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如何管理摊贩”是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议题。为助力复工复产，2020年3月四川省成都市率先出台政策文件，对摊贩放开限制、鼓励其发展。目前，成都市依托“城管+”模式对摊贩进行管理，摊贩经济整体呈现“政府鼓励、企业推动、个人参与”的良好发展态势。然而，成都市摊贩经济仍存在媒体议题建构策略不够完善、公众对相关政策措施理解不够深入的问题。文章以四川广播电视台作为官方政策传播渠道样本，以小红书作为社交媒体平台公众反馈样本，依据扎根理论对媒介建构“摊贩经济”议题的策略进行编码分析，发现媒体存在宣传主体不够全面、报道情感倾向滞后于政策导向等问题，导致部分措施难以落实。
关键词：摊贩经济；媒介形象；政策传播；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24）06-0074-04
DOI：10.13939/j.cnki.zgsc.2024.06.019
摊贩具有分布广泛、历史悠久和生活气息浓厚的特点，在经济效益、社会融合和城市文化建设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1]。合适的规划管理措施，能使摊贩成为城市对外进行文化传播的载体[2]。
随着中国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非正规经济规模日益扩张。摊贩经济作为非正规经济的重要种类，如何进行监管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议题[3]。在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后，“地摊经济”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正式肯定，越来越多的城市相继出台针对摊贩经济的鼓励政策和新的监管措施。
1 新政策梳理：以成都为例
为了最大程度助力复工复产，成都市曾于2020年3月出台文件，允许市民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摆摊经营活动。同年5月，据成都市城管委的数据显示，成都市已设置了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0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增加就业人员10万人以上。
成都市针对摊贩的管理框架基于“五允许一坚持”政策展开。“五允许”指允许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允许流动商贩贩卖经营、允许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扩大停放区域；“一坚持”指坚持柔性执法和审慎包容监管。根据监管目的不同，笔者将成都市对摊贩经济的管理政策进行了汇总梳理。
在针对摊贩发布的政策措施中，成都市监管与鼓励并举。在监管措施方面，成都市针对摊贩可能出现的卫生、扰民、产品质量等问题精准发布政策进行管理；在鼓励措施方面，成都市积极推进社区共治和摊贩自治，构建了“城管+民众”和“城管+摊贩自治组织”的合作管理关系。通过多方位引导，成都市为当地摊贩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框架，促进了行业环境生态优化。
2 成都“摊贩经济”发展现状
成都市的摊贩经济总体发展状况良好，参与摊贩行业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商业模式也有所创新。
2.1 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目前，成都市摊贩经济的发展状况呈现“政府鼓励、企业推动、个人参与”的特征。
政府除提供大量长期摊位外，也与企业寻求合作，激发其策划限时创意市集活动积极性。随着政府不断出台鼓励政策，不少企业（如滴答市集等）在策划限时创意市集的同时也开始对摊贩车行业进行投资，以出租带有企业特色设计的摊贩车来打造企业IP、塑造企业形象，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招募信息，吸引市民参与到摆摊活动中。
企业入局，“市集经济”和“后备箱经济”等新型摊贩经济商业模式得到发展，更多市民选择尝试进行摆摊，非组织性的摊贩开始以创意文化市集为中心进行辐射式发展。
2.2 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尽管整体发展状况良好，但成都摊贩经济在政策细节落实方面仍存在问题。
第一，“城管+”模式在合作管理层面还不够完善。为了大力发展“城管+”模式，政府积极寻求与社区管理人员、小区保安、市民和摊贩自治组织的合作。然而，由于各管理主体对于政策中标准判断涉及部分的理解不同（如“是否影响市民正常生活”等），具体管理工作开展时多有不便，导致出现“保安下跪求摊贩离开”[10]等较为极端的事件。
第二，城管与摊贩主对彼此身份关系的认知仍偏向对立，不利于长期和平合作关系的建立。尽管政府放开了对摊贩的部分限制政策，但众多摊贩主对管理人员的形象认知仍建立在城管群体曾经“暴力执法”的记忆之上；而管理人员对于摊贩的形象认知也没有及时更新，仍停留在对方“顽固不化”“影响工作”的不合作态度上。尽管政策竭力构建促进双方的“合作”关系，然而彼此身份认知中的敌对情绪只会在实践层面导致“合作”的不稳定性。需注意的是，身份认知与政策导向的错位无法依靠短期的措施进行纠正，需要长期进行舆论认知引导[4]。
3 媒体对政策的传播策略
根据米特-霍恩模型，公众对政策执行的态度会影响政策执行绩效。其中，媒体作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需要有效地传播政策信息并争取公众参与，在协助政府引导舆论的同时重塑社会的公共政策价值观，为政策的实施提供舆论保障[9]。
公众对于政策的理解不够深入，故总结媒体的政策传播策略框架，探究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具有必要性。需注意的是，在互联网时代，对政策的传播除官方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平台同样也是需要重点考察的对象。
3.1 官方媒体对于摊贩经济的报道策略
在样本选择中，因成都当地媒体的相关报道数量过少，缺乏代表性和典型性，故笔者以四川广播电视台作为研究对象，从报道主题和报道内容两方面总结代表官方话语的主流媒体对摊贩经济议题的建构策略。笔者以“摊贩”作为关键词，对四川广播电视台2020年3月后的全部新闻报道进行检索，剔除与研究主题无关的报道后共计83项。在此基础上，笔者依据扎根理论进行了编码、分类和细化。
针对公共议题，媒体对某一社会群体的媒介形象塑造与相关政策的变迁有着内在的联系和规律[5]。若媒体报道框架并没有及时依据政策进行调整，则可能导致政策实施时舆论环境不够理想，从而影响其落实的效果。
在政府对摊贩经济持不鼓励态度时期，媒体多将摊贩塑造成城市形象的破坏者；而摊贩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也常被作为媒介奇观进行展演。而在2020年5月召开“两会”后，针对摊贩经济的政策有大幅度松动，媒体报道的主题也有了一定改变，增加了大量针对管理者的报道内容，在普及新政策的同时展现政府管理成效。
从报道内容上而言，针对摊贩，媒体仍然主要构建了一个会对现代城市造成损害的负面形象，并未因为新政策出台而大幅改变报道策略；针对管理者，媒体对其形象的构建有一定的改变，使其呈现出“依法依规执政”和“敬业”的媒介形象而非“蛮横无理”的暴力执法者形象。
可以发现，四川广播电视台对于摊贩的媒介形象建构与政策的更新呈现出一定非同步性，即对于摊贩本身的媒介形象塑造仍基于前一阶段的政策倾向。滞后于现有政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公众对于政策的社会认同度，客观上阻碍了政策的实施。
3.2 社交媒体的建构策略
除官方媒体对于摊贩经济的建构外，社交媒体平台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对于摊贩经济的认知。在众多社交媒体平台中，小红书App因其商业属性和媒介属性特征，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展现中具有重要地位[6]。
笔者以“成都摊贩”作为关键词在小红书平台上进行检索，在剔除2020年5月前的笔记后，对剩余相关笔记进行了主题及内容分析。可以发现，在众多笔记中，摆摊攻略和摆摊日记相关笔记最多，且均保持较高热度。小红书中对摊贩经济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摊贩本身，主题涉及摊贩主摆摊经验分享和消费者对于摊贩的评价等方面。
而在对29篇高热度笔记进行文本分析后，可发现“位置”“回忆”“小时候”和“好吃”等词语的出现频率较高。在小红书上，摊贩文化成了“烟火气”和市井文化的代表，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以小红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对摊贩形象的建构更偏向正面，扩大了摊贩文化的影响力，提升了社会认可度。
3.3 媒体对公共议题建构策略总结
总体而言，对于摊贩经济涉及主体的媒介形象建构中，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平台的侧重点与感情倾向各有不同。
官方传统媒体对于摊贩的形象建构仍以展现摊贩造成问题为主，并通过此种展现来构建管理部门的正面形象，无形中强化了受众对于城管与摊贩间关系对立的认知。在传统媒体的报道框架中，对于政策倡导城管与摊贩建立合作关系的情感倾向并未进行着重强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公众对于政策的误读。
社交媒体平台重塑出富有趣味性和文化含义的摊贩形象，对“地摊经济”背后所代表的官方话语具有一定消解作用。但社交媒体平台中对于城市管理者的形象展示是缺位的，对于摊贩主原有记忆中城管“暴力执法”形象的改善并无裨益。且社交媒体平台中对于具有顶层指导意义政策的解读内容较少，更多为企业或个人用户提供的实际操作经验分享，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众对于政策内涵的忽视。
4 结论与建议
成都市的摊贩经济在政策的鼓励之下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吸引了众多企业入局，也激发了市民参与的积极性。但在良好的发展状况下，成都市的摊贩经济议题也存在着大众对于政策理解度不够、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对立关系较为明显等问题。
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媒介在针对“摊贩经济”的公共议题进行讨论时，在报道框架与策略设计上与政策导向存在偏差。其中，官方媒体报道中对于摊贩形象建立不够正面，仍停留在先前的话语框架中。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中，“摊贩经济”是一种被建构的文化，参与讨论的声音更多来自摊贩主或市集策划公司，政府的声音始终缺席。
因此，要改进媒体对摊贩经济议题的报道框架构建策略，需要官方媒体及时根据政策转变报道的话语框架，为受众深入展示政策内在的导向与情感倾向；政府部门也需重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对于政策的介绍。
需要注意的是，对媒体使用率较低的人群常常被忽略。对于此类人群而言，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依赖于人际传播而非大众媒体传播。对于此类人群，需要基层管理人员点对点精细化进行政策解读和科普，打通双向沟通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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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涵玫，张慧慧.疫情视角下摊贩经济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帮扶——以青岛市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21，42（28）：23-24.
[4] 张胜玉，冒王磊.“身份”与“空间”能否延续？——后疫情时代城市流动摊贩治理的思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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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玥，舒洪磊.城市弱势群体媒介形象建构与反思——以贵州都市报关于“背篼”的报道为例[J].青年记者，2019（36）：46-47.
[8]贾哲敏.扎根理论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方法与实践[J].中国行政管理，2015（3）：90-95.
[9]季乃礼，沈文瀚.面子协商与阶段式传播：以天津市S社区垃圾分类政策传播为例[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2，23（3）：62-72.
[10]封面新闻.成都一保安当街下跪求摊贩离开：事发地为商业步行街流动商贩占道经营面临两难[EB/OL].（2022-04-18）.https：//news.sina.com.cn/o/2022-04-18/doc-imcwipii5023435.shtml.
［作者简介］李舒蔓（2002—），女，汉族，四川绵阳人，本科，研究方向：传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