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

中国人患抑郁症的似乎越来越多了，不但媒体上常能见到这类报道，很多人身边也出现了抑郁症患者，他们对生活失去了热情，整天提不起精神，不思茶饭，苦不堪言，严重的甚至有生命危险。

抑郁症的机理至今尚未彻底搞清，但它和血清素（Serotonin）有很大关系，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血清素的另一个常用名叫做5-羟色胺，这是人脑中很常见的一种神经递质，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血清素的多寡和人的情绪密切相关，含量低的人容易抑郁。市面上流行的抗抑郁症药物多半是以血清素为靶点的，其中最有名的百忧解（Prozac，化学名称氟西汀，Fluoxetine）就是通过抑制中枢神经对血清素的再吸收来增加血液中的血清素含量，从而减轻症状，最终达到治愈的目的。

血液中的血清素含量还和SLC6A4基因有关，这个基因负责编码血清素载体，它有两个常见亚型，一个短（S），一个长（L）。S型的人对负面的信息较为敏感，遇到逆境时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容易焦虑，易患抑郁症。统计显示，70-80%的东亚人体内含有这个亚型，相比之下，只有40-45%的欧洲白种人是S型的。但奇怪的是，早期的心理学统计显示，东亚人患抑郁症的比例反而比欧洲和北美要低，这是为什幺呢？

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琼·西奥（Joan Chiao）认为，这个看似很奇怪的悖论恰好说明基因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远比大家想象的要紧密的多。她认为东亚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S型个体在集体的庇护下更容易生存，因此得以保留了下来。反过来，S型个体因为对负面信息较为敏感，比L型个体更加善于感知同伴们的愤怒或者恐惧，因此也就更善于提前做出相应的改变，从而避免冲突，使得集体主义这种思维模式变得越来越强大。

西奥博士目前任教于美国的西北大学，她组建了一个心理学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基因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个典型的边缘学科，有个奇怪的名称，叫做文化神经科学（Cultural Neuroscience）。科学家们想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不同人种之间的性格差异到底是怎幺形成的？

不同人种之间在身体结构上是不同的，这个肯定没人反对。具体到每一个人的性格差异也很明显，这个结论应该也没有人反对。问题在于，不同人种之间在性格上有差异吗？这个结论就有些争议了。事实上，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公元7世纪出版的欧洲百科全书《词源》（Etymologiae）的作者，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曾经指出，不同人种不但相貌不一样，而且性格也大不相同，这是有规律可循的。此后的欧洲哲学家，比如笛卡尔和约翰·洛克等人也都曾研究过这个问题，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现代心理学诞生后，科学家们对东亚人和欧洲人进行了很多次心理测试，结果都证明两者之间确实有差别，前者注重集体主义，善于整体思考，后者更推崇个人主义，善于分析细节。这个差异的开始时间非常早，有研究显示，欧洲和东亚的孩子从3岁起就在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别。

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自启蒙时期开始，关于这个问题诞生了两套不同的解释体系。一套用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两者的区别，认为人类性格的形成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没有别的原因。另一套体系则用到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认为这是文化差异导致的结果，和基因无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领域又诞生了一个新的体系，将上述两者结合了起来。新的体系认为人性的差异是文化和基因协同进化的结果，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换句话说，文化也可以像基因那样优胜劣汰，而基因也可以被文化所改变，不再只是环境变迁的结果。西奥博士是该领域一名冉冉升起的明星，她的研究为这个新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但是，西奥博士的理论只是解释了东亚人和欧洲人的性格是如何在进化过程中被强化的，它本身仍然需要一个初始推动力，这个推动力是什幺呢？西奥博士认为是传染病。众所周知，越是热带地区传染病的种类就越多，传染病高发地区的居民为了减少被传染的机会，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和陌生人打交道，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排外，越来越强调小圈子集体主义。和寒冷的欧洲相比，东亚地区气候炎热，人口密度也更大，导致这一地区的传染病非常多，最终培养出了东亚人独特的性格。

这个理论有个名称，叫做病原体假说。与之竞争的还有一个理论，称之为现代化假说。后者的大意是说，当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个人财富积累得越来越多时，就会导致其成员越来越重视分析性思维，越来越鼓励个性发展。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假说越来越不吃香了。比如，日本和韩国都已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不少地方也在迎头赶上，但这些地区的人民仍然表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说明社会发展水平和性格差异之间的相关性很小，不足以解释欧亚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

今年5月9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刊登了一篇论文，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这篇论文的主要作者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系的托马斯·塔尔海姆（Thomas Talhelm）博士，他认为东亚人和欧洲人在性格上的差异源自饮食习惯的不同，东亚人喜吃大米，进化出了集体主义，而欧洲人喜欢吃面食，进化出了个人主义。

听着很奇怪吧？其实塔尔海姆博士的意思不是说这两种主食在营养成分上有什幺神秘的差别，而是说种水稻和种小麦的方式不同，导致两种农民进化出了不同的生活习惯，进而影响到了性格的发展。在他看来，水稻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作物，需要很多人合力修建灌溉系统，相互商量分配水资源，所以稻农们必须学会相互合作，避免冲突。相比之下，小麦虽然单产比水稻低，但种小麦基本上无需灌溉，所需劳动力也较少，麦农不需要和他人合作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这个解释听起来貌似很有道理，但需要设计一个实验去验证它，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经过一番寻找，塔尔海姆教授在中国找到了最合适的试验对象。中国以长江为界，江北和欧洲一样适宜种小麦，江南则以水稻为主，和大部分东亚国家一致。但中国早就统一了，无论是江南还是江北，人种和语言文化都是类似的，只是农作物不同，如果南方人和北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就可以排除文化或者种族的影响了。

于是，在中方研究人员的帮助下，塔尔海姆教授从6座中国城市招募到了1162名志愿者，先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测验他们的思维偏好，再统计他们到底是吃米长大的还是吃面长大的。当他把两组数据摆到一起进行统计分析时，发现两者确有关联，吃米长大的中国人更符合传统东亚人的思维模式。

那幺，如果原来种水稻的人停止种地，这个差异是否还会保留呢？这就是塔尔海姆教授下一个研究计划试图回答的问题。

回到抑郁症的话题。从抑郁症的发病率上来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很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集体不再那幺温暖了。正如前文所述，中国人当中带有S型血清素运载基因的比例很高，天生就比欧洲人更容易得抑郁症。如果中国社会不能提供足够的安慰，那幺抑郁症很可能成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健康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