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清 钟廷勇
中国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管理是伴随资本市场的发展而逐渐发展的。随着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新的经济业务出现，原有的会计制度已不能满足新的要求。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具体问题，为了推动会计与财务管理及资本市场的研究和应用，第一届会计与财务管理及资本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6月5日在山城重庆召开。来自全国25所高校、科研机构的6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30多篇论文，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涵盖了会计学科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成本粘性、管理层激励、盈余管理等问题。本次研讨会由重庆工商大学主办，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承办。
与会专家学者以论坛为平台，通过主题报告、论文交流等形式从以下四方面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大家分享了会计与财务管理教学科研的经验。
一、关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的探讨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王世定教授认为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是解释财务报告目标以及与目标相关联的一系列基本概念的理论体系，包括财务报告目标、质量特征、要素的定义与确认、计量、列报，为财务报告实务提供基础性的概念与原则。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将会计理论与实务有机结合起来，从实践中提炼与总结，在理论中归纳和升华，兼具理论性和操作性，是评价、指导和发展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因此，其未来的变革和拓展方向一直是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尤为关注的领域，王教授从三方面对财务报告概念框架面临的挑战进行了阐述。首先，国际会计准则对综合收益的定义可能会对收入的实现原则产生挑战，他认为收入的确认应该以“实现”为标志，但是国际准则的综合收益将未实现的收入也包含其中，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会计计量的基础；其次，IFRS发布的新准则认为完成履约义务就应该确认为收入是对收入确认配比原则进行的挑战；最后，IASB和FASB发布的《金融工具、摊余成本与减值》关于预计损失模式的界定是对会计权责发生制的挑战。
在资本市场中，投资者正是基于有效的财务报告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然而会计信息传递过程中却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会计信息不对称会影响资本市场效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洪剑峭教授指出对实证分析师的实地调研进行研究能够直接观察分析师信息收集行为，为打开分析师信息收集活动的“黑匣子”提供了机会。他指出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提供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准确性和评级的投资价值以及促进市场信息效率的提升。
东北师范大学商学院黄政博士指出透明可靠的公司层面信息是股票市场上投资者甄别、筛选优质公司进而作出买卖决策的关键因素，因而信息透明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基于投资者交易形成的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的大小。他们的实证结果显示信息透明度均与股价信息含量显着正相关，并认为改善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提高信息透明度，是提升股价信息含量的关键。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赵梅认为作为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中介和外部监督机制，第三方媒体已经成为审计师在对客户进行风险评估时参考的重要信息源之一。而诞生于本世纪初的新媒体，通过采用互动式的推向传播模式为上市公司创造了更加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环境。她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媒体负面关注度越高，审计师越有可能对客户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师对新媒体信息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已有信息的传播方面，而非原创信息的发布方面。进一步分析发现，新媒体关注并未增加客户被行政处罚的可能性，因此并未提升审计师面临的真实诉讼风险，审计师主动关注新媒体信息更可能出于维护自身声誉的考虑。可见，新媒体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审计师与被审计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善了审计师所面临的外部意见环境。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肖萌博士认为分析师行业评级和公司评级能够向投资者传递出公司层面和行业层面的信息，降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提高其超额收益率。他还发现承销商分析师的公司评级比非承销商分析师更乐观。将行业评级和公司评级的信息联合可以产生超常回报，将行业评级和非承销商分析师公司评级的信息联合可以产生更多对投资者有价值的信息。
肖作平认为信息不对称会对权益资本成本产生重要影响。分析师预测修正在企业盈利信息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师的预测修正行为可能包含丰富的信息，比如修正方向和修正频率都会对资本市场施加影响。那幺通过分析师揭露出来的信息是否对权益资本产生影响呢？他利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分析师的预测修正行为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发现：（1）分析师的预测修正方向与权益资本成本显着相关，对公司未来盈利的向上预测修正会降低权益资本成本，而对未来盈利的向下预测修正则会提高权益资本；（2）分析师的预测修正频率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显着负相关关系，修正频率越高，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就越低。
二、关于会计人才培养和会计研究的探讨
中国会计学会副秘书长周守华教授认为通过财富的计量，会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促进财富公平、公正分配；（2）有效地创造财富；（3）促进资源的合理流动与资源效率的优化。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张俊瑞教授从认知、格局、演进和眺望四方面对会计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进行分析。首先，他比较了国内外关于会计学科的归属问题，认为会计学科逼近并归属于管理学。基于此，他把我国会计学科划分为三个层次：会计专业建设、会计人才培养和会计学术研究；其次，对国际会计学术研究的格局进行了总结，即美国独霸江湖、欧亚分庭抗礼、中国异军突起。再次，他对会计学术研究的演进进行了总结。最后，对会计学科及学术研究进行了展望，他认为：（1）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会计学将进一步融合；（2）会计学术研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并重，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并重；（3）泛会计化（向其他学科领域渗透）快速发展；（4）非会计化的倾向日益显着；（5）会计研究的理论基础多样化；（6）会计研究方法多样化。
关于会计学科的学术研究，《会计研究》刘国强主任从论文评价和论文选题两方面对会计学术研究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优秀的论文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四个特点。他认为好的选题应该来源于：（1）在阅读文献时的灵感和问题；（2）提取指导，根据有关方面需要来选题；（3）深入实践，通过自我观察思考选题或者与实务界合作开展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吴国萍教授认为随着高等教育由以规模扩张为基本特征的外延式发展向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人才培养质量成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问题。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最根本的是提高人才质量，尤其是本科人才质量。从全国会计本科专业的情况看，近千所普通高等学校，几乎家家有会计专业，面对限制规模与提升质量的人才培养要求，如何将自己的会计专业做好、做大、做强，是每个会计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而目前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状况如何，在内涵发展，提升质量中需有个明确的认知。基于此，吴教授以东北和内蒙古地区25所高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基础，对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要求以及课程体系的设置状况进行了深入剖析。
三、关于管理层激励的讨论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晏艳阳教授提出对管理层有效的激励机制有助于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进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这些目标的实现须以高管资本运作才能和敬业精神为前提。高管薪酬激励的效果常受制于各种因素，他发现衡量高管薪酬激励的常用指针“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是关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增函数，说明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其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会更好。他进一步指出，融资约束程度较小的公司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关系并不显着，这提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可能存在门限效应。门限回归的结果发现由“投资—现金流”指标表示的融资约束程度在门限值以上时，薪酬激励效果显着，而在门限值以下则不显着。这些结论一方面说明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融资软约束”弱化了薪酬激励效果，另一方面也说明为达到最优激励效果，高管薪酬应根据融资约束程度的动态变化适时调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袁蒙菡博士认为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中掀起了专利权申请授权的浪潮，但在企业管理方面，专利权是国际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利益分享作为一种重要的专利权研发激励手段，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提出，单纯从法律角度讨论企业专利权的产权归属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激励创新的作用。对于企业而言，专利权的产生应该伴随着相应的管理活动，而管理活动的本质就是提升效率，重心为激励。因此，在企业内部从管理和激励的视角构建专利权利益分享机制是很有必要的。他认为企业专利权利益分享机制的构建应该遵循结果导向，其利益分享的绩效标准应该选取能够代表专利开发结果的财务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综合性指标体系，并提出了利益分享机制的四种方式：（1）企业应当完善直接激励的体制；（2）企业可以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股权激励；（3）企业可以考虑专利权内部证券化；（4）企业中对于外部专利权的获得也应该存在相应的利益分享机制。他总结到，企业的战略与相应的组织结构设置应该与该专利权利益分享机制相协调，才能够在企业内部形成以专利权研发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推动企业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体系，为企业带来更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四、关于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方面其他问题的讨论
西南大学经管学院杜勇教授从慈善捐赠角度探讨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他发现：（1）捐赠行为中存在着企业与政府的“利益互惠”，亏损企业捐赠越多，其获得政府补助的可能性越大，并且可以获得的补助金额也越多；（2）亏损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对其扭亏绩效具有显着的负面影响；（3）政府补助作为重要的外部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慈善捐赠对扭亏绩效的负面影响。他认为，政府补助作为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再分配手段，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善亏损企业的扭亏绩效，反而让亏损企业更加依赖于政府补助，使他们逐渐丧失了通过自身经营的努力实现扭亏的动力和能力，并且政府补助的配置效率整体上偏低。
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钟廷勇博士认为传统的成本习性模型提出的企业成本总额的变动与其业务量之间存在一定线性关系的观点与现实不符，这导致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缺乏主动成本管理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实际上普遍存在成本粘性问题，并从企业战略角度研究了企业实施不同战略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他认为成本粘性存在的原因有调整成本、管理者动机以及代理问题，而这些因为通过影响企业战略实施进而影响成本粘性。他的实证结果表明采用不同竞争战略的企业会表现出不同的成本行为，实施差异化战略对公司的成本粘性水平具有加强作用，而实施成本领先战略对成本粘性水平则具有削弱的功效。
西南政法大学管理学院胡明霞副教授认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国企业和相关部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理论上，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环境、控制经营风险、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从而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她认为高层管理者在企业战略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组织很大程度上是高管个人特征反映，高管决策与风险偏好有直接关系。为保护个人未被分散人力资本，高管可能表现出比股东所期望的更高风险规避，公司治理通过建立一系列机制改变代理人风险倾向，使其与委托人利益一致，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公司董事会被期望制定治理措施，鼓励高管风险承担，并监督经理层以减轻信息不对称和风险偏好差异引发的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她的实证结果表明：（1）管理层越偏好风险，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公司代理成本越低；（2）内部控制质量是半调节变量，高质量内部控制能直接降低代理成本，另外高质量内部控制能抑制管理层风险偏好带来的代理成本；（3）内部控制和管理层风险偏好共同作用对降低代理成本有更显着作用。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唐伟教授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讨论持续升温，然而现有研究却很少关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质量。即表面上社会责任表现很好的企业，是否真正尽到了社会公民义务，特别是在社会公认的不道德、不规范的行为上，比如税收这种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财产权制度，它为我们深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质量提供了重要途径。他的实证结果显示，社会责任与企业税收激进度显着负相关，社会责任表现好的企业，管理层在作出税务决策时会关注社会合法性期望，重视税收激进活动对政府和社会的影响，倾向于按时足额缴税来提供财政支持，因而税收激进行为相对较少。他进一步指出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社会责任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税收激进性关系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两类企业的管理层在作出税务决策时都会关注政府目标和社会合法性期望，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能够抑制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