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恺
电影《可怜的东西》，艾玛·斯通饰演女主角贝拉·巴克斯特
北京时间3月11日，第96届奥斯卡奖项揭晓，除了最大赢家《奥本海默》之外，由欧格斯·兰斯莫斯执导的奇幻电影《可怜的东西》获得了四个奖项：艾玛·斯通获得“最佳女主角”，此外影片获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化妆/发型”“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
与奥斯卡典礼上一片欢呼相对的，是《可怜的东西》在社交媒体上的两极口碑和越来越低的打分。“高开低走”的打分，似乎呈现了观众们的矛盾心理：作为一部难得在大银幕上以独特视角介入探讨女性议题的电影，《可怜的东西》风格独特、耐人寻味，编织了一个确乎值得拿奖的诡谲艺术宇宙。但与之相伴的，则是探讨女性议题难以逃脱的诸多局限与刻奇，片中远超普通影片的性爱场景含量，也引发了诸多不适与质疑。
《可怜的东西》到底是足以捧起奖赏、实至名归的女性解放力作，还是以争议戏份、政治正确吸引目光的“狡猾的东西”？
电影《可怜的东西》中的科学家古德温·巴克斯特
弗兰肯斯坦的另一种可能
如果你曾读过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便会发现如今许多奇幻、怪诞的科幻怪谈电影，都有着这位古早“科学怪人”的影子：用来自不同尸体的尸块拼接而出的怪物，在拥有自我意识后学习社会规则、面对自己的丑陋与缺陷、追求爱与被爱而不得，最终成为与外表“相衬”的恶魔。
《可怜的东西》也是以弗兰肯斯坦式的“怪诞拼接”开场。
孕妇维多利亚·布莱辛顿受够了丈夫的虐待，选择坠桥轻生。一个容貌诡异、整张脸由碎片缝合而成的科学家古德温·巴克斯特“救”起了她的尸体，将她腹中的婴儿大脑取出，移植到维多利亚尸体的大脑内—由此，一个拥有成年女性身体与容貌、婴儿思维的拼接“巨婴”贝拉·巴克斯特诞生了。
作为一个实验品，贝拉称呼古德温为“God”，她被关在城堡中，与狗头鸟身、猪头狗身一类的拼接动物一起生活，被观察与记录。按照古德温的安排，她将始终在自己构建的这座与世隔绝的梦幻城堡中生活、与自己的助手结婚，持续作为实验观察对象度过这一生。
但贝拉的身体与心灵都在飞速成长，开始想要探寻外面的世界。在通过自慰品尝到性快感之后，她与一名轻佻勾引她的律师私奔，开启了自己身体与精神的冒险。
一路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到黑海西北岸的敖德萨，贝拉在游船上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目睹了贫民窟的惨剧，开始读书、思考。直至到了巴黎，她选择用做妓女的方式体验生活，并对气急败坏的律师说：“我的身体就是我的生产资料。”
在妓院，“形形色色”的人范围不断扩大，贝拉也似乎在一场又一场对象各异的性交易中获得了直抵生活真相的能力—她不再是眼神清澈的“巨婴”，她成了觉醒的女性。
古德温的重病终止了贝拉的探险，她回到了“出生”的城堡，知道了自己是谁—她是自己的母亲和女儿，是自己的死亡和新生。她决定与古德温“指定”的助手结婚，接过“God”的接力棒，成为一名以怪诞拼接人体技术为生的科学家。
影片的最后，贝拉的亲生父亲、维多利亚的丈夫奥布里·布莱辛顿将军出现，要强行带走她、阉割她的性器官，将“重生”的她永远留在自己身边。而觉醒的贝拉没有再像自己作为母亲时那样一死了之，而是用古德温的拼接“科学”，为暴力的将军换上了羊的脑子，使他彻底成为温顺的食草动物。
灯下黑
在极具好莱坞风格的结局里，贝拉继承古德温的庄园与技艺，坐在花园里温习功课、啜饮下午茶，身旁是温顺的丈夫、已然成为人形羊的暴戾前夫/父亲、妓院相识的同性恋女同事、另一名与她一样但智力停滞的“改造人”……
影片结束了。故事怪诞、画面精美，有快意恩仇的“爽片”桥段，也有醍醐灌顶的金句。
但似乎又有什幺不对。影片的前半段全部采用黑白调色，不时以鱼眼镜头呈现整个画面，这让“窥视感”无处不在。
作为女性观众，鱼眼镜头的侵入即便是出现在虚拟的银幕上、发生在时空模糊的虚构故事里，也足以令人心慌与不适。
她是自己的母亲和女儿，是自己的死亡和新生。
电影《可怜的东西》剧照
对《可怜的东西》最广泛的质疑，便是贝拉的觉醒与成长过程，几乎完全以弗洛伊德的“性一元论”为准绳：自我发现通过性、成长通过性、觉醒通过性……人的所有行为都成了寻求性快感之下的衍生品。于是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数量、姿态繁多的床戏，而贝拉的成长就是通过这一次次“激烈的跳跃”镜头完成的。
这很难不令人生疑，只用性的方式能否获得成长？也许可以。但影片对贝拉“性”的呈现方式让观看的女性感受到，这部标榜女性主义觉醒的电影，可能本就是“灯下黑”：一边高喊女性解放，一边以极度的男性凝视投射在贝拉与贝拉的性探索上。
一边高喊女性解放，一边以极度的男性凝视投射在贝拉与贝拉的性探索上。
贝拉体验到性快感的方式是向下体塞入苹果、黄瓜，是纳入式的。但任何一个女性都知道，纳入式并非探索身体快感的第一站，甚至也不是最后一站：从统计数据看，只有26%的女性能借此获得高潮，纳入式并非女性获得快感的最佳方式，仅为了适应生殖的需要。
如此看来，贝拉以“纳入式”开启自己的性探索，既不符合女性的生殖常理，更充满了男性视角的傲慢—把男性基于性的需求放在女性角色身上，甚至在字里行间不断表达着弗洛伊德的“阴茎嫉羡”：女性只是没有阴茎的男性，所以探索自己也好、觉醒反抗也好，“拥有阴茎”成了必经之路。
谁是“可怜的东西”？
事实上，即便抛开性，影片对贝拉成长之路的勾勒也实在乏善可陈。从对世界一无所知的婴儿，到眼神深邃、说话理论连篇的“觉醒女性”，贝拉的方式只有读书—且只用中景作为镜头语言，仿佛一张摆拍照片，看不出书籍如何从字面跃入实用；与人深度交谈—且只有一位老妇人和一位年轻男性；见识世界的参差—且只是远远地看着贫民窟的惨剧，流下几滴泪水……贝拉智识增长的主要场所不是学校，而是妓院—将性交易与性自由相提并论，也令人啼笑皆非。
谁是那个“可怜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可怜的东西”反而像是在讲女性了。
诚然，影片希望观众感受到的“可怜的东西”，是故事中的男性。无论是古德温、律师还是助手，他们似乎都是迂腐、可怜的：古德温扭曲的脸、退化的性功能、需要借助器械才能完成的进食，是他的科学狂人父亲的实验产物，他继承了这份狂热，也没能走出父亲的阴影；律师看似风流潇洒，但患有“祖传”的膀胱无力症，面对拥有自我意识的贝拉也毫无招架之力，只能默默哭泣；助手性情敦厚，但出身低微，总是被同学嘲讽……至于那些背景板一般与贝拉发生关系的男人，他们丑陋、暴戾、自卑……和发着光的女主角相比，确实可怜。
但对男性的“可怜”似乎又带着些释意—带着疼爱的怜悯。而故事内外的女性，或许才是真的可怜。
成为贝拉，需要刷新一切，换个大脑才能重新开始。觉醒靠性，靠在妓院中与各种丑态百出的男人以毫无必要的方式完成“学习”，最终回到庄园成为新的上位者。将身体作为生产资料的贝拉，最终自己亲手推翻了这个言论：能够维持她阶级属性的“生产资料”是古德温留下的身体拼接“科学”，她继承了父权，拿过了父权曾控制她的武器用以谋生，她似乎依旧在父亲/丈夫之间流转。
更可怜的，是贝拉妓院里的女同事们。没有贝拉一样天真的头脑，她们如何忍受嫖客的折磨？如何看待“那是你的身体，你有权自由处置”？她们是否真的有权自由处置？贝拉可以阅读、思考、参加学习集会，不想继续了随时抽身，但她们是否可以轻易离去？
对银幕外的女性观众而言，看着贝拉仅仅通过性、读寥寥几本书、游历几个地方便能“觉醒”，在残酷的社会中生存甚至获得颠覆的胜利，很难不对我们身处的真实世界感到怀疑。
即便艺术不必拘泥于现实，但活在难度升级的世界、看很多场美丽女演员与各种（不必要的）丑陋男性的床戏……走出电影院，贝拉的情欲仿佛是一种无声的耻笑，她披着女性主义的外衣、被男性凝视的鱼眼镜头操控着，对在自我觉醒的漫长苦旅中挣扎的女性说：可怜的东西。
特约编辑姜雯 jw@nfcma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