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远，李芳芳，廖利兵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江苏，南京 211815）
新经济下的产业变革
——2016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观点综述
孙文远，李芳芳，廖利兵①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江苏，南京 211815）
本文对2016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暨“新经济下的产业变革”研讨会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总结，参会专家学者分别从服务业与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与产业政策、全球化与产业“走出去”、资源环境与产业转型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证问题进行了报告与讨论交流。本次年会反映了国内学者对新经济下产业变革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文对主要学术观点进行综述。
新经济；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产业转型；产业融合
2016年12月10日至1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和电子工业出版社联合主办，华信研究院、《产业经济评论》编辑部、南京审计大学具体承办的“2016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在南京审计大学顺利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南京审计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安徽财经大学等高校及研究、出版机构的专家学者200多人参加了会议。南京审计大学副校长裴育教授主持开幕式，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子学，南京审计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晏维龙致辞。会议由主题报告会和分组报告会两个板块构成。主题报告会由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孙文远教授主持，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安筱鹏博士，东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徐康宁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开大学战略发展部副部长、《南开经济研究》主编李坤望教授，《产业经济评论》荣誉主编、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郑世林副研究员分别做《推动两化深度融合与构建新型工业体系》、《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及其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新时期产业政策如何服务于结构优化》、《厂商异质性与市场竞争：对中国工业市场竞争的一个新测度》、《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估计：1990-2014》主题报告。
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的宗旨是，搭建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学术交流沟通的平台，形成政、产、学、研、用一体化联盟，聚焦学术前沿，促进政策研究、实践交流和学术争鸣，为中国经济深化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前瞻观察和学术支撑服务。本次年会共收到130余篇学术论文。经过多轮专家匿名评审，最终评选出了优秀论文一等奖 2 篇，二等奖 3 篇，三等奖 5 篇，优秀奖 10 篇；同时，年会评选出《产业经济评论》杂志 2016年度最佳论文1篇。会议主办方和相关领导、专家在年会上为获奖作者颁发了获奖证书。
除大会交流之外，在分组论坛中，众多投稿入选专家分别就服务业与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与产业政策、全球化与产业“走出去”和资源环境与产业转型等主题进行深入的交流，并展示和分享了众多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效果显著。
一、服务业与产业升级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制造业原有竞争优势渐失，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来推动制造业向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的重要性迅速凸显。为此，“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中国制造2025”等明确提出了以产业升级和提高效率为导向，扩大生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生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来促进制造业逐步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等。显然，由生产服务业开放来引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意义重大，从宏观层面看，探讨生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的影响将有助于中国生产服务业向专业化发展，培育出高端产业或高附加值产业；从微观层面看，探讨生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的影响将有助于企业融合所需的高端生产服务，开发出新的产品和服务，培育企业出口新优势。
中山大学陈明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魏作磊从理论上刻画了生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生产率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利用2004-2014年生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平衡面板数据对理论推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生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各制造业细分行业产出增长，但其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正向作用较弱；同时，生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开放影响制造业生产率的差异性明显，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开放所产生的正向作用大于金融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开放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正向作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服务开放对制造业生产率影响为负；另外，外商和港澳台商独资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张士运、纪玉伟基于北京市2002、2007及2012年度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对北京市服务业的产业结构特征、要素报酬结构特征、相对优势结构特征，以及服务业的生产性服务属性、投入结构及需求的演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北京市产业发展中不但在三次产业结构方面，同时在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方面已经呈现了高级化特征；但从要素报酬结构来看，和发达国家相比，北京市服务业劳动报酬系数偏低，即服务业所产生的财富流向劳动者的比重较低；从相对优势结构来看，北京市服务业相对优势产业主要为生产性服务业，其次为生活性服务业，最后为公共性服务业。（2）服务业整体的生产性服务属性降低，其中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软件业和文化体育娱乐业降低幅度较大；从生产性服务投向结构来看，投向第二产业的比重降低，支撑作用趋弱，而投向自身的比重最高，“自我效应”显著；从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角度来看，北京市国民经济整体的生产性服务需求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第二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率下降是主因。
中山大学杨玲则从金融服务业视角探讨了银行间的竞争、集聚与实体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她使用2006-2014年有关银行业开设分支机构的数据以及城市层面的企业数据，通过构建银行业集中度以及多样性相关指标，分析银行业竞争、金融集聚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银行业集中度对企业的影响呈现倒“U”型，银行业开设分支机构管制的放松对于企业的生产效率未产生显著性影响，在银行业集中度高的城市中，跨区经营和金融集聚的影响为正。同时本文得出，放松管制对企业的内延边际未产生显著性影响，而在银行业集中度高的城市中，企业的外延边际的影响为正。
二、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
近年来，伴随着技术创新逐渐成为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关于上下游产业整合、工业体系的重建和制造范式的迁移、要素市场扭曲与创新生产活动关系、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企业兼并收购等问题的研究也逐步开始兴起。
南京审计大学校长晏维龙指出，在整个的产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创新性还是全链条化，还是上下游整个的整合化和一体化，产业经济目前在中国都面临着新的机遇，无论是实业界还是理论界众学者都有发挥自身优势并深入挖掘的机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与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安筱鹏在主题演讲中指出，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融合的角度来看，从制造业转型发展的角度来看，两化融合是一个新的工业革命，其重要的标志在于工业体系的重建和制造范式的迁移。这一迁移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发生了变化，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也发生了变化。未来的工业将是数据驱动的工业，软件定义的工业，平台支撑的工业，服务增值的工业；而智能制造的核心是集成的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以数据的自动流动来解决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来提高制造资源的配置效率。具备高度的稀缺性，不可模仿性的知识资产的企业，有可能率先成为服务型制造企业。这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技术经济理论室副主任郑世林把创新的投入纳入到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引入了创新资本，发现国内的研发投入越来越大，人力资本越来越高，但全要素生产率正在下降，导致经济增速下滑。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外向型经济遇到需求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是资源密集型产业需要转型。他认为，国家的产业政策要根据这两类地区进行重新驱动战略，在东南沿海地区依靠创新驱动来发展经济，在中西部地区化解产能过剩，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这样才能整体上来扭转我们宏观经济发展的格局，带动中国经济从谷底反弹。
东南大学卞元超博士通过构建创新生产的最佳前沿面函数，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下的创新生产实际产出与前沿面产出的距离，借此来分析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劳动力要素市场和资本要素市场均呈现出较强的扭曲态势，且劳动力要素市场主要表现为正向扭曲，而资本要素市场主要为反向扭曲。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创新生产效率损失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二者均显著抑制了中国创新生产活动的开展及其效率的提升；不仅如此，反事实检验结果表明，如果消除了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中国创新生产效率将会得到显著提升。论文的研究结论可为优化中国创新生产要素的配置、提升创新生产效率，进而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启示。由于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要素市场扭曲现象，政府对于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要低于市场机制的配置效率，因而中国的R&D支出所带来的增长效应也要低于其他国家；政府对于某些关键性要素的定价权力，使得企业更加愿意通过寻租活动来获取高额利润，致使专利引用“惰性”，从而对创新生产活动和国际技术溢出产生抑制作用。
宁波大学李洪亚将创新与企业成长关系的分析纳入到企业规模与成长关系研究的分析框架中来，利用2004-2007年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企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以及创新测度虚拟变量，采用 OLS估计方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了创新与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实施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策略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企业成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南京审计大学杨以文，通过本土高新技术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分析发现，企业家精神的缺乏以及政府创新政策的偏向，导致中国企业产生“专利偏好”，即偏重发明专利的数量扩大，而不注重专利的质量，更缺乏整合不同时空的专利资源以及转换专利为创新产品的动力。
复旦大学白让让基于我国汽车产业的购并案件所建立的面板数据，从购并企业之间的能力和体制不对称、购并方式与存续模式、市场机会与竞争程度等三个维度，揭示它们和目标企业经营绩效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1）目标企业的行政级别越低、资产相对规模越大，则购并后的经营绩效相对较差；（2）国有资产划拨与更换原有高层有利于目标公司经营绩效的改进，而母公司是否注入资金和品牌，对各个绩效指标的影响甚微，但采取职能型组织模式则有助于目标公司改善绩效；（3）就随机前沿的技术效率估算而言，购并双方的体制不对称与目标公司事后绩效的关系出现了扭转，国有大型企业作为收购方更有利于目标公司的成长，跨国公司作为第三方的参与、更换原有高管和采取职能型组织等行为，都对目标公司的效率提升有十分显著的正向作用。
三、资源环境与产业转型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有报告指出，全球10大空气污染城市7个在中国，全国500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成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不足5个。对此，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并据此出台一系列控制政策，环境保护初见成效。然而，在经济放缓的压力下，企业利益也需兼顾。如何实现环境保护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双赢业已成为当前“中国新改革”中无法回避的重点问题之一。在地方政府纷纷加大对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监管和处罚力度条件的背景下，企业不得不重新考虑生产模式。如果仍然选取高污染高排放高生产，必然增加企业排污费，增加企业成本，也会引来监管问题；如果为了污染排放问题而限制生产，同样会导致产量下降利润降低的局面。为此，企业需要重新权衡生产模式及和政府的关系。
东北财经大学王海、尹俊雅研究了排污费征收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重点关注排污费征收过程中的“政策扭曲”现象。研究表明，由于地方政府对辖区内企业的偏爱，既定的排污费征收制度并未得以完美实现，波特效应难以发挥，排污费征收削弱了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偏爱”在小城市（非政策关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且本地市委书记会一定程度上助长政府“偏爱”行为，进而削弱了企业创新能力。
南京审计大学孙文远、杨琴在环境规制的背景下，对异质性企业的生产决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当政府制定环境税政策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生产决策不同。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抑制了民营企业的产品生产，污染治理投资总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国有企业恰恰相反，不仅增加产品产量，同时也加强在污染治理R&D投资。并且当民营企业面临环境规制时，是否必须进行污染治理投资不仅受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还受到市场自由度的影响。
南京财经大学潘敏杰基于十年的 PM2.5的卫星观察数据，从机理和实证上验证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中国的雾霾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官员受到“晋升激励”、“财政收入激励”的影响，存在“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倾向。就全国而言，财政分权每提高 1%，雾霾污染则相应增加约 0.4%，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2）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地方官员存在降低环境规制标准的行为倾向，导致了我国的环境规制没有有效地缓解雾霾污染。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曹林峰、施建华通过调查得到的120家微观企业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官员因晋升制度转变对工业企业污染排放、产量、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官员态度转变会导致企业排污量的减少，同时会加大企业的技术创新力度。
四、技术进步与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一直都是经济学领域最具争论性的话题。继 1994年克鲁格曼发表引发广泛争议的“东亚奇迹”批评以来，中国近年来争议甚嚣尘上的“战略新兴产业产能过剩”、“政府微观领域干预过多”等诸多言论都将产业政策的讨论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同时，产业政策的实施和产业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考虑到地区间的差异、市场在政策实施中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子学指出，2016年，世界经济处于危机以后的深度调整期，总体的增长乏力，发达经济体增长持续低迷，消费需求疲软，缺乏强劲的复苏动力。与此同时，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代表了一代信息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引发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世界正在步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的扩展期，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产业化速度在加快。党中央国务院对产业经济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不断调整战略规划，完善政治措施，产业正面临良好的发展环境，呈现出健康的发展势头。但是在经济运行中还是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在经济体量已较大的情况下，区域发展存在着明显差距；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水平和信息化程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显著的差距，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迫切；三是国家政策出台以后落实不到位；四是出现了资本家挤出实业家的问题。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开大学战略发展部副部长李坤望指出，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一个核心就是市场竞争的效率。市场竞争通过两个渠道来影响经济的绩效：一个是配置效率，一个是企业竞争行为的互相之间的互动强度的加剧。通过实证分析李坤望指出，我国市场竞争随着时间整体上是在加剧。影响我国市场竞争的因素存在于行业层面、区域层面以及行业区域的结合。行业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厂商作为、市场分散度以及国有企业的比例，地区区域层面在于城市和省份两个维度，在地区和行业相结合的层面，国有企业的比重越低的，市场集中度比较低的地区，企业注册时间越低，市场竞争程度也就越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在大会主题演讲中强调：目前经济增长的动力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结构升级。以往结构变动主要是靠四个方面的动力源泉：第一是1998年以后住房市场化以后的地产，第二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第三是移民与人口红利，第四是所有制经济的变动。石磊认为产业政策可以分为三类，包括着眼于就业的产业保护政策，着眼于创新、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和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的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着眼于市场效率的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政策需要在放宽准入条件、政府规制更多集中在信用和品质监管领域、最大限度消除要素资源流动的障碍、完善和严格执行反不公平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以及全面实施特殊品牌产品的原产地保护等方面发挥作用。中国需要进一步优化区域政策并配套使用产业政策，支持新经济部门。
深圳大学闫振坤基于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动态进程，将产业政策划分为赶超型产业政策与成熟型产业政策两种模式。在比较两种产业政策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分析了赶超型产业政策发挥有效性的三个基本条件，即赶超目标协同、激励机制相容和市场供需条件匹配，并论述了行进中赶超型产业政策效应走向衰微的基本趋势和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的必然性。基于动态视角，还分析了由赶超型产业政策向成熟型产业政策转换的三种情形及其政策效应，并结合当前产业演进的阶段特征，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产业政策的转换取向。
南京审计大学韩峰在集聚经济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基础上，以我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均未对本市能源效率产生明显影响，但却显著降低了邻市的能源利用效率，且该负向外溢效应的长期影响大于短期，多样化集聚的作用效果大于专业化集聚。细分行业估计结果显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金融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均显著降低了周边城市工业能源效率，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及环境治理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专业化或多样化集聚，却不同程度地提升了本市和邻市工业能源效率。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的低端化倾向依然较为明显，较高比重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能源效率的负向溢出效应，在整体上可能掩盖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而使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短期和长期均未有效提升周边城市工业能源效率。
山东工商学院田露露、中国社会科学院冯永晟和西南大学刘自敏将研究具体到了电力行业。具体而言，对中国递增阶梯定价政策对居民用电量影响这一主题进行了量化研究。首先，使用合成控制法对三个试点地区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其次，将三地在试点时期的定价结构与2012年新的定价结构相比较，推断出新定价结构对三地居民用电量的影响；最后，以三地为基础，将全国其他地区的定价结构进行分类，估计出2012年阶梯定价政策在全国整体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试点时期三地不同的阶梯定价结构对居民用电量的影响比较有限，影响程度大小与定价结构的陡峭程度联系紧密，由强到弱依次为四川、浙江、福建；与试点时期相比，三地在2012年实施的新定价结构较为平缓，影响效果弱于试点时期；而2012年其他26个地区的阶梯定价累进率同样不高，因此，全国整体阶梯定价政策的实施效果较弱，对居民用电量并无明显影响。该研究结论为日后阶梯电价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全球化与企业“走出去”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各国均在抓紧制定本国的经济一体化战略，以应对来自竞争对手关于产品市场、资金技术、能源资源以及国际安全等方面的威胁和挑战。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为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当然，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施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成为重要的课题。
东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徐康宁在主题演讲时侧重谈到了当前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当前世界经济不仅没有出现明显复苏，全球化也正在遭遇严重的挑战，整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和各式各样的黑天鹅事件。更为严重的是，刺激经济的政策手法几乎已经到了无空间的地步，同时伴随国际贸易的低迷。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处在一个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之中：首先是世界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其次是当前的国际分工的严密并未换来革命性的技术创新，最后是新经济并没有带来新产出。这将使得长期低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并对全球价值链会产生深度的影响。对中国而言，关键还是要尽快促进产业升级，要善于利用全球经济的一切积极因素，既要积极加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又要干预和善于自建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当中发挥更大甚至决定的作用。
安徽财经大学崔连标、宋马林围绕我国“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需求，考虑“一带一路”推进的国家战略规划，设置北线、中线和南线三条推进路径。从贸易畅通视角出发，对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进行拓展，利用最新版数据库 GTAP 9.0，就中国与“一带一路”辐射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影响进行定量评估。结果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贸易壁垒，主要集中在农业和工业，双边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从贸易畅通视角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有利于各参与国家经济增长，也有助于大多数地区福利水平的改善，能够形成互惠互利的局面。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有利于其高耗能行业输出，有助于缓解当前高耗能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但其效果易受不同推进策略的影响。其中，北线战略对纺织业出口拉动作用最大，中线战略最有利于钢铁金属业出口，而南线战略对化工行业和钢铁金属业的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研究可为我国从贸易畅通视角推进“一带一路”提供决策方法和技术支持，相关结果亦能为化解我国高耗能行业产能过剩提供有益参考。
东南大学朱玮玮基于2003-2014年中国OFDI和制造业相关省级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对制造业产业升级有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有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OFDI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效应显著，中西部地区则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文章利用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了OFDI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门槛特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水平三个方面均存在最低门槛值，跨越门槛值后，OFDI将显著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南京审计大学廖利兵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与寻求动机展开了分析，通过对商品和服务部门的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标和人均GDP指标的对比分析，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既基于比较优势又违背比较优势基础的特征。此外，作者按照RCA指标和人均GDP指标的计算结果对全样本进行了分组，并采用LSDV方法进行了回归检验，检验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冲突的基础特征。他认为二元现象的出现主要由企业不同的战略寻求所致。最后，该文对中国OFDI是否存在制度风险规避和制度接近的倾向进行了检验，发现东道国制度对我国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货币全球化方面，余颖丰延伸了Aldofson et,.al（2007）等人的成果，使其能较好地在非 BOP出清条件下研究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他们通过引入人民币海外流出率的概念分析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以及央行的货币政策选择。认为在目前我国经济“双顺差”的背景下和实行资本管制的政策下，我国的货币政策倾向于“数量规则”。适当的人民币海外输出不管在泰勒规则下还是数量规则下，对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都有熨平经济波动周期的作用。在面临主要的特定冲击时人民币海外输出对国内的通胀有一定的缓释作用。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央行的货币政策需逐步从数量准则向泰勒准则过渡。
六、结语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转型和要素升级的关键时期，“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保护资源环境的条件下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如何在产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借助产业政策实现“转方式、调结构”，如何在“走出去+引进来”的模式下深化产业链的布局，如何实现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的均衡发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值得我们共同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Based on the new economic chang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academic viewpoint of 2016 annual meet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Some experts and scholars report the content from service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globalization and industry "going out", resources and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using the method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annual conference reflects the latest research of the domestic scholars’s results.
〔执行编辑：周冬〕
The New Economic Changes: Academic Annual Conference Summary of Industry Economics in 2016
SUN Wen-Yuan LI Fang-Fang LIAO Li-Bing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815, China）
F4072 [文献编识码]A
2095-7572（2017）01-0113-8
2016-12-16
孙文远（1970-），男，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李芳芳（1982-），女，经济学博士，工信部华信研究院博士后，电子工业出版社华信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廖利兵（1984-），男，经济学博士，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