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592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兵入侵朝鲜，明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救援。战争前后历时七年之久。在古代东亚历史上，这场战争是涉及区域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战争。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历史仍在继续。对于这场深远影响了东亚局势的战争，我们该有什幺评价呢？当今学者大都认为明王朝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战争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战争的旷日持久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加重了人民负担；战争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实力，为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发展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播州的杨应龙乘机发动叛乱、建州女真迅速崛起，等等。已陷入全而政治经济危机之中的明王朝，在战后不到五十年终告灭亡。但是，真的是因为这场海外的战争拖垮了大明王朝，间接的导致了明朝灭亡吗？我们通过壬辰战争时期明朝的财政，政治以及军事来探析这场战争对明朝的影响
关键词：壬辰战争；明朝；影响；财政；政治；军事
明代抗倭援朝战争是由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动的一场以朝鲜为战场，关系中、日、朝三国的东亚战争，距今已经四百多年。这场战争时战时和长达七年之久，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费银近八百万两，最终中朝两国通过异常艰苦的战斗赢得了胜利。中国史书称之为“万历朝鲜役”或“万历日本役”，与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贵州杨应龙叛乱并称为“万历三大征”。日本史书把这次战争分为前后两次来记载，分别叫作文禄之役（文禄元年）和庆长之役（日本在庆长二年发动了第二次战争）。朝鲜史书则称之为“壬辰、丁酉倭乱”。这场战争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 壬辰战争在财政上的消耗并没有动摇明朝的根本
历代文人政客以及很多当代史学研究者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万历三大征拖垮了明朝。尤其是这场朝鲜战争，它耗费巨大，让大明的财政雪上加霜，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种说法究其根源，起于万历年间“争国本”事件中的朝臣及文人之手，后来越传越广，几乎成为一个常识。但事实真的如此幺？在这里我们还需要进行探讨。
这次朝鲜战争，前后历时七年，虽然时间很长，但其实这七年时间里，并非是一直在打仗的，在朝鲜的部队，也不是一直保持在那幺多的数量上面。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双方是在对峙和谈判。自一五九二年壬辰倭乱起，到六月祖承训率数千明军入朝，七月战败回国，十二月李如松才率大军再次入朝。次年李如松收复了朝鲜三都。然而这次入朝的总兵力却只有三万八千余人，即使在刘綎等援军入朝后，总兵力也才达到四万左右。但李如松随即就于八月率三万多明军陆续撤出朝鲜，仅余数千明军驻留朝鲜。期间真正的作战时间，仅九个月。再后来就得到一五九七年二月的丁酉再乱时，明朝才第二次大规模出军，这次规模比较大，但总动员人数也不过十余万，时间也仅一年，次年秋，朝鲜战争彻底结束。因此这场战争，真正的作战时间仅二年左右，累计总动员二十二万余人。但要注意的是，这是累计的动员数，也就是明朝屡次下令征发的累计人数，实际上并未真出动了那幺多人。如壬辰时李如松出军，总动员数为七万人左右，兵部计划入朝兵力四万八千人，但真正入朝的仅三万八千人，辽东、四川等地均有被征发的部队因各种原因未能入朝。又如刘綎的五千人虽然最后赶到了朝鲜，但已是次年的年中，战役基本结束，只剩下行军前往釜山的行动了。
这次战争的总人员和钱粮数的统计，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明史·日本传》中记载：“自关白（丰臣秀吉）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晌数百万”；[1]《国榷》中则称：“约费饷银五百八十三万两千余金，又地亩米豆援兵等饷费三百余万金”[2]。朝鲜文献《李朝光海君日记》记作“费币八百万”[3]；《明经世文编》又称“朝鲜用兵首尾七年，约费饷银五百八十二万二千余两”[4]。
当时朝鲜方面曾做过统计，《燃藜室记叙》十七卷里对明朝此次战争的耗费数记载如下：“徵发浙陕湖川贵云缅南北兵通二十二万一千五百余人，往来诸将及任事人三百七十余员，粮银五百八十三万二千余两，交易米豆银三百万两，实用本色米数十万斛，诸将赏银三千两，山东粮二十万斛。”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各种原因，朝鲜人自战争开始，就一直对钱粮问题非常关心，其认真之态度甚至还甚于明朝。因此这个数字就算不是非常准确，差异也不会太大，基本可以认为就是当时的总耗费。简略来说，就是朝鲜战争总耗费为银八百八十三万五千两，米数十万斛。年均下来，每年约一百三十万两军费开支。那幺，这个数字是否在明朝财政的承受范围之内？
答案是肯定的，完全可以承受，且并不困难。万历朝的前十五年，由于张居正主持的考成法、一条鞭法及清丈田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此时期的财政状况史有公论，堪称中兴。仅万历五年，户部岁入已达四百三十五万两，收支相抵后财政结余八十五万两。到万历九年，张居正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征解如期”。仅此一点，就可见明廷财政形势如何。至万历十年，明廷仅太仆寺一处的存银就达四百多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不下七、八百万两，太仓存粮亦可支十年之数。这还只是部分府库存银，别的府库还没计算在内。朝鲜战争这七年里，即便有收支不平衡，即使只以库银存量计算，以万历前期的库银结余，应付起来也不是大问题。
事实上，明朝财政真正的毁坏，是坏于明晚期与后金的战争以及国内各地的农民起义。尤其是各地农民起义，除极大地破坏了国内财政税赋收入外，同时也破坏了运输。像南方向北方及川中向中央政府输送的大批钱粮物资无法抵达北京，积压在沿途，致使北京府库不足用度。再加上辽东与后金连绵不断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北京储备的钱粮和各地兵员。这些毁坏，远远大于财政一度中兴的万历朝的各种耗费。
万历时期，可以说它在政治上有各种弊端开端之举，政治影响恶劣。但从财政看，发生于万历二十年的朝鲜战争开支，对明朝国运和国力的影响并不大。
2 壬辰战争对明朝真正的影响在于对明朝政治中枢的改组
作为决策群体，难解难分的内部冲突，深刻影响了皇帝与大臣的关系逐渐向不可逆转的恶化方向发展，在战争进程中，明朝政治上层的重组也在进行中，战争实际影响了明朝政治中枢的重组。
在战争期间，万历帝明显厌倦了政治，对内阁和言官失去信任，章奏留中不报。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首辅赵志皋等上疏说：“迩年以来，章奏有留中不下者，而近日为甚”[5]。当时十多个本章，推补二十余员大臣，皆留中不报。此后赵志皋多次奏请，都如泥牛入海。这是皇帝与内阁及群臣矛盾加深，上下日益隔阂的结果。不仅如此，万历帝更转而信任宦官，将兴趣移到了搜刮财宝上面。一年以后，左副都御史张养蒙上疏，指出部院科道之职渐轻的趋势，具体而言，部院缺位不补，且“争正事则十疏而九不行，遇正推则十人而九不点”；科道情况也大体相同：“五科都给事中久虚不补”，“西台东省列署半空”；而为了开矿之事，抚按上奏被阻隔，千户、中官反参奏抚按，纲纪为之倒置[5]。万历帝怠政，造成了君臣相猜，上下不交，政事荒废的局面，出现近乎瘫痪的政治状况。
皇帝怠政，中枢又如何呢？为了同日本和谈，明朝决定派出册封使，但迟迟不见动静，力主册封的兵部尚书石星，理所当然成为群臣指责的对象，而一直徘徊于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内阁，也一并受到攻击。李植上疏直指册封决策失误，提出“遣勘使，罢中枢”，指责辅臣赵志皋、枢臣石星“百计阻言战守”，一误再误，建议立即选官会同督抚、巡按“前往探勘”，并请皇上令赵志皋、石星致仕，回籍听勘[4]。御史周孔教也论石星误国，言词激烈，矛头直指内阁。他认为石星罪不容赦，“而罪之首者”是辅臣赵志皋，指责赵志皋“曲昵私交，引用同乡宋应昌”；因“语侵志皋”，贬逐郭实；纵容石星，许封日本。提出“勒令二臣致仕”[4]。册封失败后，朝中更是“议者蜂起”，“劾星者必及志皋”[1]。战事再起，大小九卿科道官会议的结论是“欲救朝鲜，须亟更枢管，石星前事多误，方寸已灰，军国机宜，岂堪再误”[5]。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日兵二十余万分五路入朝，七月，闲山要害失守，直接威胁到中国沿海，战争形势严峻。十一月，经略邢玠调集明军分为三协，在朝鲜军配合下，向日军发动攻击。这场战役“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结果却“委弃于一旦，举朝磋恨”[1]。究其缘由，战争由胜转败，首先是经理杨镐“震惧”，逃跑，随后“士皆奔窜”，造成明军损失过半。战后，杨镐隐瞒伤亡实情不报，“诡以捷闻”，于是赞画主事丁应泰疏劾杨镐“丧师党欺”，述及“当罪者二十八事，可羞者十事”[5]。所谓“党欺”，直指内阁大学士张位。他指责张位招权纳贿，接受杨镐贿赂，力荐杨镐经理朝鲜军务，夺情视事，并与杨镐密书来往[1]；与此同时，还揭发大学士沈一贯也私下致书杨镐，甚至将御史汪先岸论杨镐的“拟票留中之旨”，也秘密给杨镐看，因此并劾张位与沈一贯“扶同作奸”[1]。此疏道出了明朝吏治腐败，以及内阁贪污受贿的状况。万历帝得报大怒，罢免杨镐，令大学士张位免职闲住，沈一贯引咎得免。
战争进行七年中，统治上层政治分化重组也加速进行，明朝内阁组成主要是赵志皋、张位、沈一贯。其间王锡爵、陈于陛有短暂的在阁时间。赵与张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入阁，陈与沈于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入阁。值得注意的是，赵与张都是由申时行“密荐”入阁的，吏部尚书陆光祖曾为此上言，认为阁臣例由廷推，而二人由密荐而入，“恐开询私植党之门”[2]。至此，可以说内阁衰微到了极点。
以上事实说明，在战争过程中暴露出明朝政治的诸多问题：皇帝怠政，内阁衰微，大僚空署，上下乖离；士大夫丧失伦理道德，受贿谋私，朝廷之上，各不相谋，争端迭起，务实乏人；面对燃眉的军政大事，中枢运转失常，影响决策过程以及具体政策运行，致使对外战争战和不力，数年无功；凡此种种，无一不表明明朝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折射出的是明朝政治的一种自在的衰落过程和政治危机。所以说，援朝之战多方面显示了明朝政治的弱点，是明后期有治及乱政治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成为明亡的重要契机。
3 壬辰战争中女真族的崛起成为明朝灭亡重要的外部因素
女真族古称肃慎，分居于白山黑水之间。明朝初期，女真族主要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万历年间，随着明朝国势衰微，对女真族的控制力也随之减弱，女真族势力得以迅速扩张并开始出现统一的趋势。壬辰战争的爆发，则大大加快了这一趋势，给女真族的统一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万历十六年（1588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经过五年征战，征服了建州区域内的苏克浒部、浑河部、哲陈部、董鄂部、完颜部等八部，实现了建州女真的统一，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成为他下一步的进攻目标。但因明政府历来对女真各部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时常动用镇守辽东的明军对新崛起的部落予以遏制和打击，这使建州努尔哈赤不得不谨慎地处理同明朝中央政权的关系，继续保持着对明廷的“恭顺”态度。万历二十年（1592年）壬辰战争的爆发，则为他提供了坐大统一的良机。
壬辰战争爆发后，驻扎在辽东的明军主力开赴朝鲜战场，对辽东的控制力顿时减弱。努尔哈赤遂乘此良机，大肆扩展势力。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当壬辰战争激烈进行之时，努尔哈赤率军大败以叶赫为首的海西四部（叶赫、辉发、哈达、乌拉）、蒙古科尔沁、锡伯、朴勒寨三部以及长白山的珠舍里、纳殷二部等九部联军，“乘胜逐北，斩级四千，获马三千，恺胃千，并擒乌拉贝勒之弟布占泰，军威大振”[6]。随后，努尔哈赤又乘势夺取了长白山三部——纳殷部、珠舍里部和鸭绿江部，并且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派大将费英东征讨东海女真的瓦尔喀部，在征服海西女真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东海女真的征讨。
努尔哈赤肆无忌惮的扩张活动，令明廷深感忧虑。以熊廷弼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曾一再吁请朝廷遏制努尔哈赤的活动，否则日后必成大患。但因此时朝鲜战事正处于时战时和的紧张阶段，明廷着实分身乏术，无力征讨。故对努尔哈赤的武力统一活动，明廷不仅未予干预，反而一再对其加官进爵，以安其心。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万历皇帝以努尔哈赤保塞有功，“晋爵龙虎将军”[7]。此时的努尔哈赤“骤跻崇阶与南关埓，借中朝名号，耀东方，势愈强”[6]，“有控弦数万”[8]实力进一步增强。
当建州女真的实力不断壮大的时候，明军在朝鲜长期鹰战，实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就辽东而言，以勇敢善战着称的辽兵损失犹为惨重。战争中，特别是战争初期，辽东投入的兵力最多，牺牲也最为惨烈。战争爆发后的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游击将军史儒等率辽兵五千前往朝鲜，保护逃到中朝边境的宣祖国王。到达朝鲜后，祖承训轻敌冒进，轻率地进攻平壤，结果“游击史儒没于阵，承训仅以身免，三千人回者数十人而已”[9]。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李如松在收复平壤和开城后，滋生了轻敌情绪，于正月二十五日轻率地令副总兵查大受、祖承训等率明军三千余人向王京（今首尔）进发。明军先胜后败，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馆被数倍于己的日军包围。李如松得知后，仅率亲兵一千余骑前去救援，结果被日军打败。此役明军损失精锐一千余人。
由于查大受、祖承训所统皆为辽兵，且李如松乃辽东名将李成梁之长子，其亲兵也都是辽兵的精锐，因此，碧蹄馆之役又给辽兵以巨大打击。经此两役，辽军精锐损失大半。在第二次抗楼援朝战争中，杨镐兵败尉山，明军阵亡近两万人，辽兵伤亡亦不在少数。
经过七年苦战，辽兵伤亡惨重，精锐几乎损失殆尽。据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统计，辽东原有兵额九万五千人，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时只有四万，减少了十分之六；辽河东西二十五个卫所中，每卫现在仅有一千六百名士兵。壬辰战后辽东兵力之不足，防守之单薄可见一斑。
总之，明军在朝鲜战事中的消耗非常大，这在辽东地区体现得尤为突出。辽兵精锐在壬辰战争中损失大半，战后辽东军备废弛，守卫辽东的军队严重不足，从而导致明政府对女真族控制的力不从心。女真族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敏锐地觉察和感受到了这一变局，乘机迈出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步伐。
纵观明代女真族的发展史，壬辰战争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分水岭。努尔哈赤捕捉并充分利用了壬辰战争带来的历史机遇，抓住有利时机使女真族在明政府的困境中迅速崛起，从而为该政权在17世纪中期入主中原、建立空前强大的清王朝奠定了基础。
4 结语
综上所述，历时七年之久的壬辰战争虽然在财政上并没有拖垮明朝，但是却暴露了明朝中枢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而且在客观上有利于明朝后期最大的敌人——女真人的崛起。如果说壬辰战争是拖垮明朝的原因，不如说以这场战争为分水岭，标志这明朝政治、军事等全面危机，揭开了明朝走向灭亡的帷幕更为确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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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 袁阎棍、蒋秀松等.清代前史·李朝光海君日记[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
[4] 陈子龙、徐孚远等.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明神宗实录[M].中央研究院歴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
[6]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 魏源.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见李治亭.清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9] 计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
作者简介
李霈（1990-），男，汉族，山西忻州人，天津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明清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