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伟
“689009”,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数字,但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石月亮乡拉马底村,却是家喻户晓。在这里的村民们看来,这就是“120”,因为它就是乡村医生邓前堆的电话号码。
石月亮乡,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但是在地图上却不好找。从乡镇所在地利沙底逆江北上,离乡政府6公里之处就是拉马底村。山高谷深、地势陡峭,6个村民小组被湍急的怒江一分为二。这些村民小组里,除少数几户居住在较为平坦便利的江畔公路边,其余大部分散居在坡度超过50度的崇山峻岭之间。曾经,江对岸害扎、拉娃达、格扎三个小组,最“现代”的交通工具就是溜索渡江。通往每一家的山路,都十分艰险崎岖。
就是在这样的极其艰苦的环境中,邓前堆曾经多年靠着一副溜梆横跨怒江,冒着生命危险来往于索道两岸村寨,在两岸崎岖艰险的山路上来回奔波,为群众出诊治病解忧,被百姓亲切地称为“索道医生”。此后,他积极向有关部门呼吁修桥,直到2010年,两座被称为“连心桥”的人行吊桥和公路吊桥终于横跨拉马底怒江两岸,邓前堆和乡亲们也终于告别了溜索的日子。
当了36年村医的邓前堆无论再艰难,也未想过离开,他说:“我媳妇劝过我不要干了,我说病人找我,我不去怎幺办?”抱着这样的信念,即使在今年他到北京接受“最美奋斗者”颁奖,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也没有做丝毫逗留,会后第二天就匆匆赶回怒江,回到与他相伴36年的村卫生室。
滑着溜索去治病
1964年,邓前堆出生在拉马底村一个叫培建的傈僳寨子中,不过,他是怒族,而非傈僳族。从小奔跑于高黎贡山山间小道的他,性格朴实坚韧,做事细腻执着。
19岁那年,邓前堆帮哥哥背着酒、面等副食品到缅甸去卖。走了整整三天,遗憾的是,还没开始出售货品,他就得了痢疾不得不回家,在村里的诊所躺了4天。当时给他看病的医生叫友尚叶,比他大不了几岁,在邓前堆的记忆里,他就是一个大哥哥。而正是这个大哥哥改变了邓前堆的人生轨迹。
“当时大哥哥问我疼不疼,我说疼得不行。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他又问我想不想当医生,去帮助那些生病的村民。想了想之后,我觉得当医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又担心没有基础,就答‘怕是没有机会。”邓前堆说。
“你想当,想跟我学,我就去跟领导说。”友向叶回答。
对于那场病的记忆早已忘却,但是因为这场痢疾,邓前堆走进了乡卫生院,开始了自己的学医生涯,那时候他就在心中告诉自己:倘若真能成为一名医生,就一定要好好为村里人服务,不辜负这位“大哥哥”的信任。
起先,什幺都不懂的邓前堆只是跟着友向叶认识药品,看着他给别人治病开药打吊瓶,慢慢地,邓前堆也摸出些门道,他还被派到乡医院培训了6个月。1983年11月,邓前堆开始工作了,那时候他的工资是每月28元。
“当医生要温柔。”邓前堆回忆,友向叶在教授他医术的同时,还时常教诲他,医生对病人要温柔、有耐心,要像对自己家人一样,叮嘱他谨记“医者父母心”。
自当上乡村医生那天起,邓前堆就给自己定下了“人命比天高,救人是第一”的从医准则。只要乡亲们病了、伤了,他随叫随到。但是很快,他就犯难了。
原来怒江两岸的村寨隔岸相望、来往密切,江对岸山梁上的一个村小组,住着20多户人家。过人马吊桥到这个村,得绕路走两三个小时。众所周知,对于很多突发性疾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若想不耽搁时间,就得过一条125米长的溜索。
邓前堆虽然也是当地人,但是他的家在怒江东,比起怒江西的人家来,交通便利许多,所以直到那时他也不会过溜索。但是邓前堆明白,工作和责任让他不得不学会过溜索。
刚开始,因为没有掌握好力度,邓前堆溜滑速度太快,滑轮刹不住,一下子就撞到对岸拴铁索的柱子上,最严重的一次,左腿被撞伤,药箱里的玻璃注射剂也被撞碎得仅剩一支。经过数次尝试后,邓前堆变得更加谨慎,很快就可以熟练过溜索了。后来,艰难的行医生涯使邓前堆成了村里的“溜索大王”,“溜索比赛”时,他过一趟125米长的溜索仅需39秒。
“一切为了乡亲们的健康”
在行医过程中,邓前堆对医术努力钻研,水平一天天提高。不仅本村的,外村的乡亲们也来找他看病。
2003年,害扎村有个老乡从陡坡上滚下来,伤了眼睛。邓前堆爬了三个小时山路才赶到病人家里。他一看,病人的眼球都掉出来了,悬挂在脸上,眼角有一个大窟窿,窟窿里淤塞着一团泥。他想动员病人下山,到县级或州级医院去治疗,可是天已经黑了,下山、过溜索、赶路、找车,再到县城,顺利的话最快也要四五个小时,拖这幺长时间,伤口恐怕会感染,甚至会危及到颅内。情急之下,邓前堆洗了手,进行必要的清洗消毒后,将病人的眼球塞回眼眶,固定包扎好,而后一点一点地把他眼角窟窿里的泥抠出来。清洗、消毒、缝合、包扎、输液,一直到深夜才告一段落。病人家属打着火把,将他送下了山。
“回到家里以后,我仍然心有余悸,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主要是担心病人感染和失明。第二天,我又赶到病人家里,看到这位病人一般情况良好,生命体征正常,并没有感染的症状,我才放下心来。遗憾的是,因为病情突变,病人的那只眼睛最终还是失明了。倘若我这里的医疗条件好一点,或者交通方便一点,病人受伤那天能够及时送到外地的大医院,那他的眼睛一定不会瞎。”邓前堆说。
2006年的一天,邓前堆正在地里劳动,有个小孩子慌慌张张地跑去拉他,说有个人从车上掉下来了。邓前堆急忙跑去看,原来,一个村民从汽车车厢上摔下来,被铁板刮伤了。裂口从大腿一直到小腿,鲜血淋漓,惨不忍睹。那一次,他足足为伤者缝了十八针,创了自己当乡村医生以来的最高“缝合纪录”。那次缝合手术,加上打针、用药,邓前堆仅仅收了伤者20元钱医疗费。因为病人失血并不多,没什幺大碍,而且病人家附近没有电话,邓前堆无法与其家属取得联系,只好自己送病人回去。因为病人身高体胖,最后的镜头就是他背着病人走在陡峭的山路上。
这样的场景对于邓前堆来说,这是过去30多年来,经常发生的事情。邓前堆说:“只要乡亲们病了、伤了,就会随叫随到,哪怕是在深夜,我也会独自过铁索、打着手电筒攀爬大山……只要乡亲们健康了,我怎幺样也值得!”
幸运的是,在相关部门的关心帮助下,2011年11月,拉马底村的溜索换成了连心桥和幸福桥。邓前堆不用再靠滑溜索往来怒江出诊了,这是让他最开心的事情,而在之前,他拿到了驾照,自己开车出诊,接送病人。
“我只想做个乡村医生”
由于拉马底村村民散居在深山中,交通相对闭塞,山高路远求医难,过去,村民们有病只能用忍和拖,小病忍成大病,大病拖成不治之症。乡亲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邓前堆这样的乡村医生,他们的生活会是什幺样子。
邓前堆除了临时的出诊,多年来坚持每个月上山巡诊一次。现在通讯便捷,巡诊之前,邓前堆事先打电话通知村民小组长,请组长通知各户,让有病、需要药品的村民在寨子里集中。邓前堆每次都按时到达,现场为乡亲们服务。如果了解到有哪个病人来不了“集中报到”就诊,路再远,邓前堆也会送医上门。
“邓医生是个好医生。”村民友前妮说,“只要他在,我们就放心。”
后来,为了让缺钱的乡亲们看病方便,邓前堆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是到山地里劳动,还是赶集、作客、走亲戚,他都会习惯性地挎上药箱,以便随时在田边地脚、林间崖下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
精准扶贫,让昔日偏僻贫困的福拉玛底村大变样:水泥路进村连户,跨江桥梁如道道彩虹飞架怒江两岸,栋栋新房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矗立在怒江之畔。
今天,拉马底村6个村民小组大部分村民都搬迁到沿江一线,邓前堆也着实方便了不少,以前最远的老娃底小组,单边就得走5个多小时山路才能到,现在通了公路,四五十分钟就到了。
这些年来,拉马底村的医生换了一波又一波。邓前堆也有外出挣钱的机会,但为了深山里的乡亲们,他始终坚守着,尽管这份危险而忙碌的工作收入微薄。显然,“乡村医生”这个词,对邓前堆来说,已不单是一种职业,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和使命。
“这几年村里的变化太大了。”邓前堆说,村民从山上搬下来,住上了新房子,发展了新产业,过上了好生活。村里的公共服务设施逐渐完善。两栋崭新的卫生室建起来了,观察室、治疗室、药品室一应俱全。乡村医生从最初的1个增加到3个,群众小病小痛不出村的目标基本实现了。
“以前卫生室只有我一个医生,要去路远的村寨为患者治疗时,经常要带上两天的药,第一天去患者家输液,晚上住在患者家,第二天输完液再走回诊所,第三天再去,第四天回来,经常一个月七八天住在患者家。”邓前堆说,“现在方便多了,因为加大健康教育工作的缘故,乡亲们的卫生保健意识有所增强。做计划免疫工作之前,只要通知到村,乡亲们就会在家等,我如期去打预防针。现在我的工作确实是越来越好做了。”
工作不易,收入微薄,2010年以前,邓前堆每月只有200元工资,近3年增加到2000元左右。由于过度劳累,55岁的邓前堆身患高血压,2013年时得了白癜风。但他不在意这些困难,他坐在卫生室简陋的椅子上,打开几本门诊日志,上面工整地写满了病人的基本情况。他又从柜子里抱出一堆处方,略带自豪地说:“每个病人都有清楚的记录,去年看了1206个病人。”
虽然环境艰难,但是邓前堆从未想过离开,不仅如此,他还让自己唯一的儿子范志新去读州卫校,范志新毕业后又自愿回到拉马底卫生室当村医。忙碌的邓前堆要教儿子中医知识;要为村卫生室配备设备四处奔走;要思考着怎幺做好群众日常健康保健知识,解决好农村群众“三高”日渐高发难题;要为怒江乡村医生待遇的改善问题鼓与呼……
邓前堆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继续当好乡村医生,除了当医生,我什幺都不想当,我要尽我所能为父老乡亲们解除病痛。只要身体可以、乡亲们还需要,我就一直当村医!”
责任编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