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农村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现实，宁波率先将居家养老模式从城市社区推向农村，目前，在镇海、北仑两区的农村进行试点。
远在上海的贝运壮一直担心母亲唐菊英的生活问题。唐菊英89岁，孤身在宁波汤家村生活，此后又摔折右腿，行走不便。
“她不愿去敬老院，否则宁愿死。”贝运壮说。
去年8月15日，厉云婷出现在老人家面前，使问颢勰刃而解。她帮老人搞卫生、陪说话，每天服务1小时。而唐菊英无需为此支付费用。
这是宁波开展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试点。类似厉云婷这样的居家养老专业服务员只是试点中的一个环节，该试点还包括建立一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若干个居家养老的服务网络。
“之所以做这个试点，就是为了应对农村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现实。”2月23日，宁波市老龄委办公室主任崔秀朋接受采访时说。
汤家村老人唐菊英起初不信任政府为其请的保姆，一年后，老人生活已离不开她了。厉云婷为老人服务已有大半年。最初，老人把她挡在家门外，不让她进屋；现在老人把存折都交给她，由她打理。作为政府聘请的专职居家养老服务员，厉云婷服务了6位这样的高龄老人。
胡金红在镇海区从事养老工作已有多年。她说，宁波的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在2006年就已开始试点。而探索源自于农村老龄化的严峻现实。
来自宁波市老龄委的数据，2007年，该市农村老年人有587万，“空巢”比例达77％。当地还曾有这样的案例，一对空巢老人，丈夫瘫痪在床，妻子患心脏病突然倒地，死亡。无人照顾的丈夫饿死在床上。一周后，邻居闻到异味，才发现俩老人去世。于是宁波市选择经济相对发达，人口适中的镇海和北仑两区的农村，进行居家养老试点。
胡金红说，他们对农村老人分类后发现，“老人群体结构呈一个橄榄形”。橄榄的两头分别是经济困难、生活难以自理的老年人和经济富裕、追求高质量生活的老年人。针对这个结构，宁波制定出相应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胡金红把它总结为“1+1+x”。
第一个“1”是指，建立一支居家养老专业服务员队伍。胡金红解释说，这类专职人员主要为经济困难、生活难以自理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免费服务。目前，宁波市有200多名这样的专职人员。他们由民政办向社会招聘，培训上岗，服务L位老人每月可获200元工资。村和乡镇对他们进行月考核。
第二个“1”是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宁波农村已建成165个“服务中心”，开设电大班、门球队等文娱活动，排遣老人寂寞，为经济条件较好的老人提供“精神养老”。
“x”指的是一个庞大的服务网络。而老年协会是服务网络的很重要的一个形式，活动包括组织低龄健康老人与高龄困难老人结对子，推动“老人自治”等。“老年协会逐渐成了设在村委会、老年人和社会之间的桥梁。”胡金红说。
除了成就感之外，勤勇村老年协会会长邵才元也有他的忐忑，“财政紧，不知道什幺时候就揭不开锅。”区民政局副局长岑爱飞也为试点的经费操心。她说，行政村开展居家养老后，第一年补3万元，此后每年补1万元，这些钱只能满足中心基本运转。岑爱飞为筹钱自己想办法。去年，她邀请区里5位退休领导任老年福利基金顾问，然后，一个夏天在全区各单位募捐了10777万。岑爱飞把1000万存了起来，每年利息用于困难老人援助等。
宁波市老龄办主任崔秀朋说，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政府主导”至关重要。而目前资金保障没有制度化，只有成为政府财政“列支项目”，才能保证试点稳定推行。
小麦高产“卫星”是怎幺诞生的
1958年“大跃进”最早的两颗小麦“卫星”相继在遂平县山查岈山卫星农业社诞生。新华社记者方徨日前接受媒体的采访，回忆了这一事件的始末。
方徨回忆，当时她接到了信阳地委秘书长、遂平县县委副书记赵光打来的电话，赵光说：“嵖岈山小麦大丰收，出现奇迹啦，你快来吧。”
方徨赶到时，那块试验田的小麦几天前就已经收割了，就等着新华社记者到了才打场。
“我一看这架势，壮观，确实是壮观!激动，也不由人不激动!”方徨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描述。她情不自禁地惊呼一声：“嗬?二亩多地能插得下这幺多麦秆吗?”结果被社员七嘴八舌地批判为“保守派”：有的说：“你不相信我们。”有的说：“你们这号连麦苗和青草都分不清楚的人，能知道一亩小麦能打多少?”方徨赶忙解释，自己不是不相信，而是面对这个奇迹过于兴奋了。
据了解，最初称出来的数字是亩产3821斤，后来不放心，抹掉浮动数字之后，按3500多斤上报，但过了几天，亩产3821斤这个数字还是在《人民日报》号外上发了出来。
当时在基层应该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数字，但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当时亦在场的《遂平报》记者刘伟说：“来挂职的县委副书记，实际还是信阳地委秘书长的赵光也不太相信，但是麦子打出来了，又过了两遍秤，领导和记者都在场，这后面都出不了什幺问题。”
方徨当即用长途电话向新华社总社发了这条消息，并立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文中写道：“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数次丈量，丰产的事实完全可靠。”编辑及领导都没有提出任何质疑。
根据记者的调查，当时《遂平报》的报道和标题没有使用“卫星”这一说法，都是用“小麦高产”来表述的。而据方徨回忆，她当时在报道中也只是叙述了“小麦高产”，但稿件最后刊发时，标题被《人民日报》的编辑改为“放卫星”，原因是这个奇迹出现在卫星农业社。无独有偶，《中国青年报》也于同日刊发了署名为“本报集体通讯员河南青年报”的文章，题为《卫星社发射出高产“卫星”》。这以后各种“卫星”才开始满天飞，从小麦“卫星”发展到棉花“卫星”、钢铁“卫星”、煤炭“卫星”……
而事情的真相是什幺呢?曾任妇女队长的赵长玉说：“那时候他们几个积极分子用车连着拉了好几天!岗西边的地、韩楼后面一大片地的麦子都拉过去了，算那一块地的收成。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亩。村里人都知道，谁敢说啊!说了就是右派，批斗你!”当地村民表示，如果按照赵长玉说的面积，当时被拉走麦子的可能有上百亩地。而据刘伟回忆，直接参与制造小麦高产“卫星”的钟清德，最初是这样告诉嵖岈山卫星社党委书记陈丙寅和记者们的：陈世俊那里，“一亩地拉了48车。”
不是没有人质疑。有好几位受访人不约而同地讲述：一位刚到县妇联会工作不久的女同志，在到韩楼驻队时由于说了一句“两亩九分地会打那幺多?”村里激进的社员们甚至几乎把她的头发拨光了。
亩产3800多斤的小麦“卫星”并没有热太久，全国的粮食“卫星”纪录还在不断刷新中。
这几颗小麦大“卫星”都是信阳地区放出来的。粮食产量“飞上天”，随之而来的就是高征购，农民连口粮、种子粮也上缴了。随着集体食堂一个个断炊，人们偷偷藏起来仅剩的玉米、红薯、芝麻……反“瞒产”运动又开始了。
而最早放出小麦“卫星”的遂平县不久就陷入了困境。1958年，《遂平县志》上这样描述：“是年冬，群众生活极端困苦。”那时主管韩楼大队食堂的赵长玉告诉记者，由于收成确实比较多，韩楼村里除了3名年纪大了的老人，倒没有真正饿死人。但整个嵖岈山公社、整个遂平县和整个信阳地区却没有这样的好运。负责“卫星”宣传的魏玉超说，他1959年来到嵖岈山管理区时，这里的食堂已经只能提供一天两碗稀菜汤了。
大放粮食“卫星”的信阳地区成了饥荒的重灾区，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发生，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信阳事件”发生后，由中央出面，纠正错误的“民主革命补课”群众运动开始了，基层干部最终承担了“信阳事件”的责任，当地人称为“民主补课”或者“土山集训”。
而昔日小麦“卫星”的报道者方徨，告诉记者，自己属于“两头真”的干部，当年积极参加革命是真的，现在反思历史说真话也是真的。对于这段旁人唯恐不能避之的经历，方徨从解剖自身入手，留下了对那个荒唐年代的思考。她撰写了回忆文章《难忘的教训》，记录下自己走过无数风风雨雨之后的反省，“由狂热到冷静，由愚盲到科学，由幼稚到成熟，几番深层思索，只余下觉醒后的深深自悔和遗憾，甚至有一种虚度此生的感觉。”
方徨的老同事、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后来在其着述里提到这段历史，“方徨一直对我说她有责任，对不起人民。其实，当时派谁去也得这样写，除非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