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源源 王雪源
【摘 要】 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宏观调控内涵更加丰富，货币政策应国家要求需要做好经济跨周期调节工作，维护经济平稳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采取逆周期调节提振经济，并取得亮眼成绩，但同时也引发一些问题，值得深入分析总结并思考跨周期调节下货币政策需要把握的重点。文章用经济数据对逆周期调节的现状进行梳理与展现，并反思了逆周期调节存在的问题，认为逆周期调节缺少长期问题的解决方案、本身存在隐患、政策实施的力度与时机难以把控、政策调节不够灵活、工具不够丰富。在跨周期调节背景下，提出需要做好政策设计、守住安全底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加强与相关政策协调配合等建议。
【关键词】 跨周期调节; 宏观调控; 经济发展; 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 F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2）08-0079-07
一、引言
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与逆周期调节相比，跨周期调节能更好地平衡经济短期波动和长期发展，在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逆周期调节接近尾声时，用全局视角统筹政策规划，使政策在退出和颁布过程中衔接连贯、过渡平稳且减少隐患。此外，针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制约问题，如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跨周期调节将发挥重要作用，针对相应的问题进行政策设计。当前乃至之后的很长时间，我国将会处于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正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对逆周期调节的经验总结，国家提出了跨周期调节的要求，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做出政策安排。
跨周期调节提出时间较短，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性，实证研究无法对其有效性进行检验，所以目前多数学者从宏观调控角度入手，着重对跨周期调节的着力点和走向展开研究。曾铮[1]对跨周期政策调节重点及设计要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认为政策应该考虑国家的发展现状，针对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风险缓释等要素进行合理的应对，对接好中长期的经济政策，对宏观杠杆率和重大的市场风险进行防范;李佩珈等[2]为了提高跨周期调节政策的精准度，在其制定与实施中，提出应注重总量与结构、长期与短期的平衡，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形成现在和未来均能受益的制度框架;田轩[3]认为做好跨周期调节的重点在于发挥好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的集成效应。对其他领域跨周期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政策和金融风险领域，史燕丽[4]研究了跨周期资本预警机制对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作用，并识别了预测银行业金融危机的两个指标，分别是信贷/GDP的偏离度和房地产价格;张晓燕[5]提出金融监管需要上升到法律层面来完善跨周期顶层设计;张晓晶[6]强调宏观杠杆率的演进动态凸显了跨周期调节的重要性，并提出通过稳定宏观杠杆率来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王勇[7]对金融政策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着力点进行探讨，认为跨周期调节进行的同时也要做好逆周期调节的工作。此外，要坚持扩大国内供需、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企业和研发数字货币。刘安长[8]对财政政策的跨周期调节进行了展望，认为财政政策工具、政策内容需要进行转型。其中，政策内容转型包括从总量调节向结构调节转型、从需求侧调控向供需两方共同调控转型、财政调节要向“逆”与“跨”相结合转型。基于以上研究，对于货币政策的跨周期设计研究在学术领域仍然存在空白，非常值得对此进行补充。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了平稳物价、为经济增长增加动力、促进均衡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而采用的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信用量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货币政策的主要作用是保持人民币价值稳定，为经济的运行环境创造良好的条件，防止经济免受大幅波动的冲击，防范金融风险，因此，货币政策设计与实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国家跨周期调控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拟在跨周期调节背景下，以货币政策为研究对象，分析逆周期调节存在的问题，根据跨周期调节提出的现实背景，探讨货币政策跨周期调控的设计要点，为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企业经营和国家经济转型提供借鉴。
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现状
每一种经济模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都有其自身的波动规律。这种波动周期大致分为两种形态，分别是经济增长态势与经济衰退态势，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到一个顶点后出现经济的下滑甚至到萧条的程度，随后经济又从困顿中慢慢复苏，继续增长到顶点。只有把握经济运行规律，合理运用调控手段，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面对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我国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预期效果，为经济平稳运行注入强大政策合力，尤其是面对较大经济风险时，逆周期调节发挥了对冲和缓释的作用。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国家也进行了密集且稳健的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以有效地助力疫情防控、支持实体经济复苏、提振国家经济。
从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来看，国家常用的政策工具是中期借贷便利（MLF）、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利率政策。其中中期借贷便利（MLF）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基本保持在每月操作一次的频率。MLF向银行体系注入了中长期的资本，是中期市场的利率中枢。由图1可以看出，MLF利率基本保持在稳定水平，2020年以来共降低了0.2个百分点，但操作金额趋势呈现明显的波动，与贷款余额呈现互补的状态，说明MLF并没有进行大水漫灌，保持着合理适度的流动性也适时补充了缺口。疫情后的MLF操作金额明显提高，主要在于个别单次操作金额达到2018年以来新高，但紧接着调降至低点，秉承审慎的原则宽松货币流动性。此外，央行的操作更具有可预见性，加强了对市场的预期信号传递，注重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近两年，央行推出LPR货币政策工具，即“贷款基础利率”，LPR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的利率水平。短期的LPR利率影响企业的流动性贷款，中长期的LPR利率影响企业融资成本和房贷利率。2019年底至2020年初，五年期以上的长期LPR利率从4.80%降至4.65%，此后一直保持着4.65%的利率水平;一年期利率为4.15%，最后降至3.85%维持不变。MLF与LPR的利率走势基本保持一致且稳定，表明当前经济在预期内平稳运行，防通胀和稳杠杆仍然是重点考虑的限制因素。公开市场操作的常用手段为逆回购操作，据图2显示，逆回购在2020年初最为活跃，规模庞大，到2021年规模缩小。逆回购是短期调控手段，并且短期内无法确定资金的流向，其主要是影响投资者的心理预期，通过逆回购反映出央行对市场的信号传递强度，强度越高表明放宽市场的信号越明显，对投资者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鼓励更多资金流入，刺激经济发展。逆回购的缩减显示出政策逐渐正常化。截至2021年前三季度末，央行共调降了4次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全面降准下调了一个百分点，约释放18 000亿元货币，两次定向降准一个百分点，引导金融机构将资金流向中小微企业，扶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自疫情爆发之后，央行使用了多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应对风险，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运用有助于对各行业的发展水平和信贷结构进行调整，改变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式。这些政策通过信贷渠道更精准地将资源配置到相关部门。央行分三次进行了总额为1.8万亿元的专项贷款分阶段补贴给医疗和生活物资、复工复产、涉农和小微企业，并推出创新型的政策工具给予地方银行对于普惠小微企业的贷款偿付延期优惠。同时，发行了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和3.6万亿元的地方专项债，用以补贴各省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抗击疫情产生的费用。
从经济恢复情况来看，经济波动得到有效控制。由于疫情严重干扰经济健康发展，多项经济指标倒退至历史新低。央行通过多次逆周期调节来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旨在刺激经济复苏，助力抗疫，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和全年人民币贷款额度皆有明显提高。根据央行2021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9]，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1.35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9.94万亿元。利率的下行明显削减了融资成本，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和制造业的利率降到有史以来最低水平，小型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在普惠小微贷款支持中得到帮助，中长期的资本主要流向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重要领域，使受新冠疫情冲击严重的相关企业“逆风而行”，实现了较好的经济增长，到2020年末M2供应量、信贷和社会融资增速见顶，流动性拐点出现。二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在疫情期间实现经济正向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并突破百万亿元GDP规模，同比增长2.3%，2021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18.3%，两年平均增长5.0%，经济呈现稳定恢复态势。但是GDP与PPI增长过快，CPI增长幅度过小，表明经济增长缺少内需支撑点，主要依靠逆周期调节拉动企业经济投资活动，使CPI与PPI剪刀差不断扩大，下游需求始终不旺，有可能导致滞涨的危机（图3）。
三、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存在的问题
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取得的效果显着，帮助我国平稳地渡过了危机，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也有其自身局限性。
（一）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缺少长期效用
逆周期调节主要是针对当期经济波动来进行调节，并且能够有效地熨平波动，当经济过热时用紧缩货币政策冷却，经济下行时用扩张货币政策刺激，这种调节方式直接、简单，看似手到病除，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的都是短期问题，而如果作为长期调控手段连续使用，将妨碍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和经济的良好运行。此外，逆周期调节对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无能为力。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主要是劳动力成本过高、资源环境成本上升、自主创新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中长期问题，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纠正我国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还需要结合其他调节方式。
（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存有隐患
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是一把“双刃剑”，在刺激经济增长、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也伴随着负面效应的产生。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如果投资需求量在当期快速上升则会对下一期的需求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前一时期钢铁、煤炭等行业的投资需求旺盛，目前皆存在过剩的产能;2008年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帮助我国较快走出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此举也与后期的产能过剩关系密切[10]，经济增长既依赖逆周期调节又要为此付出相应代价。又如：货币宽松政策会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而债务累积的存量则会抑制未来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紧缩时，可以防止通货膨胀的产生，但是企业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受到限制，融资困难，生产成本提高，影响就业的稳定性与就业规模的扩大。
（三）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时机与力度难以把控
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是被动式调节，往往是在经济开始波动后才采取相应的政策抑制经济出现大幅波动。以往的实践经验证明，选择合适的调控时机十分重要，调控过早可能扰乱经济走向，调控过晚则无法有效复苏经济。但由于影响经济运行因素较多，趋势难以预判，所以调节的时机很难把握。此外，逆周期调节的实施力度也较难掌握，力度失当则会出现“大起大落”，导致经济“硬着陆”或造成虚假繁荣甚至经济泡沫化，巨大的金融风险暗藏其中，这已是国际上形成共识的问题[10]，尤其是经济泡沫化，调控手段刺激下的经济发展并非能控制在预期之内，任何疏忽都会导致某个部门或多个部门的经济过热，最后波及到国家的整体经济。
（四）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不够灵活
以往的实践表明，我国在进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时，都是由国家统一发布调控政策，照顾不同地域经济发展差异程度不足，调整政策“统得过死”、放得不够，使地方缺少自主调整空间，造成有的地区调整效果明显，有的地区效果不明显。
（五）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工具不足
一方面体现为手段单调。现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大致分四个类型，分别是一般性工具、选择性工具、补充工具和新工具。在以往的逆周期调节中，常用的是准备金制度、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等一般性工具，而优惠利率、特种贷款等工具的使用频率比较低。另一方面，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协调不够。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过热和下行问题，一般最常见的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配合，但与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其他调控政策配合较少，致使逆周期调控难以形成综合效应，影响了调节效果。
四、货币政策跨周期调控的现实背景
跨周期调节结合了长周期和短周期、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和体制问题，协调不同政策部门，进行多个周期经济发展的支持与方向把控，为国家经济未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现阶段，短期的调控政策已经发挥其应有的价值，需要完善的退出机制，将重点转移到经济结构和体制的调整，做好中长期经济的政策支持，提升经济的发展质量。我国的跨周期调节理论既是对以往政策调整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的创新，是为我国经济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挑战开出的“良方”，其提出具有深刻的国际国内的背景。
（一）从国内看，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进一步凸显
2020年和2021年前三个季度，虽然我国经济保持正增长，2021年一季度增长更是达到了两位数，但从整体上看，还是存在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一些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一是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牢固。GDP、CPI、PPI的增长趋势大不相同，尤其是CPI与PPI呈现历史性剪刀差形态，CPI的低迷显示出我国经济复苏的内在动力不足，基础不够牢固。二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乡村的医疗、上学、就业、卫生等基础设施发展缓慢。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逐渐拉开差距。三是产业发展不均衡，农业基础薄弱，生产率低;工业结构失衡问题仍然存在，服务业占GDP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四是消费需求不足。国内疫情反复冲击社会心理，叠加失业风险上升和收入下降，使消费更趋于保守。根据央行城镇储户收入感受指数调查，2021年第三季度收入感受指数低于上季度1.5个百分点，收入信心指数比上季度低1.4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感受和信心下降导致消费动力不足。五是解决“三农”问题仍然需要努力。农业基础落后，发展动力不足，农村建设滞后的状况仍然突出，农民收入低的情况没有改善。“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点。六是地方债务风险增加，财政压力较大。上半年经济下行叠加减税降费造成地方财政收支失衡，特别是疫情不仅导致收入减少，而且还因此增加了刚性支出。2020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为-3.9%，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税收增速也创下历史新低，为-2.3%，财政收支差近7万亿元。地方财政更加困难。2020年全国有14个省市财政收入负增长，为保持正常运转，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发行债券解决财政缺口，导致地方债务风险越来越高。七是就业压力增大。疫情给我国就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根据相关资料，2020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比2015年下降了2.4%，高校毕业生面临着就业岗位减少和就业人数增加的双重压力。此外，我国的就业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比如需要熟练技工的高端制造业由于技术工人稀缺而面临招工难的问题，限制企业的快速发展。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针对性地采用长期政策的倾向与扶持来调整。
（二）从国际上看，外部环境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不断加深。一是全球疫情不确定性。虽然各国皆加快了疫苗注射，但是，疫情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扩散蔓延的态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甚至出现了变异病毒，加重了全球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不排除其他地区继续采取封锁措施，进而拖累我国经济发展，迟滞我国经济恢复进程。二是中美政治博弈风险。美方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开展“零和博弈式”激烈竞争，不仅伤害两国关系大局，也冲击和损害国际和平稳定。中美应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不确定性。受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断裂，逆全球化思潮泛滥，西方主要经济体加速制造业回流，寻求与我国经济脱钩，这种趋势对我国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依赖度较高的企业冲击较大。四是输入性金融风险。为加快经济复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过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大量超额发行货币，2020年发行货币超过5万亿美元，增加了流通领域的货币供应量，给我国带来了溢出效应，引发了农产品和部分工业产品的价格上涨，带来了输入性通胀，增加了资产泡沫的风险，还有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稳定运行。五是经济对外依存度。受国际市场和政治形势波动等因素影响，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卡脖子”问题、能源及部分粮食进口依赖度等问题，使产业链延伸、“一带一路”建设等面临挑战。
综上所述，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跨周期调整，是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化解各种风险、防患于未然，促进本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货币政策跨周期调控应把握的主要方面
货币政策跨周期调节的主旨思想就是兼顾当前和长远发展的平衡，不仅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还要注意到短期政策和长期改革的衔接，既要防止调整过度，又要防止调整过快。从当前的经济发展来看，虽然我国进入后疫情时代，经济运行总体呈现“稳中加固向好”的态势，但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可以说，在宏观环境不确定的前提下，实施货币政策跨周期调节避免政策急转弯，是稳定市场主体的定心丸。进一步讲，货币政策跨周期调节不仅是降低传统经济周期的波动，更应该关注传统经济周期之上的大周期和大环境变化，相应地制定解决这些中长期问题的改革框架。
货币政策跨周期调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为达到预期成效，在实施过程中应重点把握以下五个方面：
（一）把握跨周期货币政策设计主旨
一是加强经济形势研判。跨周期货币政策调控是关系到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政策布局，因此在政策设计上要对当前和长远、国内和国际、宏观和微观经济形势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为跨周期政策的出台与退出提供充分的依据。在调整时机上，既不能匆忙上马，也不能草草结束。考虑到政策的迟滞性，如果政策出台过早，则影响调整效果，打乱经济恢复;如果退出过早，则达不到调控效果。针对调控力度，不可无济于事或矫枉过正，而是要做到药到病除，不留后患。政策调整的力度过小，对经济问题的解决收效甚微;政策调整力度过大则容易引起政策转变过快，造成经济躁动。调节的最佳状态是使经济波动在可控范围内，并且对结构和体制的调整恰到好处。二是坚持“跨”“逆”结合。跨周期与逆周期货币政策调控并不矛盾，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跨周期调节涵盖逆周期调节，两者互相补充和完善。当前，不论是经济下行、逆全球化，还是贸易摩擦等问题，既有当前问题，又有长远结构性问题，因此，跨周期与逆周期相结合是我国货币政策调整的主要途径。跨周期货币调整设计时要为逆周期货币政策调整留有余地，逆周期调节要充分考虑跨周期调节的大局，不能以牺牲长期经济发展和货币稳定为代价，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发展的关系。
（二）必须严守金融安全底线
金融风险威胁国民财产安全和国家稳定发展，因此防控金融风险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根据央行相关数据现实，2021年第一季度我国的宏观杠杆率为276.8%，与2018年的249.4%相比，杠杆水平相对较高。虽然目前我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是国内外经济脆弱的大环境下，各种隐患仍然突出。比如：国内部分企业盲目扩张、过度负债、房价高居不下、市场低迷，地方政府债务偿还缺少保障，国际上，美元放水以及政治经济变化形成的外溢效应等，使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上升。因此，跨周期调节必须围绕解决高杠杆、产能过剩、房地产过热、政府隐性债务、金融资源供需失衡和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等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在国家层面较好地进行化解金融风险的顶层设计，落实地方层面金融监管的主体责任，尤其是针对隐性债务排名靠前的地区，加强风险防范意识。从制度上、政策上建立长效机制，对金融机构、监管机构进行约束，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三）建立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保增长、保民生、稳就业的有效支撑。因此，跨周期货币政策调节应充分着眼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构建完善配套的政策体系。一是支持创新型实体经济发展。创新型实体经济多为科技密集型产业，由于我国创新型实体经济起步较晚，国内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受国际政治、经济变化影响较大。比如，高端芯片的设计、制造。所以，跨周期货币政策应围绕创新链、产业链、打造资金链，形成货币、科技和产业的良性循环。二是重点帮扶民营实体经济发展。2021年，民营经济对我国GDP贡献率达到60%之上，在解决城镇就业岗位与农村转移劳动力方面贡献突出，但是由于存在融资难和缺乏技术创新等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此，货币政策跨周期调节在加强金融监管和规避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货币调节工具，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从民营实体经济的特点出发，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完善金融服务，降低对民营实体经济的贷款门槛，提高贷款比重，支持其技术创新，扶持其做大做强。三是大力支持绿色环保实体经济发展。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在彰显我国绿色发展决心的同时，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按照清华大学2020年《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综合报告[11]，我国要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新增约138万亿人民币投资。为确保我国实现绿色发展战略目标，跨周期货币调节要着眼建立与绿色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绿色信贷体系，配套完善相应货币政策，引导社会资金由高能耗产业向绿色环保产业转移，同时，为高碳实体经济改进技术、提高效能提供资金支持。四是要创造实体经济良性发展的市场环境，大力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氛围，用政策来保护知识产权与良性竞争，致力拖欠账款和逃废债等损害市场秩序的行为。
（四）做好货币政策与相关政策的配套协调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被称为四大宏观调控政策。为保证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跨周期调控绝不仅限于货币政策调整，还要实现跨部门、多政策之间的统筹协调，使政策更具全局性，这就需要除了货币政策以外，其他每一项政策都能精准发力，更好地优化组合，以达到协同效果，避免政策叠加造成的资源过度集中。一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政策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次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的作用不容忽视。比如：宽松的财政政策和收紧的货币政策配合，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有利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相反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可以压缩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而鼓励企业和私人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又如，在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时，善用财政资金为部分优质小微企业担保，可以撬动极大的金融资源支持，增强政策合力。总而言之，财政和货币政策要像“齿轮啮合”，互相协调。二是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产业政策具有相对稳定性，其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有利于货币稳定，为经济稳定增长奠定基础;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控资金流向符合国家发展要求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比如：为了解决高科技产业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问题，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高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加以配合，为高科技产业研发、生产、升级改造提供金融支持。三是货币政策与收入政策协调配合。国内外实践表明，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货币环境，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和调整收入政策为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提供了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两者相互协调配合，刺激内需的扩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综上所述，货币政策无论与何种政策协调配合，只要运用得当，均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跨周期货币政策调整设计时，金融部门要加强与其他只能部门的沟通统筹，统一联动，避免政出多门、互相掣肘，抵消和削弱跨周期货币调控的效能。
（五）协调区域和整体的平衡发展
一是中央货币政策的实施不应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要给地方留有一定的自主性，建立完善的政策执行机制和监管机制，针对自身发展的特点进行适度的调控。地方政府在自主调节时要增强自觉性和坚定性，科学统筹精准施策，在长远发展中赢得主动、赢得先机。比如，对于定向借贷便利，需要根据各地区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同情况，制定符合地区发展的放贷标准，而不是用统一的标准套在不同的地区去落实。二是货币政策要配合区域发展战略。实现全局的发展必须要照顾到不同部分的差异，从一域到全局，货币政策跨周期调节要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格局，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支持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合作，找准每个地区发展受阻的根本性问题，有针对性地使用货币政策进行扶持。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例，需要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将信贷投资流向积极创新、转型的企业，对国有企业转型改革要建立指标进行约束，避免招揽资金而无所作为的现象出现。人才流失是经济发展困难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货币政策应充分发挥吸引人才的作用。东北、中西部人才大量迁徙至东部发达地区，对于待发展地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货币政策需要给予地方援助，帮助地方提高人才的薪资待遇和居住环境，鼓励人才与地方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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