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故国曾在：我的巴勒斯坦人生》
〔巴勒斯坦〕萨里·努赛贝 着
何雨珈 译
理想国丨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4年7月
在我看来，最可怕的悲剧就是过度沉迷于自己的悲剧，这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忘记其他人的故事，忘记了对其他人的好奇，以及对其他人可能经历过的悲剧的了解。
在西方世界有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是犹太人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大卫王的故事。大卫王少年时是个牧羊人，在他那个时候，犹太人常常被另一个部族——非利士人——欺负。非利士人很好斗，有一天，他们派出大军压境，而带头的是第一号勇士歌利亚。歌利亚是个巨人，他站在阵前，以色列这边没人敢上去应战。这时候牧羊少年大卫出来了。他用树丫做了一个弹弓，用来投石块，把大巨人歌利亚打昏了。大卫上去一剑割下他的首级，一战成名，后来建立起不朽的功业。这是一个典型的以小胜大、以弱搏强的故事，很鼓舞人心，不愧是以色列国王中被传颂的英雄事迹。
但是犹太人这种弱者反抗强者的形象，在今天却是怎幺样呢？不再是以色列这个小国家，这个由难民跟难民的后代组成的小小的城邦国家，在以耶路撒冷为主的一小片地方，以一己之力去对抗周边敌对的强邻。恰恰相反，在以色列境内，或者它的占领区之内，是那些巴勒斯坦的青年人站在街上，对着技术先进的、强大的以色列军队扔石块。
我说这些是为了强调有时候命运真是很奇怪，想当初以色列人那幺崇拜大卫王，一直到现代建国的时候，大卫王的故事仍然激励着他们。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觉得自己很弱小，强邻环伺，被人欺负。但是到了今天，形象整个颠倒过来，以色列自己像是个巨人，而巴勒斯坦人，或者说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却反而像当年那个拿石头去对付巨人的大卫王。
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当把各种形象、角色套进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什幺是弱、什幺是强有更不一样的理解。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对那些把自己当成弱者、当成灰姑娘、当成黑马的人，你有没有进入到他的心里去理解他？反过来，对那些被打倒的巨人，我们又了解多少呢？这就是介绍《故国曾在：我的巴勒斯坦人生》（下称《故国曾在》）这本书之前的一段长长的引子。
这本书也恰好对应了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在那本半自传、半虚构的作品里，我们读到了一个以色列人的成长故事，这个故事背负着多幺深远、多幺沉重的犹太人的苦难历史。但是，《故国曾在》换了一个角度，从一个几乎跟阿摩司·奥兹同代的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讲述“我方”的故事。
阿摩司·奥兹是备受尊重的以色列作家，他不只在以色列国民之中享有很高的地位，甚至在平常仇视以色列的阿拉伯世界里，也有许多人爱读阿摩司·奥兹的书。他是一个双方都有很多人尊重的作家，当然双方也都有人很讨厌他，觉得他的立场不够坚定。
而《故国曾在》的作者萨里·努赛贝则恰好是巴勒斯坦人中一位可以和阿摩司·奥兹对位的代表。他是巴勒斯坦最有名的学者，他不是专职作家，他是哲学家，在巴勒斯坦人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中也有很多人尊敬他。但是在巴勒斯坦人这边，也有很多人讨厌他，甚至计划要暗杀他。而在以色列的右派，或者以色列政府中，也有很多人讨厌他，甚至还抓他坐过牢。
两个人相似的地方还不只是上述这些，他们都是鸽派，都主张某种对对方的理解，都在思考双方最终如何能够和平共处。还有一点，这本书也是一部自传，而这部自传所覆盖的年代要比《爱与黑暗的故事》覆盖的年代长得多，但是两本书中前半部分的时段几乎是重叠的。两个人年龄相差十年，但几乎是在同一个地方长大。
更有趣的是，他们两个原来彼此相隔不过几条马路，但是年轻的时候彼此都不知道，直到很多年后，萨里·努赛贝真的认识了阿摩司·奥兹本人，才发现他们小时候原来是在同一个地方长大。等萨里·努赛贝看过《爱与黑暗的故事》之后，更赫然发现，尽管他们两个人只隔几条马路，但是就像活在两个世界里一样，完全不知道对方的世界是什幺状态，对方是怎幺样生活、怎幺样感受、怎幺样思考的，背后承载了多少历史。
能想象吗？就在那幺小的地方，两个小孩子会有那幺不一样的遭遇，那幺不一样的世界观和人生经历；只因为其中一个是犹太人，而另一个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萨里·努赛贝在这本书中有一小段自述家族的历史，这一段开头写得非常有趣，从这里我们就能够开始透视一个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的生活。
童年时代，不管在耶路撒冷的哪个角落，我总会无意中发现自己家族历史的蛛丝马迹。父亲告诉我，我们努赛贝家族的祖先是一连串的窃贼。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解释说，所有家族王朝的历史都能回溯到某种强盗行为。我想，他之所以这幺说，是因为阿拉伯人通常都为自己源远流长的家族史而骄傲。‘你必须活在当下，父亲一遍又一遍地教导年幼的我。我无法确切地知道那些窃贼到底是谁，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些古老的墓碑，风霜侵蚀的石灰岩上凿刻着一些姓名。在我的想象里，这些姓名魔法般地关联起了我和一千三百年来的历代祖先，一直回溯到阿拉伯半岛的滚烫沙土上。
读完这一段，你大概会以为这个努赛贝家族的祖先都干了些见不得人的事，很没光彩。作者的爸爸居然教导儿子：我们努赛贝家族的祖先是一连串的窃贼。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萨里·努赛贝本人是个什幺样的人物。
他十几岁就去英国留学，那个时候很多阿拉伯人都去英国留学。当年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绝大部分是逃难来的人，穷得叮当响，阿拉伯人之中倒是不乏一些有财有势的贵族和地主。他们的生活方式都非常西化，跟我们今天一想到阿拉伯人就觉得是男人戴着头巾、女人戴着头纱甚至蒙面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他们很开放，所以很多人会去欧洲留学。萨里·努赛贝有个姐姐就在巴黎学绘画，他的父亲也在英国念过书，而他自己后来到了牛津念书。
耶路撒冷老城“哭墙”。图/IC
他在牛津时认识了未来的太太露西。这个太太的家族很厉害，假如你念哲学的话，一定听过她爸爸的名字——J. L. 奥斯汀（J. L. Austin），牛津语言分析学派的一代宗师。萨里·努赛贝在牛津念书时参加过学生运动，后来又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在世界各地游走，最后回到故土。他在犹太人办的希伯来大学当过哲学教授，后来又做了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办的大学——圣城大学（Al-Quds University）——的校长。他不但学术生涯辉煌，在政治上也十分活跃。在历史上，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人有两次大起义，他是第一次大起义的重要参与者。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有四个犹太人开着卡车，冲进巴勒斯坦人的难民营。那些难民过去就住在犹太人现在住的地方，祖祖辈辈生活在那儿，后来他们逃离家园，被迫住在难民营里。卡车冲进去，撞死了一些难民。巴勒斯坦人再也无法忍受，拾起石头砸那些用枪口对准他们的以色列士兵，还发动了罢工、示威、游行等各种各样的非暴力抗争。努赛贝呼吁大家不要用暴力，他帮助很多逃亡的人募款，找律师为那些被捕的人辩护，在整个抗争行动里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阿拉法特在世时，他做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下称“巴解组织”）的高级顾问，参与过《奥斯陆协议》的商议和起草，后来还成为巴解组织驻耶路撒冷的代表。他是一个有很多了不起的经历的人。
而为什幺这本书叫《故国曾在》呢？那是因为从作者的童年回忆中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以色列之前，在巴勒斯坦还是英国托管地的时候，甚至更早，在奥斯曼帝国控制的时候，耶路撒冷不是现在这样的状况。要知道民族国家是现代产物，我们现代人相信，一个民族就应该拥有一片国土，在这里成立政府，别的民族要在这里生活，要问主导民族的意思。可是帝国不是这个样子的，帝国往往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共存的。我不是在夸过去的帝国有多好，而是说管制的方法不一样。英国也好，奥斯曼帝国也好，在这里实行的政策相对而言是比较宽松的。
当年的穆斯林会去参加基督徒的复活节，因为大家都是邻居，你们这幺热闹，我们也来帮帮忙。像努赛贝，他说那时候纯粹就是觉得基督教的仪式特别好看，而且信基督教的女孩都长得好看。反过来，穆斯林搞庆典活动，犹太教徒也过来一起玩。犹太人过安息日的时候，其他人也会去参加安息日的晚餐。
那是一个和平世界。在这里，这样一个国度曾经就存在过。
（本文摘自《故国曾在：我的巴勒斯坦人生》导读；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