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立萍
DOI：10.16661/j.cnki.1672-3791.2017.25.194
摘 要：本文深入分析了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主要内涵，提出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研究呈现出问题导向、政策推动及知识集成三重逻辑。当前，高职院校诚信教育还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联动机制仍不健全、课程组织体系尚不完善、诚信制度建设还不健全和诚信根植环境仍需优化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关键词：高职院校 诚信教育 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9（a）-0194-03
诚信教育是高职院校开展立德树人的关键环节，是实现高职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是回答“培养什幺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基本途径之一。在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中，高职院校不仅要注重学生的专业知识传授、基础技能培养，还应不断强化学生的诚信道德养成和诚信素质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企业生产一线提供大批高素质的、德才兼备的应用技能型人才。
1 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基本内涵
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定义。高职院校诚信教育主要涵盖高职院校和诚信教育两个基本概念。第一，高职院校的概念表达。高职院校是高等职业学校的简称，是完成高级中等教育基础上的职业教育；高职院校以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是社会工业化到一定阶段对技术应用型人才素质提出新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教育类型，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第二，诚信教育的概念阐述。诚信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做出主观意愿和主观判断的基础上，对主体行为和举动进行承诺，并依此践行社会活动的一种道德准则。而诚信教育则是发生在社会、学校、家庭等复杂环境和生存系统中的诚信品质、诚信思维、诚信意识、诚信理念、诚信价值等主观认知的培养过程。综合而言，高职院校诚信教育是发生在高等职业院校内部，通过教育教学、社会实践等多种途径，提升高职学生的诚信价值观和诚信认知，全面培养高职学生的诚信修养和诚信行为，让高职学生做到诚实守信、言行一致。
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主要功能。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功能是指诚信教育本身具有的特殊效能和具体作用，它决定了诚信教育的结构，是诚信教育具有的客观属性。具体而言，高职院校诚信教育具有个体功能和社会功能。一方面，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个体功能是诚信教育对学生具有的积极作用，包括诚信教育的学生发展功能和诚信教育的学生享用功能。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学生发展功能是诚信教育对学生道德品性、多元智能、主体个性的发展过程的影响和作用；而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学生享用功能则是诚信教育具有形成、发展某种品德，使个体实现某种需要和愿望，并从中体验到满足、快乐、幸福，获得一种精神上享受的功能。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社会功能是诚信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为诚信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是通过诚信教育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和经济道德，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行为、生产领域和科技领域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是通过诚信教育，进一步维护和促进社会的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社会文化功能是通过诚信教育保存和传递中华优秀传统诚信文化，传播当先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2 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研究逻辑解析
2.1 问题导向逻辑的研究初始化
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逻辑，是以高职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和社会工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为考察和研究对象，体现出问题的具象化、实践化的突出特质。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带来显着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不断冲击、动荡着高职学生的价值理想和思想道德。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容易诱发违信失义，追求利己主义；市场经济的金钱价值，容易诱发金钱至上，追求拜金主义；市场经济的功利原则，容易诱发精神淡漠，追求享乐主义。这些现实弊病不断侵蚀着社会传统的诚信体系和道德约束，而社会诚信缺失危机逐渐辐射、渗透至高职院校，进而诱发高职院校学生诚信规范和诚信行为的偏离。为此，诸多研究者针对高职院校的欺骗他人、考试作弊、学术不端、骗领助学贷款与奖学金、信用透支、材料造假等“假成绩”、“假身份”、“假信用”、“假成果”等现象，建构了“现实—问题—破解”的研究模式，系统提出了加强课堂主阵地、构建诚信课程体系、营造诚实守信的校园氛围和风气[1]；健全高职学生考核过程中的道德指标运用，进一步完善失信惩罚机制[2]；建立高职院校的诚信承诺制度、诚信评价奖励制度和监督惩罚制度[3]；建立健全诚信档案，详细记录学生在校期间的经济活动、学习、生活的行为表现和信用信誉[4]；优化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环境，营造积极向上的诚信教育氛围和风气[5]；构建基于新媒体的诚信教育多方沟通机制和征信协作平台[6]；强化教师在诚信教育中的师德修养、榜样示范和积极引领作用等途径[7]，全面推进高职院校诚信教育建设。
2.2 政策推动逻辑的研究纵深化
坚持政策推动的研究逻辑，就是在高职院校诚信教育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和更为严峻的形势之时，以国家政策、政治背景及社会热点为基准，强化研究成果的实时性与应然性。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积极倡导“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增强诚信意识，养成良好学风”，为推动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历史契机；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避免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及部分领域道德失范及诚信缺失现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为深化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研究范畴提供了方向指引；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立德树人”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凝聚了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研究的问题实质和核心聚焦；2014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切实增强诚信教育的实效性及针对性”，在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研究中，增加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及道德实践中强化契约精神的诚信教育主题；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增强社会成员诚信意识，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提高全社会信用水平”，为高职院校研究诚信教育机制，建构科学、合理的诚信教育体系，提供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命题。随着宏观政策的不断强化和各方举措的深入推进，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充实了高职院校诚信教育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及道德教育的“立德树人”价值内涵，加强了延安精神、“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党性价值取向对高职院校诚信教育探究的精神引领，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于高职院校学生的物质利益需求、社会关系利益需求和个人全面发展利益需求[8]，同时更加注重构建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道德自律、高职学生群体自觉性、“动机—归因—矫正”心理机制建构等问题[9]。
2.3 知识集成逻辑的研究系统化
坚持知识集成的研究逻辑，就是要综合、实施并再建构源自不同层次和结构的知识内容，最终实现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研究领域的知识创新，突出研究成果的综合性及系统性。首先，研究视野上扩充了国内各级各类院校的区别研究及国际比较借鉴式研究。一方面，研究者们基于各类高职院校的属性差异和办学特色，开始有针对性的探究理工、民族、师范、政法、财经及医药等不同类型高职院校的诚信教育模式，并注重不同学制的基础阶段与拓展阶段的诚信教育有效衔接机制；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开始传递和援引诚信教育的国际化经验， 如德国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的诚信教育体系，日本实行终身化诚信教育制度，美国开展学术规范课、诚信周等形式的诚信教育活动，澳大利亚制定严格的制度规范和处罚办法保证诚信教育的实施落地等，进一步为开展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研究范式创新提供佐证与有益借鉴。其次，研究视角逐渐突破教育学的视野局限，注重从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及心理学等多学科出集成出发，呈现知识整合趋势，全方位的研究与分析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发生原理、演进规律和实施路径。最后，研究方法上从以定性研究为主逐渐转变为注重研究的定量分析和实证支撑，力求强化研究成果的科学内涵及推广价值。同时，研究方法还注重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和融入，如鉴于网络信息技术和现代互联网舆论平台对高职学生思想、行为及认知方式的深刻影响，一些研究成果着力探究利用“互联网+”、新媒体运营、微时代、大数据等新兴社会网络资源，全面推进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 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问题解析
3.1 理论与实践的联动机制仍不健全
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突出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实践进展的脱节。第一，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契合程度不够。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高职学生诚信问题，深处诚信教育一线教职员工的思想认识领域比较注重经验和现实，把握问题意识不强，对于理论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存在盲区，难免出现经验主义的误区，无法合理辨别表象与本质不一致的真假问题；而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理论研究者，由于缺失必要的实证调研和实践检验，筛选问题的能力较弱。容易滋生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教条主义和从书本寻找解决问题途径的本本主义，容易错判全局与局部混淆的大小问题和主次问题。第二，理论与实践的映射关联较弱。检验理论与实践的衔接紧密程度，关键在于是否坚持问题导向，并熟知实践的深层本质和发展规律。而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相关性不紧密，主要表现为理论说服力较弱和实践自觉性较差。理论说服力较弱主要表现为高深理论问题无法向通俗知识转化、阐释和表达，多学科理论集成优势不明显，不能及时反映新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时代阶段性特征和学术生长点，跨学科的资源共享与师资互补调配机制仍不完善等；实践自觉性较差则表现为，高职院校教职员工还没有充分理解和领悟开展诚信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针对高职学生诚信教育的主要任务、总体要求和方法步骤等环节还不够精准。
3.2 课程组织体系尚不完善
高职院校诚信教育是一个多要素集合的课程组织体系，但在实际循环运行中，教材、教法、教师及学生评价等环节仍存在偏颇之处。第一，高职院校教材的选取存在同质化现象，缺乏完整明确的目标计划和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必修课教材不够生动，选修课教材不够丰富，进而导致教学内容较为空洞，缺乏时代特色，尤其缺乏实践过程的指导性和纲领性教材。第二，高职院校教师的教学方法仍以传统的讲授式为主，师生互动较少，学生主动参与度不够，知识迁移和转化能力不足，公共课教师对直观教学法、自主学习法、任务驱动法及讨论法等教学方法的主动创新性和探索性较差，难以适应高职学生与时俱进的德育知识学习和身心素质发展需求。第三，高职院校教师的榜样示范性较弱，尤其表现为部分高职教师群体中频发的学术不端、数据造假等失信行为及恶劣影响，不断侵蚀着高职学生群体自身的道德操守。第四，高职院校对学生的考核评价固定式的滞留在试卷判阅和分数衡量形式，缺乏对学生诚信教育课程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连贯性考量，而且评价方法缺少综合运用定量分析和质性评价的能力，无法兼顾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的效用，致使评价的正向激励功能难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3.3 诚信制度建设还不健全
高职院校诚信教育需要加强社会大环境的诚信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政府公共制度及高校管理制度，实现从诚信道德规范到学生自觉行为的深刻转变。第一，政府缺乏有效的公共制度供给。地方政府目前的诚信制度规范建设存在局限，无法涵盖经济诚信、政治诚信、人际交往诚信、就业创业诚信等诸多领域；社会信用管理部门的立法工作稍显滞后，难以真正约束扰乱公共秩序的失信行为，司法部门及行政部门对失信者惩罚不严，难以引以为戒，诚信规范的执行过程流于形式，执行效果大打折扣，诚信约束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第二，高职院校管理制度还不健全。高职学生的守信和失信行为缺乏科学、合理、恰当的诚信承诺制度、诚信基金制度、诚信考核制度、诚信奖惩制度以及诚信管理监督制度等约束[10]，尤其是当失信者发现可以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降低交易成本获取个人利益且可以避免责罚时，必将有恃无恐地进行逆向选择，干扰校园诚信秩序。
3.4 诚信根植环境仍需优化
高职院校诚信教育源于社会、学校及家庭的三方主体共同作用，而高职院校则是学生诚信教育的主阵地，但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发生环境与生态系统却存在差池。第一，高职院校中院系环境、班级环境及宿舍环境的诚信教育没有形成有效衔接。高职院校党团机构的管理人员、任课教师、辅导员和学生干部分别组织实施不同范围的诚信教育，导致诚信教育的组织力量和教育体系相对分散，各方教育机制衔接不顺畅，甚至出现相互制约和制衡的尴尬局面。第二，高职院校中的信用文化无法得到足够重视。诚信教育一般在高职院校低年级的基础阶段以思想品德教育课程的形式呈现诚信引导，而在高年级的诚信氛围营建和诚信品质深化阶段，则存在教育断层和主观忽视，没有为高职学生的学业深造、实习实训和就业创业等方面，进一步提供与信用相关的道德风俗、意识形态、价值观等非正式约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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