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严 福建江夏学院
我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贝币，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布币、刀币、环钱等等金属制造的货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统一币制，发行了货币秦半两，创铸方孔钱，这些方孔钱通行了整整二千多年。后来，汉承秦制，先后九次改铸了钱币,创发了“五铢钱”,从汉武帝元狩五铢到隋朝五铢，这种以“五铢”记重的方孔圆钱通行了整整七百多年。唐高祖武德四年(约为公元621年)，创发了不再重量而记钱名的“开元通宝”,直到清朝末年的“宜统元宝”延及至民国初的“民国通宝”,这种以年代来命名的方孔“通宝钱”,历时了整整一千三百多年。直到后来才为清光绪(乾隆五十七年曾于西藏铸银元)到民国时期的机制的银、铜元所取代。
一、福建地区古代钱币经济与文化
福建地区因商业经济发展和商品贸易的繁荣，出现了特殊商品货币的铸造与流通，福建地区远离中原地区，经济开发较晚，秦代之前仅仅是闽越族的聚集地，[1]自从汉代中原汉族南迁，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加速了汉族与闽越的民族融合，带动了闽越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促使了手工业与商业贸易的繁荣，货币也就随之兴起。
二、福建地区历代货币经济沿革
（1）福建地区的铸币可追溯至会昌五年(即公元845年)。[2]唐时，远离中原的福建日益受到重视，朝廷先后在福建设立了都督府、节度使等进行管理，中原地区与福建地区的经济往来也日渐频繁，福建商人也变得十分活跃，城市市场也因此而兴盛。因商业发达商品经济交换需要，货币也有了很大的需求，唐会昌五年铸有背文“福建”字眼的铜钱，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2）最早的官方铸币机构可追溯至五代十国,五代时，闽王王审知治闽,福建经济、文化得以繁荣发展,即开始铸币。[3]梁贞明元年(即公元915年)闽王王审知在汀州宁化设立了铅场,第二年即开始铸钱[4]。龙德二年(公元922年)铸大铁钱,阔寸余,甚粗重,以“开元通宝”为文,以五百文为贯,,与铜钱并行。后晋天福七年(即公元942年),铸“永隆通宝”大铁钱,此铁币直径一百四分,重十铢二,以一当铅钱百个。延政天德二年(公元944年)春正月,铸“天德通宝”大铁钱,背文穿有“殷”字[5]。五代十国时期铸的铁钱、铅钱、铜钱等等都是非常粗糙的劣币。
（3）宋代时期福建的商品经济更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商业更加兴盛与繁荣[6]，宋代福建建州府(今建瓯)的丰国监作为全国四大铸钱监之一，建州的丰国监(今福建建瓯)，为宋代最重要的钱监之一，宋真宗咸平二年设立，一直延续到南宋初年仍在铸钱[7]。在早期设立的四大铸钱监中，建州监的特点是含铜量高[8]。根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铜五两，减铅如其数”，也就是说，饶州监、池州监和江州监铸钱的铜、铅、锡搭配均为铜64.4%，铅26.7%， 锡8.9%， 唯独建州钱的铜、铅、锡搭配为铜70%，铅21.1%， 锡8.9%[9]。
（4）明清时期，以泉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更见证了福建地区钱币与外国流入钱币的交流碰撞，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都是我国古代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等地区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桥梁。福建泉州是世所公认的古海上丝绸之路东方的主要起点。从汉唐到明清直到近代,福建地区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上长期处于独特的地位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0]。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商品经济贸易的发展,大量的外国银币流入福建,并对福建历史文化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海丝贸易的壮大，西方商人来福建采购丝绸、茶叶、瓷器 等运往东西洋沿岸各国。十九世纪之前中国为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加之中国人勤劳的品性，对舶来消费品需求十分有限，因此交易的差额，需要西方商人以贵金属的进行补偿。明代解除海禁后，至乾隆末年前，中国始终处于出超的，为了弥补贸易逆差，西方商船要向中国支付大量白银。明代中期以后，西方各国制造的、以枚计值的各式银币，便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并逐渐进入内地。 这些外国银币，民间俗称为“洋钱”、“番银”[11]。这些钱币影响深远，刺激了福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工商市镇的兴起与繁荣，使农业手工业生产逐渐走向区域化与专业化，商品经济规模与层次大大提高，大宗批发贸易极剧增多。
三、结语
历代福建货币印制与铸造，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贸易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故从历朝历代的货币沿革角度进行研究对于探讨福建历史经济发展具有非凡意义，笔者在此抛砖引玉，仅在本文中做出少许浅析，在此角度对福建历史经济发展的研究仍拥有很大探究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