还是这位残障博士。

在加州，艾薇脑瘫的小外甥女与瘫痪的舅舅见过一面。有了照顾这一大一小的经验，原本因为文化、国别差异而颇有隔阂的两家人反倒颇有话可说。当大家在为他们忙碌的时候，她听到舅舅的儿媳妇发出一声感慨：“我好幸运，嫁进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这话连艾薇都被惊到了：她这位嫂子的丈夫，因为父亲瘫痪、家道中落，没能考上大学，转而参军。从战场回来，被炸弹轰得失去十岁之后的记忆，很长一段时间也都只有孩童的智力。

这样也能觉得幸运吗?

但在这个家庭里，那似乎只是另一段有点特殊但也让人充满感激的经历。在漫长的休养、康复后，她丈夫现在已经从一所医学院毕业了。也许有点特殊，过程不免波折，但每个人终会有自己的生活。

说回爬山的博士大聚会。这些研究机器人的博士凑一块儿，常常会聊起中国的人工智能有多厉害，产业的发展何其迅速……但在那天，我并没感到太多欣慰。

毕竟，在普通人如何生活的故事里，技术似乎是最不重要的元素了。

（摘自《青年文摘》2017年第6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