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晓洁
在世纪之交的近20年间，学术界曾经对中国音乐考古学这一学科的名称、归属，甚至是否称其为一门学科产生过热烈的讨论：它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分还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到底是“音乐考古”还是“考古音乐”？或者充其量只能称为乐器考古？中国音乐考古学多被认为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然而，其看似历史短暂，实则年代久远。20世纪30年代初，刘半农等对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成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萌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以杨荫浏为代表的音乐学家对信阳编钟等出土音乐文物进行考察研究，无形中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建立做出了一定的学术准备;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吕骥、黄翔鹏等4位音乐家对甘、陕、晋、豫四省音乐文物普查以及曾侯乙墓百余件乐器和贾湖骨笛的发现与研究，直接推动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建立;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陆续出版，多部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理论着述和一批重要研究成果的问世，以及从本科到博士阶段的音乐考古学专业教育的形成，完善并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在中国音乐考古学近20余年的发展进程中，王子初撰写发表了近千万字中国音乐考古学着述，主持出版卷帙浩繁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实地考察、研究了10余个省的音乐文物，培养了数十位音乐考古研究专业的高端人才等，都是不可不书的重要学术事项。他在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理论系统化、学科定位明晰化、学术梯队规模化等诸多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子初翻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王子初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自幼喜好音乐。1968年，他从无锡市第一中学毕业，次年被派往江苏生产建设兵团，4年后才得以返乡务农。1973年，他进入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先后师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泰斗陈洪先生学习小提琴、和声学等专业课程。1976年1月，他就职江苏省苏州地区师范专科学校音乐科，从事和声、作曲、视唱练耳、音乐欣赏、中国音乐史及部分器乐等课程的教学工作;然而，勤学进取的他，在忙碌的教学之余继续学习、思考和钻研。1982年，他在《音乐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乐感杂谈》，自此一发而不可收。仅1982年至1985年的3年多时间内，他就先后在《音乐生活》《人民音乐》《中国音乐》《音乐爱好者》《南艺学报》《昆明师范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15篇专业文章。1985年9月，已年近40的他考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学系，在着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门下研习中国乐律学史，继续着他的求学之路。1988年7月，他在学理分析与反复实验的基础上，以题为《荀勖笛律的管口校正问题研究》的学位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并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自此正式踏上学术研究之路。
一
王子初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始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编纂。《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迄今所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套专业音乐书籍，是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第一部重典。秉承对各省音乐文物进行全面普查的宗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成为中国音乐文物资料的集成性典籍，它的编纂与出版无论对音乐界还是考古界，都是一件大事。
王子初等进行编钟复制实验
1985年初，着名的音乐家吕骥和考古学家夏鼐提出了编辑《中国音乐文物图录集成》（多卷本）的倡议。1988年，在黄翔鹏先生和音研所时任所长乔建中的反复斟酌下，这个项目被定名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成立了以黄翔鹏先生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及所属总编辑部并进行申报。同年7月，此项目被正式纳入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在黄翔鹏先生健康欠佳的情况下，作为他的学生，王子初接受了项目中《湖北卷》的编撰任务，并由此一头扎入湖北，开始了历时2年多的音乐文物普查。与此同时，他还起草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编撰体例，包括中国音乐文物“命名法”“分类法”等文件。1997年9月，黄先生终因多年积劳成疾，驾鹤而去。王子初接替黄翔鹏先生担任项目主持人和《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总主编，秉承黄翔鹏先生“《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不是选编，而是《集成》”的编辑思想，《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第I期工程）前后历时14年，先后完成湖北、北京、陕西、天津、江苏、上海、四川、河南、甘肃、新疆（以成书先后为序）等12个省卷（10册），于1996年开始由大象出版社陆续出版。首批成果共收录文字及数据资料近200万字，彩色、黑白照片及各类拓片、线描图5000余幅。《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第I期工程出版后，先后获得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2006年文化部第二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7年10月，在王子初的主持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第II期工程》被批准为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至此，《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编纂和出版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陆续完成湖南、内蒙古、河北、江西、河南（续）、广东、福建等省卷的正式出版工作。另有安徽、青海、浙江省卷以及有大规模音乐考古新发现的省份，如发现有洛庄汉墓的山东，发现有鸿山越墓和江都王刘非墓的江苏，发现有晋侯家族墓地的山西等续省卷，也陆续开始音乐文物普查、测录资料、拍摄图片等工作。截至目前，《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已编辑出版19分卷，共16册，收录文字及数据资料350余万言，图片10000余幅。
王子初考察出土编钟
王子初在《大系之路》一文中回忆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从立项到实施过程中的诸多工作细节。可以看到，《大系》之路，崎岖又宽广，蜿蜒而漫长。在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结缘的30多个春秋中，王子初长期负责《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纂的统筹和策划，为保障《大系》资料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他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规范;为提高工作效率，加快《大系》的工作进程，他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开创多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他拟订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撰体例》，详细规定了资料收集的范围、音乐文物的分类和命名原则等内容，有效地促进和强化了《大系》工作的规范性和学术的严谨性。他提出并设立的由音乐专业人员和当地文博机构专业人员组成的双主编形式，推动了音乐与考古的融合，保证了《大系》收集资料的科学性、权威性以及在中国现行文博管理体制下编撰工作的可行性。他主张由音乐考古学研究人员以专业水准拍摄所收音乐文物的图片，并总结出一套独特简易又行之有效的音乐文物拍摄模式，称之为“音乐考古学专业摄影”，不但获得了高精度的器物图片，还最大限度抓取了音乐考古资料上与音乐性能相关的重要历史信息。他还总结出一套测音采样工作模式，即现场录制需要进行测音研究的原始音响资料，带回到北京的声学实验室，上机进行音频分析;为避免各地电压不稳造成数据的误差，采录前均录有音叉标准音，供后期校准，从而在当时的实际条件下最大限度保证了音响资料的客观性、科学性。他提出《大系》考察“一站式”工作模式，将最初音乐文物资料实地普查、图片拍摄和测音由3拨人分3次完成，有效合并为由1拨人1次完成3项工作，大大节省了人力财力，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当他发现在版式设计中，再优秀的出版社美术编辑在面对如此专业的学术资料时，也很难拿捏所收器物的比重、形制大小的比例等;他又开创了一种工作模式，即在出版社美编设计的总体版式框架内，每一部分卷的具体版式由自己带领《大系》总编辑部编排设计，完成以后再交由出版社审定。王子初事必躬亲，事无巨细，几乎深入每个卷本的考察、整理和编辑当中。在《大系》第I期工程中，他亲自担任了湖北、上海、江苏、新疆等多个省及自治区卷的主编。由王子初担任主编的《湖北卷》是《大系》首卷。可以说，在《大系》各项具体工作中，王子初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湖北卷》的音乐文物普查期间，他独自一人带着测音、测量、摄影器材，历时数年，走遍了全省大大小小80余个县市、近10个地区的博物馆、文保所和文管会，亲自考察、丈量、测音和拍摄了每一件音乐文物的考古资料。期间还三赴长江三峡的各个县市。在他的努力下，《湖北卷》首先完成出版，成为其他卷本的范本。
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一个学科建立、发展的基石。这一点对于音乐考古学这门学科来说，更是如此。30余年如一日，王子初为中国音乐考古资料的收集、整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学科发展夯实了资料基础。这些资料不仅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也惠及考古学研究，对田野考古中音乐实物资料的发掘、清理和后期整理等也大有裨益。王子初在编纂《大系》和梳理以往的音乐考古发现之时，也进行了许多重大音乐考古新材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如：为山西太原赵卿墓出土铜编镈和石编磬所做的检测与研究报告，被收入该墓的考古发掘报告《太原晋国赵卿墓》中;为河南新郑发现的大批郑国祭祀坑出土乐器撰写的研究报告达10余万字，也被收入大型考古报告《新郑郑国祭祀遗址》中;为山西晋侯墓地出土乐器进行全面的考察与测量及至乐器编磬等文物的修复等等。此外，他受邀对多项音乐文物进行鉴定，如受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派，与着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一起对珠海郭氏藏西汉宗庙编磬做了系统的测量和定性研究，对上海博物馆所藏失而复得的晋侯苏编钟进行音乐考古学鉴定;对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抢救回归的戎生编钟进行音乐学断代研究等。2001年2月4日至9日，中央电视台联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在山东济南现场直播了由他主持的“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乐器音律鉴定”。
二
中国音乐考古学是在大量考古发现的推动下，在实践的不断需求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如果说黄翔鹏是中国音乐考古学的拓荒者，那幺王子初便可称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系统基础理论的奠基人。作为一门嗷嗷待哺的新学科，中国音乐考古学面临着学科建设中的诸多问题。对此，王子初早年曾撰写《音乐考古学辨疑》等多篇学术论文，专题研讨音乐考古学的学科界定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经过与大量第一手音乐考古资料亲密接触的实践积累和由此获得的丰富经验与日益深化的理性认识，王子初于2003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音乐考古学学科基础理论专着——《中国音乐考古学》。该着首次以“中国音乐考古学”为题名，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定义、学科发展史及相关基础理论进行了阐述，同时还介绍各历史时期的重要音乐考古发现，被认为是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理论的奠基之作。2006年，他又应国家文物局的要求，撰写了另一部新作——《音乐考古》。与前着《中国音乐考古学》相比，《音乐考古》在章节设计、内容设置上更显清晰、简洁、明快。这两部着作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入门必读书目。
在这两部学科理论着作中，王子初对音乐考古学方法进行归纳、总结和探研，提出“音乐文物分类法”“音乐学断代法”“音乐文物测音法”和“音乐文物命名法”。它们是音乐考古学研究中获取、整理第一手音乐考古资料信息最根本的方法，也是音乐考古学独有的研究方法。音乐学断代法，是从与音乐性能相关的角度对音乐考古资料进行断代的方法，它有别于传统考古学断代，是音乐考古学研究反哺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黄翔鹏先生《用乐音系列记录下来的历史阶段——先秦编钟音阶结构的断代研究》一文首开音乐学断代之先河;王子初在实地考察大量古代钟磬实物后，继而提出以“与乐器演奏方式有关的设计造型”和“为实现乐器的音乐性能所采用的结构特征和音律调试手法”的断代方法，为古代乐器实物断代增添了新视角，开辟了新路径，在此后的研究与实践中也得到了进一步验证。音乐文物分类法是王子初综合以往分类法（如八音分类法、时代法、器类法等），借鉴并提出的从文化区域角度分类的方法。它使汗牛充栋的音乐考古资料条理化、系统化，不但有利于我们更客观地看待古代音乐考古资料分布，也有助于推进我国区域音乐文化研究。音乐文物测音法是获取音乐考古资料音响的基本方法。他以如何获得客观、科学的测音数据为出发点，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对测音的方法、设备、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等进行了全面梳理。音乐文物命名法是他在大量实践基础上归纳、摸索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命名原则和规范。
2020年12月，人民音乐出版社作为“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出版了王子初的新着《中国音乐考古学》。相较于其旧着《中国音乐考古学》，新着从根本上跳出了旧着立足于“音乐文物研究”的窠臼，不仅大大充实了各历史时期的重大音乐考古发现及相关成果，更是将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作为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直接目标。他将自己近年的一篇重要文论《音乐考古学与中国音乐史料系统的重构》作为全书的结束语。文中，他从多项重大音乐考古发现对中国音乐史研究的意义入手，强调音乐实物史料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提出重构中国音乐史料系统，呼吁音乐史学家关注音乐实物史料。与此同时，王子初还撰写了另一部体量更大的基础理论着作——《中国音乐考古学论纲》（以下简称《论纲》）。《论纲》在篇章布局上看似与《中国音乐考古学》相近，但从各章节的细目中可以看到二者截然不同的学术视角。与《中国音乐考古学》在各历史分期下按音乐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乐器和图像分类阐述不同，《论纲》在历史发展的大框架下，以音乐文化、地域文化或考古学文化不同维度切入，重视每一批音乐考古发现的整体性，将各时期音乐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与相应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现状乃至大历史图景相结合，使历史的纵向发展与区域文化的横向铺陈交相辉映，出土乐器和音乐图像的分类研究与其音乐实践和整体音乐文化面貌的分析考察互为补充。洋洋洒洒180万言，充分展现出王子初对音乐实物史料掌握的广度与深度，以及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全新学术思考。
与大多数音乐理论家不同的是，王子初的学术研究不止于书斋，除了走遍全国对各地音乐实物史料进行实地考察以外，还策划组织了多个涉及古代音乐、中国乐器的重要展览。与一般策展人不同的是，王子初的策展不止于展览大纲的拟定和展品的组织，而是在策展过程中，做了大量音乐文物复制和复原的研究工作。
文物复制和文物复原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用于展览，二是用于研究，音乐文物的复制和复原也无出其外。较为特殊的是，音乐文物中最重要的类型——乐器，除了复制或复原其外在形态和纹饰以外，对其音乐音响性能的复制或复原是其中最重要也是难度最大的部分。
2016年初，王子初着手创建中国音乐考古学专门研究机构“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伊始，即以此为平台，策划建设历史上首家“中国音乐考古陈列馆”。为此，他先后研究设计复制、复原了数十批、86件套、588件出土和传世的重要古代乐器，如曾侯乙编钟、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虎座鸟架鼓、日本奈良正仓院藏唐传五弦琵琶、新疆且末扎滚鲁克箜篌、无锡鸿山丘承墩墓越国编句鑃、西汉江都王刘非墓仿玉玻璃编磬和青铜编钟、淅川下寺楚王孙诰编钟、许灵公墓春秋编钟等。大量的复制复原实验使王子初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更加符合乐器实践、音乐实践的理论认识，他由此正式提出“中国实验音乐考古学”的学科理念。由他亲手策划建成并已开放的、位于郑州大学美丽校园内的中国音乐考古陈列馆，与其说是中国首家音乐考古展馆，倒不如说是中国实验音乐考古学的成果展示馆。
曾侯乙编钟作为中国古代音乐研究中最重要音乐实物史料之一，无疑是中国音乐考古陈列馆中最耀眼的核心展品。与王子初此前多次成功为各类展览复制曾侯乙编钟不同，此次所展出的是一套按最高规格完成的“复原曾侯乙编钟”。一如出土原件，这套编钟的乐律铭文全部采用了错金工艺。金灿灿的铭文，更让一部人类历史上举世无双的音乐理论“巨着”，展示在人们面前，令人叹为观止，也使古印度、古巴比伦音乐文明的考古成果相形见绌。众所周知，曾侯乙编钟在下葬时因加入一件楚王镈而取代了原套编钟中的最大一件甬钟，编钟的原始设计编列和音列也随之改变。王子初通过大量推理、分析、计算，获得了曾侯乙编钟原始设计中被楚王镈替代的最大一件甬钟的基本数据，并和厂家通力合作，将这件高达1.7米、目前所见的最大甬钟铸造出来，成功复原了曾侯乙编钟之历史原貌。这是目前唯一一项复原曾侯乙编钟的研究成果，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项实验音乐考古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贾湖骨笛是中国乃至世界史前时期音乐考古中的重大发现。现存保存较好的7孔贾湖骨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八九千年前的贾湖人所具备的音乐水准和音乐意识。但是，要进一步论证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是否已经建立七声音阶的概念，就需要对贾湖遗址中迄今所发现的近50件骨笛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尤其需要对其音乐性能进行整体考察。然而，文物保护的首要原则是不容置疑的，这就给贾湖骨笛的音乐性能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面对这一瓶颈，王子初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即利用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简称“CT”）对现存贾湖骨笛进行扫描，全面获得所有文物的电子数据;并将所得二维图像进行文物的三维重建和修复，最后采用紫外激光固化快速成型的3D打印技术，制作出与出土实物的物理尺寸和音准误差最小、精度最高的骨笛模型，进行测音研究。这是对贾湖骨笛音乐性能的复原方案，无疑是全面考察贾湖骨笛音乐性能的最直接、最科学的方式，不仅对贾湖骨笛的研究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对其他出土音乐实物史料的音乐性能考察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子初在讲学
2019年，王子初出版新着《碎金风华——音乐文物的复制复原研究》。这是首部论述中国音乐文物复制、复原的理论专着，也是越来越受到国际考古学界、音乐史学界瞩目的新兴学科“实验音乐考古（学）”理论体系化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该书的绪论中，王子初厘清了复制、复原的基本概念，对音乐文物的复制、复原进行了系统阐述。复制，是对音乐实物史料出土时的样态进行原样制作，即“作旧如旧”“见残仿残”。复原，则是对音乐实物史料下葬前或制作使用时的样态进行原样制作，这就需要研究者通过分析研究，去钩沉音乐实物史料因年代久远、因下葬时的不同需求或因被盗墓者人为扰乱，而改变或丢失了的历史信息，并将其恢复如初。此外，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复原还可以针对出土音乐实物史料的某一个方面，如音乐性能、制作材料、制作方法等。
早在1999年，王子初还曾作为主要专家，承担了国家为世纪庆典所拟定的“中华和钟”重大科研项目。他参与了课题论证、钟体造型、音位设计、乐器铸造、成果验收的项目全过程，不仅拟定编钟的主要结构和钟型组的设计方案，还设计“中华和钟”配套编磬的全部形制数据、音位结构，并亲手绘制了施工图纸。2000年1月1日，“中华和钟”被用于盛大的国家世纪庆典，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至今仍展示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清宫太庙）中。
三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专业人员的学术积累和承续，学术梯队的建设与培养也非一日之功。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设立音乐考古学专业的研究机构。身为博士生导师，王子初自20世纪末便开始培养音乐考古学专业理论人才。20多年来，他相继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郑州大学培养了音乐考古学专业的硕、博士数十人，初步形成该学科的专业团队。2016年，王子初在郑州大学创建了目前唯一一家音乐考古学专门学术机构——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担任院长，并于2018年开始招收音乐考古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音乐考古学专业人才，壮大学科队伍。
王子初将他所继承的老一辈音乐学家杨荫浏、黄翔鹏“重实践”的治学精神传递给学生。他尤其注重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为学生提供多种形式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实践机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常常需要外出考察。对此，王子初有若干不成文的规定。如凡外出考察者，无论男女，均各司其职，都必须携带团队规定自己负责的行李，从而避免造成行李和设备的遗忘、丢失。而他在每次外出考察时，往往自己全程携带沉甸甸的相机等考察所需要的设备。考察过程中，学生必须进行音乐实物资料的图片拍摄、录音等操作实践;考察结束后还需要对资料进行全面整理。音乐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大量的音乐实物史料有待分析研究，大有选题可做。王子初在引导学生选题的过程中，除了因材施教，根据每位学生的特点引导学术方向以外，更有一个大的“课题树”。每个学生的具体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都和“课题树”密切关联，是“课题树”上的枝和叶。一方面，学生的研究有“树干”作为依托;另一方面，这一棵棵“课题树”都是中国音乐考古学及至音乐史学研究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随着“课题树”被日益充实，枝繁叶茂，学科中的重大课题也一步步向前推进，愈发接近历史的真实。青铜乐钟是中国古代礼乐重器之首，与青铜乐钟相关的研究内容非常多。王子初带领他的学术团队从不同维度对青铜乐钟进行深入探讨，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加深了学界对中国青铜乐钟的认识和了解。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子初通过多种形式对学生的学术引导取得了较好的结果，由他指导的多篇硕、博士学位论文在各类学术论文评比中取得好成绩，其中5篇博士学位论文更是在全国音乐史论文评选中获得一等奖。他所培养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生也都热爱这门学科，绝大多数都在继续从事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研究与教学，成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术中坚力量。
197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国际音乐学会会议。在此次会议的“圆桌会议”上，与会各国专家讨论了古代文化中的音乐遗存问题，首次提出“音乐与考古”议题。1981年，在韩国首尔举办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会议上，国际音乐考古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 logy，简称ISGMA）正式成立。1996年，在塞浦路斯利马索尔会议上，国际音乐考古学会（ISGMA）脱离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音乐考古学家结成紧密独立的学术团体，成为国际上第一个音乐考古学专业学术组织。2008年，王子初和韩国音乐学家权五圣共同倡导，建立“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并担任会长。2012年，由王子初主持，东亚音乐考古学会联合中国音乐学院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音乐考古大会——国际音乐考古学会第八届会议暨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年会”。会议在苏州、北京两地召开，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近70位致力于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参加了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王子初带领学生，专为大会组织编写了《中国音乐考古80年》，向国际学者介绍了中国音乐考古学的资源优势和80年来所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大大促进了中外音乐考古的学术交流。
除了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建设中国音乐考古学学术队伍，王子初也积极推进中国音乐史的教学、研究与交流。2004年，中国音乐史学会首次实行了会员普选，王子初被推选担任会长。在任4年间，他积极推进艺术类院校的音乐史教学与研究。针对早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纂的《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多媒体教学形式这一问题，王子初主持编纂《中国音乐史教学参考图库》数据光盘（CD-Rom）。该图库精选录入743幅极具代表性的音乐史图片，分“原始乐舞篇”“钟鼓礼乐篇（上）”“钟鼓礼乐篇（下）”“竽瑟相和篇”“歌舞伎乐篇”“戏曲散乐篇”和“弦索声腔篇”7个篇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直观全面地展示出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可贵的是，该图库还合理吸纳了当时最新的音乐史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大大丰富和充实了中国音乐史的教学内容。该图库的操作设置也相对灵活和人性化，每张图片不但可单独点击放大，还能下载保存。既弥补了当前中国音乐史教学手段单调的缺憾，也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这些在现在看来都习以为常、不足为奇的小细节，都是图库主编王子初精心细致考虑的结果，在当时可谓十分“前卫”。“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是中国音乐史学会在过去设立的一项鼓励在校音乐史专业学生的评奖活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活动未能持续举办。王子初担任会长后，积极推动并促成了这项评比的重新启动，并设立博士学位论文奖项。他四处募集资金，以鼓励和嘉奖那些获奖的优秀学生和青年学者。
“一门成熟的学科，应该具备如下条件：明确的研究目的和特有的研究方法;系统的基础理论;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专家队伍;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积累等。”这是王子初在《中国音乐考古论纲》“自序”中谈到的如何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基本看法。作为一名有学术担当的音乐考古学家，王子初在他3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围绕这几个方面努力积累和钻研：他重视学科理论的构建和完善;重视学科资料的建设和研究;重视学术队伍的培养，重视学术研究的推广与交流。虽年逾古稀，他依旧勤奋如初。在《大系之路》一文的结尾，王子初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他深情地写道：“这是压在我身上的一副重担，一副不能推托的历史重担：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应该竭尽全力去完成这一宏大的学术事业。这既是给社会、给恩师黄翔鹏先生的交代，也是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交代。哪怕，这个要达到尽善尽美的最终目标，对我来说很可能只是数学上的“极限”——可无限接近，却不能到达！”事实上，对于王子初来说，这份学术重担早已不止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编纂，更是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或许正因为有如此强烈的学术担当和强烈的责任心，今年73岁高龄的王子初才能几十年如一日，继续以高度的学术自律与自觉笔耕不辍，为中国音乐考古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
注释：
[1]王子初（1948.12.12—），中国音乐史学会名誉会长、第四任会长（2004年—2008年）;东亚国际音乐考古学会会长。现任郑州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音乐考古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央音乐学院暨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唱片总公司艺术顾问委员会艺术顾问、中华文化信息网顾问。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担任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
邵晓洁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