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高考试题大部分都淡忘了，唯有作文题目记忆犹新：依据《第二次考试》内容改写成一篇《陈伊玲的故事》。原作是着名散文家何为最着名的作品，首发在1956年12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散文刻画了声乐禀赋极高的陈伊玲乐于助人的高尚品格。在台风和火灾过后，陈伊玲主动帮助安置灾民，整整忙了一宿，嗓子受到了严重影响，而次日就是决定她命运的声乐考试复试。在复试现场，她的演唱比第一次考试简直有天壤之别，考官们大失所望。而当主考官、声乐专家苏林了解到真正的原因之后，明确表态陈伊玲已经被录取……
有意思的是，全国468万高考生当时也在经历着人生第一次大考，那一年的录取率只有6%。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在经历或多或少的各种考试。中国人开创的科举考试对中国、对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曾经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为人类文明的演进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大家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政府选举考试，汉唐一年一次，宋代以后三年一次。政府人员不断新陈代谢，虽然并非民选政府，但政府官员却都从民间来。
公开考试体现的是程序的正义。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只要你通过了考试，就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有专家统计，大宋320年，18代皇帝共任命了133位宰相，其中123位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连宋真宗都御笔亲撰《劝学文》。像“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名句都出自这里。他鼓励读书人“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科举考试真的可以让人通过一次成功的考试而立即改变命运，为人才上升开辟了明朗的通道。林语堂曾经说，中国官僚制度的唯一可取之处，是使中国失去了等级制度与贵族阶级。这与西方等级森严的制度相比，要文明先进许多。及至后来，西方吸取中国的考试选拔人才经验，创制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不过那是距离现代很近的事情了。
考试，当然考的是掌握知识的真实水平，但是通过科考可以一步登天，诱惑着实太大。因此，历朝历代，那些功夫没有下到，但却渴望捞取功名的弄虚作假者层出不穷，形式千般百样。
考生“募善书者，蝇头细字，写于金箔纸上，每页一篇，工价三分。经书俱千篇厚不盈寸……或藏笔管中，或置砚底……夹底草鞋之类。又用药煮写于青布衣裤上，毫无形迹，将壁泥糁上，旋即拂净，则文字立见。名曰：文场备用。每副价银百两。”这是明《泾林续记》中记述的。据说为了防止夹带作弊，连应考者带的馒头、烙饼等食物都要掰开细查。即使这样，挺而走险的人依然摩肩接踵。乾隆年间某次乡试，40多个人入场时被搜出了夹带而遭到严处，当场吓退了2000多人。
也有一些有真本事的人，并非为了功名，而是渴望通过考试检测自己的水平，实现个人的梦想。金庸先生就以82岁高龄，在剑桥大学苦读，通过了一门又一门考试，最终用成绩说话，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
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原因众多，但是恢复高考，通过考试发现、培养并最终使用人才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与这种有形考试同时存在的是大量的无形考试。
194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从河北西柏坡起程开赴北平。毛泽东主席激动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呀。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幺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70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没有成为李自成，是因为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考，交出了一份又一份的良好和优秀的答卷。可以说，新中国每一步前进都是通过了一次次成功的考试。
然而，毋庸讳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也已出现了一些考试不及格的人。在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场考试中，他们没能通过。 在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四张试卷中他们没有给出正确答案。
当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冲刺阶段，执政党正在迎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一场又一场严肃的考试。试题之难，试题之新，可谓前所未有。而最大的一场考试正在进行之中：在已经执政70年的时候，如何永葆初心、青春和斗志？如何永远保证不掉入“周期律”的陷阱？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是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同志的深刻论断。
每一名中国共产党人都不能游离于这场大考之外。尤其重要的是，这场考试，决不可能作弊，也作不得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