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孙斌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200062）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产业转移
张志强，孙斌栋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200062）
［摘要］中国产业转移的现状是什么？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①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文简称国家级经开区。30年来的时空变化又是什么？国家级经开区是否会影响产业转移？这些问题是本文的重点。本文利用1984～2013年工业份额和国家级经开区的各省市数据，详细刻画了两者的时空变化，并实证检验了国家级经开区对产业转移②本文的产业转移主要指的是工业产业的转移。的影响。结果发现：2004年后工业产业的产业转移开始显现，表现出雁阵模型的雏形，不同区域省份的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的影响不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的影响也在发生变化，但总的来说，国家级经开区近十年来对产业转移有着显著的正影响。工业增加值和FDI增长率模型显示，2004年后中部地区省份国家级经开区显著提升使得其工业份额上升。
［关键词］产业转移；国家级经开区；工业份额；时空变化
孙斌栋，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经济地理。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开放遵循着从“点”到“线”再到“面”的路径。这使得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和外资首先涌入东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顺利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中国经济起飞最早的地区，而中国也因此成为了“世界工厂”。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区域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距，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以求缩小区域差距，带动全国经济更快更好发展。事实上，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使东部地区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成本快速上涨，一些工业产业开始寻求更低生产要素价格的地区，产业转移与升级成为东部地区的一个重要趋势。
与此同时，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逐步形成了各有侧重的区域发展战略，这就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③见http：//www.gov.cn/node_11140/2006-03/18/content_230135.htm网站。这里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中部地区包括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和山西省；其余地方为西部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可以说，中西部地区落后的经济已经制约了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中西部地区落后的一个原因就是产业份额所占比例较少，工业化进程缓慢。但中西部地区具有资源丰富、要素成本较低等优势，要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就要努力提升其产业份额所占比例，积极承接国内和国际的产业转移，加速工业化进程，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在此背景下，国务院于2010年8月31日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④见http：//www.gov.cn/zwgk/2010-09/06/content_1696516.htm网站，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加速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格局。”《意见》特别强调促进承接产业集中布局，引导转移产业向园区集中，把产业园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此外，国务院还于2014年11月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⑤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1/21/content_9231.htm网站。，其明确指出，“要努力把国家级经开区建设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东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要率先实现转型发展，继续提升开放水平，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提高在全球价值链及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要依托本地区比较优势，着力打造特色和优势主导产业，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促进现代化产业集群健康发展。”因此，国家级经开区可能通过产业集聚和产业链延伸带动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而在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则起到承接产业转移、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国家级经开区，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所设立的国家级现代化工业园区。1984年国家首次设立了1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中东部地区9个、东北地区1个。2010年后，国家对于开发区的政策迅速放开，截止到2014年9月，全国共有215个国家级经开区。随着时间发展，国家级经开区已经成为我国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促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实现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成为区域间联系的重要桥梁，因此，国家级经开区也寄托着引导区域优势互补和产业有序转移的期望。
在中国产业转移⑥现有的产业转移主要是工业产业，故本文产业转移主要指工业产业在国内区域间转移的情况。和国家级经开区增多的趋势背景下，详细刻画中国产业转移和国家级经开区的时空变化是必要的。同时，政府希冀于通过增设国家级经开区来促进产业转移，但国家级经开区的设立对产业转移是否存在影响却缺乏实证检验。因此，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贡献是考虑了产业转移和国家级经开区增多趋势的背景，详细刻画了国家级经开区在各地区的时空分布，并运用31个省份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级经开区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2004年后工业产业的产业转移开始显现，表现出雁阵模型的雏形，虽然大规模产业转移还未出现，但国家级经开区近十年来对产业转移有着显著的正影响。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综述与一些关于产业转移和国家级经开区的特征事实，分析了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并指出国家级经开区对产业转移影响的可能路径；第三部分运用1984～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对 “国家级经开区对产业转移的影响”进行了计量检验，并对结果进行讨论；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事实
（一）文献综述
宏观上，产业转移是指某些产业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过程，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魏后凯等，2010）。产业转移也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赵建吉等，2014）。微观上，产业转移过程实则是企业迁移过程，而企业迁移的实质是企业区位的再选择过程（金碚，2005）。国内较早的研究来自陈建军（2002），他以浙江105 家规模以上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问卷调查为中心，研究了中国现阶段沿海发达地区企业以对外投资等为主要载体的产业区域转移的发展状况。杨菊萍（2011）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指出，政策动因、经济动因、战略动因和情感动因是中国企业迁移的四大类动因。
追溯有关产业转移理论，最早可能来自于日本学者Akamatsu，K（1935和1937） 两篇文章提出的“雁阵模型”，后经过修改于1961和1962年翻译成英语发表，此理论解释了在产业发展中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产业过程。雁阵模型最初是为产业在国家间转移提供解释，但也有学者将其用于分析一国之内的产业转移问题，蔡昉等（2009）在金融危机背景以及大国假设下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做了详细的分析，研究指出，通过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回归其劳动力丰富比较优势的同时，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延续。雁阵模型经过众多学者的发展（Akamatsu，K，1961和1962；Okita，S.，1985），现今已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产业区域转移的理论解释（蔡昉等，2009）。Kojima（2000）对雁阵模型理论的起源、理论机制和区域政策启示做了详细的综述。文中Kojima总结了雁阵模型的三大理论支柱，即多样化路径（Diversification/rationalization Paths）、顺贸易导向的海外直接投资（Pro-trade-orient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和协议性分工（Agreed Specialization）。多样化路径是指落后国家产业结构趋向多样化、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过程，这是一个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升级演变的过程。顺贸易导向的FDI说明产业转移过程中伴随着FDI在区域间的变化，FDI促进了产业的区域转移。协议性分工是指在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下，各国应该达成互相提供市场的协议，实行协议性国际分工，充分体现规模经济的好处。尽管雁阵模型指出了产业转移的机制，但并不明确是由哪些因素促进了这些机制发挥作用。本文试图从国家级经开区这种产业和空间政策角度来提供一种解释。
经济开发区不仅是一种产业政策，也是一种空间政策，确切地说经济开发区是一种基于地方（place-based）的产业政策。2008年，世界范围内共有135个国家设立了大约3 000家经济开发区（World Bank，2008）。目前已有研究评估类似政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并且结论不一（Busso et al.，2013）。关于中国经济开发区的实证文献也不少，近年来更是有多篇实证文献从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及产业结构调整等不同角度评价中国开发区的绩效。Wei（1995）最早使用城市数据研究了中国不同类型的开发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享有政策优势的沿海城市在改革初期增长率较高，但其数据局限于1980到1990年间。Demurger等（2002）指出，开发区政策对于沿海城市增长十分重要。Alder等（2013）发现设置开发区虽然不能持久地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可以提高GDP 水平12%左右，并且该效应主要是通过积累物资资本产生的。这些研究主要探讨开发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此外，Cheng和Kwan（2000）还发现开发区能吸引更多的FDI。Wang（2013）发现，经济开发区政策对本地投资、集聚经济与要素价格都存在影响，经开区显著地促进了FDI 的增加，且该效应并未挤占国内投资；经开区带来的集聚经济进一步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过，后期建立的经开区这类效应在减弱。李力行和申广军（2015）更是直接研究了经济开发区、地区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调整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设立经济开发区可以有效地推动城市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动，且当经济开发区所设置的目标行业符合当地比较优势时，开发区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
综上可知，经开区作为一种基于地点的产业政策，对地区的经济增长、FDI等都将产生一定效应。然而，上述文献暂未关注经开区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国家级经开区与区域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国家级经开区是经开区的一种特有形式，国家级经开区享有一系列的政策优惠，如管理权限、财税政策和土地利用等⑦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于国家级经开区的优惠政策的法规，可参考http：//www.qingmeng.gov.cn/ShowNews. aspx？id=1182。，而且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国家级经开区还有其特殊的政策支持。政策上的优惠有助于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金融上的支持使企业能更方便信贷，这无疑对企业有吸引力。同时，能被评上国家级经开区也说明此开发区在产业基础、基础设施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从以往文献可知，国家级经开区所具备的这些优势将有可能对经济增长和FDI等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国家级经开区也可能使得雁阵模型的三大理论支柱发挥作用，从而可能促进区域间的产业转移。
当前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还主要发生在工业部门（叶琪，2014），故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区域间的工业产业转移。获得产业真实转移的数据十分困难，故可以考虑采用替代的测度方法，如贺曲夫和刘友金（2012）采用各区域各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该产业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变化来衡量产业转移。借鉴这种思路，本文主要采用工业份额指标来衡量产业转移，工业份额为各省份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第三产业份额计算类似。如果一个地区在一段时期内，其工业份额不断下降，而其他地区份额不断上升，则我们推断出现了工业产业转移⑧一个地区的工业产业份额的上升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其自身的工业产业增长速度较快，另一种可能是向其他地区进行工业产业的转移。本文考虑总的效应，即两种情形都认为是发生工业产业转移。。但是这种产业转移可能是“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也可能是“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为了区分这两种情况，我们还考虑了产业结构和第三产业份额的变化。因此，如果这一时期此地区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演进且第三产业份额不断上升，则可推断此地区发生了产业结构升级。
（二）事实
图1和图2分别绘制了国务院历年批准国家级经开区数量和四大区域历年国家级经开区数量变化。从时间上来看，1984年到2009年间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经开区数量共为56个，而2010年后国家开始大量批准设立新的国家级经开区，仅2010年一年就批准了58个，比1984到2009年的总和还多2个。从空间上来看，中西部第一个国家级经开区获批的时间为1993年，90年代东北地区国家级经开区数量达5个，在21世纪前东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规模处于绝对优势地位。2000年后，西部地区经开区数量上升到12个，比中部和东北地区数量多，这是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国家对西部地区政策的倾斜。2010年后东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数量都大幅增加，而东北地区增加较少，至2013年底，每个省份都至少有一个国家级经开区。
图1 国务院历年批准国家级经开区数量
图2 四大区域历年国家级经开区数量变化
图3绘制了国家级经开区在各省份的时空分布。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数量增长最多，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总量虽然和中部地区相差不大，但每个省份的国家级经开区数量却比中部地区省份要少。此外，每个时期四大区域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国家级经开区数量是大致相等的，这反映了国家政策在省份之间公平的考虑。总量上，江苏、浙江和山东省国家级经开区数量最多。
图3 大陆各省份国家级经开区1984、1994、2004、2013年数量变化⑨dz1984指1984年的国家级经开区，其他依次类推。
图4绘制了四大区域历年工业增加值份额的变化。1984到1990年间，四大区域份额变化不大；1990至1995年间，东部地区工业份额快速增加，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工业份额则持续下降；1995到2004年间东部地区工业份额继续增长，但增速放缓，到2004年达到峰值61.81%，而此阶段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份额持续下降，中部地区工业份额则大体保持不变。2004年后，东部地区的工业份额开始稳步下降，中西部地区工业份额开始上升，东北地区工业份额继续减少。可以看出，2004年后区域间的产业转移才开始显现，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依然没有出现。
图4 四大区域历年工业增加值份额变化
表1给出了工业份额在各省份的时空分布。西部若干个省份（如新疆、西藏、青海等）所占工业份额极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并没有得以改善。东部地区的广东、浙江、江苏和山东省的工业份额是先增加后减少，表现出倒U型曲线的趋势。中部地区，除河南省之外各省份的工业份额大体趋势则是先减少后增加。
表1 大陆各省份工业份额1984、1994、2004、2013年变化单位：
（续表）
三、实证策略与结果
（一）实证框架
中国产业转移和国家级经开区数量时空变化的特征表明，中国的产业转移已经出现，而国家级经开区数量也在近年呈现爆发式增长。理论上的分析指出，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可用雁阵模型和产品周期理论解释，雁阵模型和产品周期理论强调比较优势和创新的作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增大的市场潜力等都有利于产业转移。而国家级经开区在产业联系、政策优惠和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的优势，也有可能促进产业转移。我们的首要目的是评估国家级经开区是否促进了产业转移，因此，我们设立如下面板模型进行实证计量检验：
其中，Yit表示i 地区t 时期的工业份额、产业结构或第三产业份额的值；dzit表示i 地区t 时期的国家级经开区数量；ec 、cc 、enc 和wc 分别指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ec×dzit、cc×dzit、enc×dzit和wc×dzit是地区虚拟变量与国家级经开区数量的交互项；Xit表示其他控制变量；ai是省份固定效应，反映的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定属性，如地理与面积等；λt是年份固定效应，反映的是在每一个时期对所有省份都有相同影响的因素，但其随时间而变化，如国家宏观政策、价格指数等；εit是随机干扰项。
我们关心的是β1、β2、β3和β4，其分别反映的是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省份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产业结构或第三产业份额的影响。此外，根据雁阵模型和产品周期理论，在实证分析中还控制了一些其他变量，包括人均GDP、货运总量、医疗条件、平均工资、创新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省份特性，其中医疗条件用卫生机构床位数（万张）表示，创新水平用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项）表示，产业结构变量用工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比来表示。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但是，产业转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根据前文事实的描述，我国工业产业在2004年后开始了产业转移，故不同时期国家级经开区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可能不同。因此，我们将过去30年以2004年为间隔分为两个时期，分别用等式（1）进行回归估计国家级经开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如前文所述，如果2004年后东部地区随着国家级经开区数量的增多，工业份额下降而第三产业份额上升的现象是显著的话，则认定为东部地区出现了产业升级。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当然，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造成内生性的情形一般有三种：遗漏变量、反向因果与测量误差。本文中主要考虑前两种情形，我们的回归模型包含了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同时还包括其他一些控制变量，故模型能大大减轻遗漏变量的影响。不过依然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地区间产业转移发生的地区更容易获批国家级经开区，也就是说可能是产业转移造成了国家级经开区的增多。出于稳健性的考虑，文章还将采用工具变量回归来检验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和第三产业份额等的影响。
（二）实证结果
OLS结果
表3给出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变化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采用双固定效应进行估计，为了缓解内生性带来的偏误，所有的解释变量都取滞后一期。此外，因为每个时期四大区域内部省份的国家级经开区数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了得到更可靠的标准误，所以标准误在省份和“区域-年份”两个层面进行了双聚类（Cluster）。由表3第（1）和（4）列回归结果可知，首先，如果不区分区域异质性，不管是2004年之前还是之后，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的变化都没有显著影响。其次，在加入控制变量后，1984～2003年间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变化没有显著影响［表3第（2）列］，2004年及以后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变化存在负向作用［表3第（5）列］。最后，考虑四大区域的异质性后，1984～2003年间东部地区省份的国家经经开区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此阶段东部国家级经开区促进了工业在东部集中，而东北地区国家级经开区系数显著为负，其他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影响不显著；2004年及以后，东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系数显著为负，而中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系数则显著为正，说明中部地区省份的国家级经开区促进了其工业份额的上升。考虑到文章被解释变量使用的指标是各个省份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总的工业增加值的份额，因此各省份工业份额的变化不仅受到自身发展速度的影响，同时也和全国其他省份的发展密切相关。综合回归结果可知，2004年之前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的影响在东部发挥的作用最大，其次为中西部地区，作用最小为东北地区。2004年及以后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的影响在中部发挥的作用最大，其次为东北和西部地区，作用最小为东部地区。总的来说，国家级经开区在2003年之前显著促进了工业在东部省份的集中，而2004年及以后中部地区省份国家级经开区显著促进了其工业份额的提升，这说明近十年来国家级经开区促进了工业产业的转移。
表3 不同时期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的影响
（续表）
以上分析显示，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的影响随着时间和不同区域而发生变化。在国家级经开区成立后的30年间，东部省份国家级经开区的增加先是对工业增加值有较大的带动作用，国家级经开区的增多对其工业份额的上升有一定影响，而在近10年间这种带动作用有所减弱，这可能因为东部地区省份国家级经开区数量基数较大，基于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再增多国家级经开区的数量其对工业增加值的带动作用趋于减小，相应地，国家级经开区的增多伴随着其工业份额下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近10年间中部省份国家级经开区的增多对工业增加值的带动作用变大，相应地，国家级经开区的增多伴随着其工业份额的上升，这与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也是吻合的。
近几年东部省份工业份额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但这种产业转移是“产业空心化”还是“产业升级”？ 虽然国家级经开区主要以工业为主，但近年来国家级经开区也吸引了不少新兴产业，如2013年1～9月东部96家国家级经开区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6%；而中部58家国家级经开区相应的值为78%和16%；可知，东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第三产业发展得比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更好。因此，为了识别东部地区产业是否出现了升级，文章研究了国家级经开区对三产份额和其产业结构的影响。表4第（2）列给出了对第三产业份额的回归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2004～2013年间，东部国家级经开区数量的增多对第三产业份额变化呈现显著的正效应，其他地区省份的国家级经开区对第三产业份额的变化无显著影响。结合2004～2013年东部地区省份国家级经开区的增多与工业份额下降的事实可知，在此期间东部地区省份产业向第三产业演化，而中部省份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增加值影响变大加速了其工业份额的上升，促进了东部工业产业的转移。此外，表4第（2）和（3）列回归显示，1984～2003年间，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促进了其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其他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对产业结构演进没有显著影响；近十年东部国家级经开区则促进了东部省份产业机构的演进，即三产占GDP比重有所增加，其他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则暂时没有发挥此作用。刘红光等（2014）验证了2007～2010年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阶段性特征，即低端产业正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高端产业仍集中在东部地区，这与本文的研究结论相符。因此，近十年来东部省份出现了产业升级（第三产业份额上升、产业结构演进），中部地区承接了工业产业的转移，这也是雁阵模型中的“多样化路径”，而国家级经开区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表4 不同时期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产业结构和三产份额的影响
（续表）
2SLS结果
但正如前文所说，实证回归中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基准回归中解释变量都使用其滞后值，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内生性带来的偏误，不过国家级经开区数量依然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如果存在此种情况，那么我们以上得出的结果将是有偏和不可信的。因此，文章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一般地，工具变量需要满足外生性和相关性，本文采用各地区省份滞后两年的国家级经开区数量作为当期国家级经开区数量的工具变量。滞后变量常用来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因为滞后变量已经发生，故当期的产业份额不可能影响过去的国家级经开区的数量，故滞后变量可能满足外生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发展惯性使各个时期的国家级经开区数量存在相关性，故用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可能满足相关性的要求。
表5给出了1984～2003年以及2004～2013年国家级经开区数量对工业份额、三产份额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中给出了与工具变量相关的检验，三个工具变量回归方程的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都在10%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弱识别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都大于30，这说明用滞后的国家级经开区数量作为当期变量的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因此，工具变量满足相关要求（如表5所示）。与表3和表4中结果类似，在2004年之前，东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的增加有显著正影响；而东北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产业的带动作用较小，与之对应的则是其工业份额的下降；2004年后，东部地区省份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的影响显著为负，而中部地区省份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此外，东部地区省份国家级经开区对第三产业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也显著为正。这说明采用工具变量的回归依然在定性上未改变原有结论，也即近十年来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产业转移的显著影响是稳健的。
表5 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产业结构和三产份额影响的工具变量（2SLS）结果
（续表）
（三）机制分析
上文的实证表明国家级经开区对产业转移确实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并不明确国家级经开区通过什么途径来促进工业产业的转移，前文在解释国家级经开区对产业转移影响的时候提到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增加值的带动作用在不同区域和时间存在异质性，这可能是国家级经开区促进产业转移的机制。此外，根据雁阵模型，顺贸易导向的FDI也是促进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为进一步明确其中的机制，设立以下回归方程：
i 表示省份，Yi为i省份的工业增加值或FDI，Δt+1，t是表示t +1和t 期的时间差分项，Δt+1，tlogYi表示t +1期和t 期i 省份工业增加值或FDI对数的变化，ρ表示的是收敛系数。我们关心的依然是a1、a2、a3和a4，其反映的是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增加值或FDI增加速度的影响。注意到（2）式是“差分-水平”方程，（1）式是“水平-水平”或者“差分-差分”方程，这两种类型的方程利用数据差异的方式不同，因此识别策略也将不同。（1）式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以消除时间和省份上的不可观测效应。（2）式要捕捉的是t期国家级经开区数量对下一期工业增加值或FDI增长率的影响，因为因变量已经是增长率的概念，若采用固定效应或一阶差分法进行估计则不利用直观解释。此外，如果国家级经开区数量的变化与工业增加值或FDI增长变化之间存在关联的话，用固定效应和一阶差分进行估计将比简单的跨省份横截面估计产生更大的偏误，故（2）式将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国家级经开区与工业增加值和FDI增长率回归结果
（续表）
从回归结果来看，2004年之前东部地区省份的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存在显著正影响，其他地区省份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影响则不显著。这说明2004年前，国家级经开区在东部地区发挥了显著作用，进一步增强了工业产业在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这一时期东部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上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国家级经开区提高了其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而其他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变化并无影响。2004～2013年间，中部地区省份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影响则显著为正，其他地区省份的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不存在显著影响。此外，表6第（3）列回归显示，2004～2013年期间中部地区省份国家级经开区对FDI的增长率也存在显著正影响，其他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对FDI增长率则不存在显著影响。虽然此处的FDI是包括所有产业的FDI，不过FDI大都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因此有理由相信此阶段中部地区省份的国家级经开区对其工业FDI增长率的上升也存在显著影响。这说明2004年后，国家级经开区显著促进了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和FDI增长率的提高，使得中部地区工业份额得到上升，这一时期中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上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国家级经开区提高了其工业增加值和FDI增长率，而其他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增加值和FDI增长率的变化并无影响。国家级经开区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地区工业增加值和FDI增长率具有不同的作用，这使得工业产业份额在区域间呈现动态性的变化，这也成为国家级经开区促进工业产业转移的机制。结合雁阵模型，国家级经开区一方面促进了“多样化路径”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促进了“顺贸易导向的FDI”在中部地区投资。因此，综合来看，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产业的转移起着重要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1984～2013年各省份国家级经开区和工业份额等的变化数据，在详细刻画国家级经开区和工业份额在时空上的变化后，实证检验了国家级经开区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并探讨其中的机制。本文揭示的主要事实和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现阶段工业份额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东部地区，2004年后，产业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但大规模产业转移还没到来。结合雁阵模型，东部地区为雁头，中西部地区为雁身，工业产业在区域间的发展大致有了雁阵模型的雏形。
第二，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国家级经开区对东部地区工业份额的影响经历了早期（1984～2003）的正显著到近十年（2004～2013）的负显著变化过程，而近十年（2004～2013）对三产份额和产业结构演进更是显示出显著正影响，这说明近十年东部地区省份工业份额的下降是“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并未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而中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对工业份额的影响则经历了从不显著（1984～2003）到近十年（2004～2013）的正显著变化过程。因此，综合来看，近年来国家级经开区促进了工业产业从东部到中部的转移，同时也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演进。
最后，从国家级经开区对不同地区工业增加值和FDI增长率的影响来看，国家级经开区近年来显著促进了中部地区省份工业增加值和FDI增长率的提高，但此阶段其对其他地区省份工业增加值和FDI增长率则无显著影响，这说明当前国家级经开区促进工业产业转移主要是由于其在中部地区显著提高了工业增加值和FDI的增长速度。结合雁阵模型，国家级经开区有效地促进了“多样化路径”和“顺贸易导向的FDI”发挥作用。
总之，本文研究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国家级经开区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当前我国工业产业的转移趋势开始逐步显现，与此同时国家大量设立新的国家级经开区，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果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国家级经开区是一种有效的产业和空间政策，可以有效地促进产业转移与升级，但是这种效应存在时空异质性。第一，近十年，国家级经开区促进了中部地区省份的工业产业快速增加，但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尚未发挥显著作用。不过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接下来的时期工业产业应该会继续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国家级经开区在此过程中显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国家级经开区能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这意味着在产业转移背景下国家级经开区的政策也应从全国布局考虑，避免出现偏向中西部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政策。因此，为了能使中西部地区顺利承接产业转移，而东部地区顺利实现产业升级，一方面要加强现有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的建设，使之更好发挥促进产业转移的作用，此外，在中西部地区也继续增加国家级经开区，以加强国家级经开区对产业的吸引力和对当地的带动辐射作用。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的增设和改善也十分必要，当东部地区较顺利地实现了产业升级，产业转移才会进行得更加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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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编辑：秦光远〕
State-Leve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s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Zhang Zhi-qiang， Sun Bin-do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What is the status of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what’s the changes of State-Leve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s in 30 years in temporal and spatial， and whether the State-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 will affect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In this paper， we did a detaile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hare and the number of State-Leve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s from 1984 to 2013， and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State-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 for industrial transfer.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of the industry appeared after 2004，consistent with the “flying geese” model， but large-scale industrial transfer has not yet appeared. What’s more， State-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 in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 for the industry share， and varying over time，but in general State-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for industrial transfer in recent ten years. The growth regression of industrial added value and FDI shows the State-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 in central china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growth rate of the industrial added value and FDI after 2004， which increase its industrial share.
Key Words：Industrial transfer； State-Leve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s； industry share；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572（2016）03-0005-17
［收稿日期］2016-3-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471139）；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4BCK003）；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1JJDZH004）。
［作者简介］张志强，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经济与经济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