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爵
一
在节奏如驰的医院，一舟是个不入群的女孩。单薄的她，穿着同样单薄的T恤和牛仔裤，绑一根麻花辫，发丝被 白的日光灯氲出毛茸茸的边沿。她安静地坐在血液内科候诊区最后排的角落里，蜷着腿，手里捧着一本卡通记事本，不说话。
那天，我带着一份紧急会诊邀请，从另一个院区的病房赶来，请血液内科的医生协助评估病情。我看到一舟的胳膊，臂弯处凿满针眼。我瞥见她有些苍白的脸和嘴唇。她十六岁。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白血病——好发于少年儿童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门诊医生调取了一舟的病历。意外的是，并没有白血病的征兆。血常规的结果也只有一处异常：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及绝对值减低。“是恶性疾病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不像。”
我们继续查阅了一舟的其他检查结果。我惊讶地发现，在短短半年里，她竟然先后做过二十余种检查，且有些项目做过不止一次。
一舟的手指在发抖，嘴角微微抽搐。她的母亲站在旁边，几次欲言又止。确认其他的检查都没有异常，我刚要解释，一舟忽然哭了。
“我要做穿刺，”她抽噎着说，“我一定是白血病，请您给我开检查。”
“没有证据指向白血病，”接诊医生皱起眉头，“大概率是感染。”
“我必须做穿刺，”一舟拼命地摇头，“给我开检查，我不怕痛。”
“听医生的话。”她的母亲说。
一舟缩在凳子上，浑身颤栗。她张开嘴，开始大口呼吸，好像喘不过气似的。
我把一舟的母亲喊出诊室。关上门的刹那，她也哭了，略显佝偻的脊背靠在门框，双手捂住脸颊。我认真地打量着她——面前是个约莫四十岁的女人，矮胖，绾发，发胶在灯下折出不协调的高光，穿一件发皱起球且不合节令的大衣，手背上青筋遍布。
“孩子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问。
“哪里都不舒服。”她苦笑着说。
“具体是什幺表现？”我继续追问。
“有时肚子疼，有时腿没力气。”她说，“还有心慌。”
“病毒感染也会导致这个指标减低，但过几天就会恢复。”我继续解释道，“最近换季变温，学校人流量大，容易发生感冒流行。”
她揉了揉眼，什幺也没说，只是静静地听着。
半晌，她再次深呼吸，鼓足勇气，嗓音喑哑。
“去年秋天，孩子就休学了。”
二
我用工作微信添加了一舟的母亲为好友。
她的头像是一只航行在海面上的帆船，昵称叫作“山川”。
我再次看见一舟的时候，是在精神科病房。她仍然不入群。我接管病床的时候，她独自蜷坐在床上，披散着长发，怀抱那本卡通记事本，安静地望着墙上的一幅水彩画。
也许还在生气，一舟并不愿意和我说话。一舟的入院初诊是焦虑症。
接续的几天，一舟都不和我说话，也不和其他同龄人交流。她情绪很淡，唯独会在提及检查结果的时候表现出些许兴致，却在被告知一切正常后，短暂的兴致又消失了。
“她好像很希望查出重病。”主治医生说。
办公室外响起叩门声。我去开门，看见一舟站在外面，她怯生生地看着我，手指攥紧衣角，身体明显地颤抖。
“怎幺了？”我问。
“我想做心脏造影。”她说。声音细若蚊鸣。
“我心慌，”她接着说，“去年就开始心慌，心跳得快。我吃过降血压药、控心率药、营养神经药，都不好。我一定得了不治之症。我听说，吃药治不好的，大概率是绝症……”
“但我们没有找到病灶。”我说。
“我不信！”一舟着急道，“一定是有仪器漏掉的毛病，或者是医生漏诊。”
“这样吧，”主治医生说，“我给你预约明天的心脏彩超。这项检查不用打针，并且比造影安全，并且也能计算你说的那些指标，如果有结构性异常，很少漏诊。怎幺样？”
“很少，是多少？”一舟问。
三
一舟的诊断改成了疾病焦虑障碍。这个病，也被称作“疑病症”。
翌日查房结束，我给一舟的母亲打电话。电话那头，我听见扩音器叫卖的声音。我把一舟的诊断告诉了她。我说，今天上午，孩子一直在写作业，写得很认真，字迹工整。她在电话那头沉默良久。
一舟整个上午都在写作业。期间，我去病房和她讲检查的注意事项，借机指着她放在床头的记事本，半开玩笑地说：“这里面藏了什幺秘密呀，可以给我看看吗？”
一舟对我的态度好转了不少。她腼腆地笑了笑，翻开记事本，递给我。扉页里写着一句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字迹和她写的作业一样工整。九月十三日——她写道——高二上册数学第一单元课后题、英语作文一篇、英语阅读理解五篇、古诗词理解两篇。在“英语作文一篇”后面，用红笔打了一个小小的对勾。
我饶有兴致地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读高二？”
一舟红着脸说：“我去年就没上学了。”
“可是你的功课并没有落下。”我说。
“我在自学，”一舟说，“每次学校考试，我也会做模拟试卷。”
说着，她找出书包，把一沓做完的试卷找出来。试卷中间，夹着一本漫画杂志。杂志落在床上，一舟触电似的哆嗦了一下。
“喜欢看漫画？”我笑着问。
她用力点了点头：“嗯。”
“我也喜欢。”我说，“我还喜欢画画。”
“我也喜欢！”一舟眼睛一亮，“我以前拿过很多奖。”
“是吗？那太好了！”我指着墙上那幅雏菊，“我们这儿有好多小艺术家。过两天，我给你找来画笔和颜料，你画一幅，我们装裱起来，挂在别的病房。”
就在这时，一舟的母亲忽然推门而入，走到床边扫视一番，拎起那本漫画杂志，“嚓嚓”两下，当场撕碎。她把碎纸甩进垃圾桶，转身指着一舟，红着脸大声吼道：“不争气的丫头！爹妈拼了命赚钱供你读书，你呢？看闲书，现在学也不上了，你对得起谁？”
吼完，她“砰”地一下摔门走了。一舟讷讷地坐着，眼神凝滞，身体抖得更厉害。我下意识地掩上了病房的门。门锁卡牢的刹那，一舟沙哑地咳嗽了一声，开始小声啜泣。
后来，我得知，她家境并不富裕。母亲在附近开杂货铺，父亲是煤矿工人，夫妻常年两地分居。除去学杂费，薪水勉强供给吃穿用度。零几年的时候，曾一度申请低保。一舟是家里的独女。她对绘画很有天赋。学习水彩不到一年，就在比赛中获得了全国一等奖。她学习也好。去年六月，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重点高中，却在入学一个月后，再也无法坚持学业。
“初二以后，我就没再画画了。”一舟说。
“能不能告诉我，那时发生了什幺？”我问。
一舟缄默了片刻，旋即小声说道：“初二下学期的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下降了两分。妈妈在我面前烧掉了我的画材，她不允许我学艺术。”一舟轻轻地说，“她还故意烧伤了自己的手。她说，这是她对自己的惩罚。她要让我看着她惩罚自己，这样我就会明白她的苦衷。”
她讲述自己的往事，语气寡淡得像一杯白水。
我听完，胸口像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翳。
“妈妈说，她这样做，是因为她很爱我。”
四
“她很爱我。”
这句话，在我心头埋进了一根刺。
我想给一舟安排心理咨询。但接续的几天，我都没见到她的母亲。
一舟没再和我提起画画。仅有的几次交谈，都在我工作暂歇的片刻。她怯怯地走进办公室，向我咨询检查结果。在我反复告诉她一切正常后，她仍会纠结于报告单上微不足道的增减，并且要求继续检查。药物已经用到单日最大剂量，但短期内收效甚微。
常规治疗几日后，一舟的情绪开始起伏不定，常常低落、哭泣，夜晚被噩梦惊醒。某天早查房后，我向一舟交代用药注意事项，无意间看见了她手臂上新添的伤痕。
我意识到，我必须为她做点什幺。
回到办公室，我拨通了一舟母亲的电话号码。短暂的静默后，背景仍然嘈杂。她接通了，但声音急躁，大概正忙。
“治不好，对吧？”
“没那幺严重。”
我隐约听见她沉重的呼吸。
片刻，她自语似地喃喃：“我毁了我的孩子。”
傍晚六点，她回到了病房，仍是如前的装束，面容疲惫，风尘袭身。
“我们家就这一个孩子。”话音刚落，她嗓音一哽，两行泪滚落桌沿。“去年，她爸在矿场摔断了腿，算作工伤，老板赔了三万块。但是因为肾病、肝病，腿脚没好利索。他读完初中就没再念书，我呢，小学都没毕业。我俩都明白，现在脏点、累点不算什幺，有文化最重要。盼着，盼着，盼着孩子以后能考大学、出人头地，别再吃我俩吃过的苦……”
“其实孩子很用功。”我说，“好几次查房，都看见她在写作业。她的课程从来没有落下，甚至还在超前学习。”
她眼眶更红：“要是能上学就好了。”
“听她讲，她从前成绩非常好。”我接着说。
“经常马虎丢分，”她说，“简单的计算都做不对。”
“可这都是很小的错误，很容易改正。”我说。
“说得容易！”她说，“以小见大，积少成多。”
我叹了口气。“她很听话，并没有忤逆你的要求，”我说，“但是你可曾想到，太过自律的孩子，往往会把自己逼向另一种极端。她习惯了对自己严苛，又把这种严苛泛化到其他方面，比如疾病。错误的认知使她无法获得满足感，也无法理解‘完美的真正含义。”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她打断我，“这是优点，不对吗？”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并不是优点。心慌是焦虑的躯体反应。而她对于严重疾病的怀疑，其根源正是过度的完美主义。”我调出一舟最新的血检报告，说：“中性粒细胞恢复到51%，证明上次的异常的确只是病毒感染所致，不用考虑白血病，更无需骨穿。”
她看着报告，张了张嘴，却没出声。
“也许你认为这是爱，你在为她的将来着想。但对她而言，这种窒息的爱其实是难以承受的。”我说，“什幺是最好，什幺是更好？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你用伤害自己作为要挟，强迫她追求那个无法描摹的‘更好，反而会促长她的怯懦、自卑，直至积聚成疾。”
她用力揉了揉眼睛。
“其实很简单。人只有不断地试错才能有所收获，这并不意味着马虎或者失败。我们做家长的，应该允许孩子犯错，并且她也要学会允许自己犯错。”
我接着说：“解开束缚，还给她成长的自由。”
终
周末，一舟出院了。
我回归于忙碌的临床工作，渐渐淡忘了一舟的故事。直到三个月后，我从运河老街游玩返回，这段往事方才焕新。那趟旅行中，我在一个岔口见到了一舟母亲经营的杂货铺——它的名字叫作“山川”，是一间凿在住宅底层的半地下室，无窗。五六平米的水泥地上杂货拥趸，外面门可罗雀。
彼时，我正在护士站等待年度考核，背书背得有些昏昏欲睡。毫无征兆地，一舟出现在病区门口，笑盈盈地向我招手。脑后的麻花辫上，别着一只鹅黄色蝴蝶结发卡。
“我已经去上学了。”她说。眼眸扑闪，脸微微红着，酒窝卧在嘴角。她递给我一张白底红字的信封，里面装着一张书签、一枚叶脉标本和一张写满的明信片。明信片背面是她画的水彩—— 一朵金色的雏菊。
我将书签和叶脉标本夹进随身携带的指南手册。那张画着雏菊的明信片，被我压在桌板下面，和我珍藏的票根和其他的记忆掠影并排。一个月、半年、一年。五年、十年。它会永远留在此时此刻，见证着另一种意义上的新生。
（摘自2024年第3期《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