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同宾

饭事杂忆

□ 周同宾

那些年,上级年年向农村派工作队,每次都有我,前后下乡五年。每日三餐,吃的都是“派饭”。千百次到农家就餐,主人有热有冷,饭食有好有差,种种遭遇,至今难忘。

那时的规矩,派饭不能派到“四类分子”家(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合称“四类分子”,简称“分子”),内中原因似乎不是怕阶级敌人在饭里下毒,害死驻队干部,而是显示一种政治待遇。同时,管三顿饭,除可收下粮票和钱外,还能得到生产队补助的一斤小麦。在驻队即将结束时,我对那个规矩做了修正:“四类分子”家只要“分子”已经死去,也可以派饭,理由是他们的子女不是敌人,而是群众。

于是,我第一次去王虎家吃饭。他父亲是地主分子,去年死了。为他的名字,他父亲挨过多次斗,原因是老虎吃人,想让地主羔子吃贫下中农。我走进院子,王虎全家迎着,显然十分兴奋。堂屋扫得很干净,小桌小椅都用湿毛巾抹过。我坐下,王虎端来两盘菜,一盘炒丝瓜,一盘凉拌水萝卜,又端来刚烙好的玉米面饼子(一看就知道,玉米面里起码掺了三分之一白面)。最后,他给我端来一碗绿豆面条儿,很稠。他自己也端一碗,陪我吃,他的饭,倒很稀。他一再让我吃菜,吃饼馍。那份热情,着实感人。他女人带两个孩子坐院里的丝瓜架下吃饭,饭很稀,馍是红薯面窝头。

那碗面条儿吃到最后,我发现碗里埋着两个荷包蛋。我悄悄吃了,事后没敢告诉别人。因为当时有条纪律,不准吃群众的鸡蛋。王虎也绝不会告诉别人,如果别人知道,他就是“腐蚀拉拢驻队干部”,是要挨批的。

又有一次,饭派到一个光棍家。光棍外号“杂毛”,好吃懒做,常在街上逛,倒腾些买卖,弄了钱,买酒喝。挣工分就很少,分的粮食总不够吃。因为是贫农,不能让饿着,队里常常救济他。

他屋里并不暗,因为房顶上有片亮瓦,漏进了阳光。地上灰土很厚,人走过,留下指把深的脚印。没有坐具,他把一个木墩迎门放下,让我坐。而后,揭开锅盖,用好大一个粗瓷碗给我盛一碗小米干饭,又拿一双已经变作灰黑色的筷子,用手捋了捋,递给我。他自己则用瓢盛了饭,在柴堆里找了根高粱莛儿,一折两段做筷子,坐一块土坯上陪我吃。

小米干饭很咸,咸得蜇嘴。掺有菜,是老白菜帮子。还有肉,块很大,尖不尖、方不方的,不知是啥肉,反正嚼不烂。当着他的面,不好吐掉,只能囫囵吞下。他自己则吃得很香,又吃得很快,吃了两瓢,最后,连锅巴也铲出来吃……

饭后回到大队部,大队会计问我吃的啥饭。我一说他就笑,笑够了,才揭了底儿:“你没见供销社收购的那些牛皮吗?摊街上晒,撒了盐,撒了盐仍臭气熏人,苍蝇乱飞。人踩车轧,可脏了。牛皮上,有些地方没剥净,还剩些肉。你吃的肉就是杂毛从牛皮上弄下来的。他那盐也是牛皮上扫的……”我的天。

那些年,时兴忆苦思甜。忆苦饭都是公家做的,在大队部吃。

却说有一次,在一个颇大的村里,忆苦会的组织者别出心裁,搞了个新花样。在贫下中农家吃忆苦饭的同时,为了通过对比,激发阶级感情,也为地主、富农做了肉菜,蒸了白馍。肉菜白馍摆在会场正中的八仙桌上,四边放了黑漆木椅,让地主、富农穿上长袍、大褂、皮袄(那些服装不知是从哪里弄来的),坐八仙桌边。贫下中农则蹲在四周。

我们几个工作队队员也蹲在贫下中农当中。地主、富农不敢坐,民兵就强令他们去坐。贫下中农端起忆苦饭,却都盯着八仙桌上的肉菜白馍。地主、富农都勾着头坐着,看也不敢看桌上的食物。民兵强令他们拿起筷子,他们不敢夹菜,也不敢拿馍。威逼再三,才有两个“分子”颤抖着举起筷子去夹菜。刚刚夹到,还没送进嘴里,贫下中农忽地都站起,叫着骂着蹿上去,把地主、富农们推倒在地,拳打脚踢,同时把肉菜白馍抢吃光。

混乱中,一个刚出校门的工作队队员也跟着贫下中农去抢吃了一个白馍,贫下中农对他很不满意,说他抢了革命群众的斗争果实。当晚,工作队开会批判他,并汇报到县里。县领导说他是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一直让他在农村改造,直到1979年才回机关工作。

(摘自《散文选刊》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