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强
民国都市流行歌曲唱片、唱词中的“摩登歌曲”
——以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编《百代唱词》为例
■桂强
唱片唱词作为对唱片所播放的各类节目的文字整理和补充是唱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近代中国各家唱片公司首先推出戏曲唱片以后，考虑到戏曲唱片内容所涉及的角色分工、唱腔唱调极为繁复，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整理和归类，将会是相当混乱而难以查阅的。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陆续有唱片公司开始将所灌录的唱片内容进行详尽的考订和核实，待确认无误之后，再把唱片内容进行分类，汇编成册，在销售唱片时一并将这种唱词汇编配套随赠给购唱片者。这些唱片内容的文字汇编从最初的目录汇编发展到包括目录在内的唱词汇编，无形中也促进了唱片的销售，成为唱片发行中不可或缺的文字配套材料。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民国都市流行歌曲开始形成并被陆续灌制成唱片，有关都市流行歌曲唱片的唱词汇编或辑录也开始出现。各大唱片公司如百代、胜利、大中华、高亭、蓓开等刊行的唱词汇编以及《大戏考》系列唱词汇编中经常收录有都市流行歌曲的唱片唱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市流行歌曲在唱片唱词辑录中往往被冠以“舞蹈曲”“明星歌曲”“摩登歌曲”一类的名称，其中尤以“摩登歌曲”最为引人瞩目，也颇耐人寻味——在这些“摩登歌曲”中，既有微观层面的浅吟低唱，也有宏观层面的慷慨高歌。从目前掌握的各类唱片唱词的史料来看，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编《百代唱词》中所收录的“摩登歌曲”将以上两种情致体现得较为典型和充分。
一、民国时期“摩登”涵义题解
几乎和民国都市流行歌曲的形成同步，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摩登”一词在民国都市社会逐渐成为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字眼。进入30年代，“摩登”一词和迅速发展的都市文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了解以“海派文化”为代表的民国都市文化的一个关键词。在此，回归“摩登”一词产生的历史语境，对其涵义进行探究，进一步梳理和廓清“摩登”一词的内蕴及其演进，就显得十分必要。
“摩登”一词最初在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中作为一种象征现代文明的标志性词汇受到推崇。1928年《中央日报·特刊》刊载《摩登宣言》一文，该文热情赞美道：“欧洲现代语中以‘摩登’一语之涵义，最为伟大广泛而富于魔力。吾人今日所享受者，莫不为摩登的产物，吾人日日所利用者为摩登物质文明，所钻研者为摩登科学，所组织者为摩登思想，所欣赏者为摩登文艺，所晋接者为摩登男女……居摩登之世而摩登者无不昌，不摩登者无不亡，伟哉！摩登之威力也！”①在这里，“摩登”几乎成为社会昌明与进步的代名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摩登”一词的理解逐渐呈现出片面化和狭隘化的趋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摩登”（Modern）这一音译词汇时，往往选取的是其英文义项之一，即“新式的、时髦的”。很显然，这一义项所传达的“摩登”涵义侧重于器物层面，尤其是外在的服饰装扮，行为举止，并与民国都会中新兴的消费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对“摩登”原初涵义中“现代的、近世的”另一义项的阐发却日渐式微，甚至出现了“摩登”和“现代”两个词汇各有所指，各有侧重的情况。据有关研究者考证，“尽管当时仍不时地有两词混用的情形，但更明显的趋势是：两词词义的分疏逐渐变得清晰起来。”②
当这种对“摩登”涵义的特定理解被固化以后，“摩登”一词甚至被用以专门描述成年男女的各种趋时求新、标新立异的装扮举止，且在很多场合下成为讽刺的对象，甚至背负恶名。如当时对那种徒有装束打扮、举止言谈层面的“摩登”表象的一种嘲讽——“彼西其装，革其履，搨司单康，涂夏士莲，什幺Dear,Miss,Sweet heart不断地在舌尖上打滚……总认为这是‘摩登青年’；彼高其跟，跷其臀，剃了眉毛画假的，烫得头发变卷的，出入跳舞交际之场，充分表现其所谓肉感美的……总认为这是‘摩登女子’……”③，以致于当时都市青年知识阶层中的某些人，往往借“摩登”之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些看似“摩登”的行为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表现，譬如懒惰、奢侈、浮夸、急于求成、好做空头讲章等等。面对这些沾染上了“摩登病”的青年，不由得让人感叹——“要以这些病态的、不健全的青年，来复兴民族，挽救国难，岂是可能的事吗？”④
纵览以上这些“摩登”的表现，究其本质可以发现：要幺停留在“徒有其表”的衣装容貌，不复考虑内在精神状态的“摩登”；要幺把西方相对发达和成熟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观念生吞活剥地移植到中国，有悖于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些遭遇非议的“摩登”内涵中的确也不乏一些更为接近西方语境中的“审美现代性”的表征，而在当时，无论是来自“左翼”的力量还是官方的声音均对此给予否定和排斥，毋宁说，这种颇显尴尬的“摩登”话语表达恰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市民审美主义”的折射。对此，只有从民国市民意识的形成、发展的角度进行深入剖析，才有助于真正了解这一层面的“摩登”内涵。
相对于前述这种饱受非议的“摩登”涵义，另外一种关于“摩登”的论述却是畅通无阻，大行其道。这些论述往往把“摩登”与“进化”“救国”一类的字眼捆绑在一起，突出“摩登”内涵与社会进步、国家利益的密切联系。如强调“我们需要真正了解‘摩登’的人们，就是说，把‘摩登’看作使人类进化的一种武器的人们”，⑤明确指出：“摩登化，即是我们的使命，这也就是救国之道，中国而要继续延续下去，没有第二条路。”⑥联系民国的历史进程来看，在“五四”时期，无论是张扬个性的自由与解放，还是追求国家的独立与自主，均处于同一层面，这也是完整意义上的“摩登”的历史起点。但随着“五卅”的风起、大革命的失败，直至抗战的爆发，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反帝爱国、民族矛盾、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这对国民性的塑造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这种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摩登”话语表达成为历史的强音，与艰危的时局相契合，顺应了国家与社会求生存、求发展的态势，成为一种超越了器物层面，亦有别于个体感性层面的宏观话语。
二、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编《百代唱词》中的“摩登歌曲”
百代唱片公司是最早在中国建厂灌片的跨国唱片公司，1917年建成投产，开始生产“雄鸡”商标、红色片芯的唱片，这一时期百代公司均由法商经营，公司名称为“法商东方百代公司”。1930年，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接手法商东方百代公司，定名为“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1934年6月更名为“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EMI中国分公司）。⑦百代唱片公司在进入“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阶段以后，开始大量灌录都市流行歌曲唱片，及至20世纪30年代末期，百代唱片公司囊括了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约九成的市场份额，拥有最佳的创作与编乐人才。
据现有资料，百代中国唱片公司自1920年由泰兴印务局代印《法商百代公司戏片总目录》开始，一直到1949年4月停产，先后刊行过多种唱片唱词汇编和唱片目录。在这些百代唱片唱词汇编中，部分汇编有明确的出版或刊印年份，部分汇编的出版或刊印年份不详，甚至包括出版地和出版者也不详，但大致可以判定的是：百代公司这些包含了民国都市流行歌曲唱片唱词的各类出版物刊印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中包括上海百代友谊社刊行的《校正百代唱片戏考》、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的《戏考大全：百代公司唱片》、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编《百代唱词》、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编《百代唱词》、北京东安市场二道街路北“德记”百代公司发行《百代公司唱片剧本》、上海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百代唱片唱机发行所编《百代教育唱片汇编》（蔡元培题写封面）、北京百代公司编印的《百代公司唱片曲本》，等等。
在百代公司这些林林总总的唱片唱词出版物中，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编《百代唱词》所收录的“摩登歌曲”较为典型地体现出民国时期大众对“摩登”涵义的认识和理解，这些“摩登歌曲”的遴选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
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编《百代唱词》“摩登歌曲”栏共收录26位歌手演唱的90首歌曲的唱片唱词，按照演唱歌曲数量来排列依次是：黎明晖独唱13首，陈玉梅独唱11首，李丽莲独唱10首，龚秋霞独唱6首、与黄昏合唱3首，王人美独唱7首、与高占非合唱1首，胡蝶独唱7首，黎莉莉独唱6首，薛玲仙独唱3首、与严华合唱2首，陈燕燕和谈瑛各独唱3首，严月娴和喻宜萱各独唱2首，夏佩珍、胡珊、任西达、严华、聂耳、张仙琳、江曼丽、胡笳、杨枝露、汪淡淡、余静各独唱1首。具体歌曲名称参见表一。
总体来看，这些歌曲的内容涵盖了个人婚姻自由、家庭亲情伦理、国家前途命运、民族救亡呼声等诸多方面，从微观和宏观两大层面彰显出“摩登”的完整内涵。
从个体命运的角度来看，婚姻自由是个性解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体现了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在历经“五四”精神的洗礼之后，这种对个性解放的大胆追求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明确的思潮，是人的解放的内在需要，也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有效方式之一。这种个性解放思潮大多通过男女恋爱的题材体现在民国都市流行歌曲中，除了《毛毛雨》之外，在其他歌曲中也有不同的表现。具体而言，有直接抒发男女相思之情的，如胡蝶演唱的《再会，我爱》（二段）这样倾诉：“亲爱的任便是天涯海角，念着旧情，不要把人忘了！……我只爱你，别离的痛苦，笔儿怎能代形容？爱中的苦和甜，混！我的爱吓，记准！”在这里，语言直白毫无掩饰，情感炽烈令人动容，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旧时代的婚恋观的产物。有从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以流行歌曲的形式探讨夫妻相处之道的，如黎明晖演唱的《Wife的ABC》、任西达演唱的《丈夫的ABC》，歌词诙谐幽默，甚至有几分油滑，但对于经营现代家庭，融洽夫妻关系来说，不无参考价值。有在赞美婚姻自主和讴歌女性独立的同时，进行一些善意的提醒和劝诫的，这种提醒和劝诫并非封建保守思想的简单复制，而是对在民国都市中逐渐兴起的消费主义给现代人的身心带来的某些负面冲击所保持的一份清醒的意识，如陈玉梅演唱的《给摩登小姐》中这样感叹：“夜深深，十里洋场，电炬正通明，即游戏场钗光鬓影，咖啡店的琴韵歌声，跳舞场的绿酒红灯，撩乱了摩登小姐的芳心，啊！你这可怜的女人，糜烂的青春，堕落的灵魂，消费，享乐，就是你的人生。”而在家庭亲情伦理方面，也不乏一些感人至深的作品，如喻宜萱演唱的《慈母心》表现了无私的母爱，江曼丽演唱的《永别了！我的弟弟》流露出真挚的手足情，这些讴歌赞美至真至善人性的歌曲中所洋溢的真情实感，既是中国传统家庭美德的体现，又展现出具有广泛意义的人性关爱。
表一 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编《百代唱词》“摩登歌曲”唱片名录
从国家民族前途的层面来看，近代以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在各种外来侵略和威胁的逼迫下，民族自尊和自强的心态日益强化。在现实紧迫的历史情境之中，以超越常规的激进方式乃至于战争来解决问题，寻求出路，并由此产生深刻的历史遽变。从近现代中国文艺发展的具体实际来看，当民族矛盾和抵御外侮成为时代最强音时，以鼓舞士气、赞扬英雄、激励民众为主旨的文艺作品尤为令人瞩目，体现在歌曲创作上，则是救亡歌曲的蓬勃发展，在这里，救亡图存和开启民智是同等重要，互相关联的，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形成以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呼号呐喊的救亡音乐思潮，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求音乐创作为抗战服务，音乐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重要的精神武器之一。在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编《百代唱词》的“摩登歌曲”栏中也收录了一定数量的此类歌曲。如胡蝶演唱的《抗敌进行曲》和《十九路军》，前者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的野蛮侵略行为进行强烈的控诉，热情赞扬义勇军的抗敌行为，激励民众同仇敌忾；后者对“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十九路军将士的英勇事迹及其爱民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歌词中唱到：“……十九路军，民族战争，反帝先锋。七周血战，全球震动，宝山路血，永留淞沪。不参混战，不打工农……不扰民众，民众卫兵，十九路军……。”还有一些歌曲借古典诗歌的意象，将古代将士戍守边关的豪迈气概和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融入抗日救亡的歌曲歌词之中，如黎莉莉演唱的《醉卧沙场》和《红颜军士》。此外，黎莉莉演唱的《铁马金戈》和《勇士凯歌》、白虹演唱的《国难来了》和《勇健的青年》、龚秋霞演唱的《警钟》等歌曲都从不同角度倡导通过捍卫国家民族利益来实现和提升个人价值，特别突出了“摩登”涵义中与国家利益、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与国家民族利益攸关，事关社会进步大势的精神理念与个人感性存在和个性自由的心灵诉求可以共同统一于“摩登”的旗帜之下，前者往往成为提升和完善后者，并促成更加完整意义上的“摩登”理念生成的重要维度。如李丽莲演唱的《广州小姐》里所唱：“苍茫云海珠江抱，南国风光春不老。尽逍遥爱醉爱歌兼爱俏，也更有爱国的血如潮。”
结语
民国都市流行歌曲唱片唱词出版物作为聆听都市流行歌曲唱片的有益补充，展现了民国时期各大唱片公司及其相关的出版机构对都市流行歌曲的甄别和遴选，这些唱片唱词汇编通常免费赠送给唱片的购买者，是所谓“非卖品”，它的结集出版反映了某个唱片公司在某个时段或主要的一些唱片公司在某一时期唱片发行销售的情况。考虑到在民国都市流行歌曲唱片发行的一定周期内，虽然有报纸杂志上的一些唱片广告为其做推销，但并未推出专门的歌曲或歌手影响力排行榜，更遑论能全面反映某一时期都市流行歌曲唱片内容的专门出版物。因此，这些零星保留下来的各种版本的都市流行歌曲唱片唱词汇编就显得弥足珍贵，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得以尽量回归历史现场，一窥民国都市流行歌曲历史原貌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在大量收集含有民国都市流行歌曲唱片唱词汇编并对其进行整理、归纳的基础上，以考辩“摩登”一词在民国语境中的具体涵义为切入点，结合对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编《百代唱词》“摩登歌曲”栏目中的唱词的考察和解读，初步感悟到这样的一个事实：所谓的民国都市“摩登”，固然和中国近代以来，声光化电、衣食住行等物质因素的现代转型密不可分，甚至本身就是现代物质文明的产物，但它不会也不应该只是仅仅停留在这一面。如果只是止于这一层面的认识而不再深究，那幺对“摩登”一词的理解就会流于表象，对民国都市社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的理解就会出现偏差。事实是，这种“摩登”理念所维系的民国都市文化中有关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的精神探索和民族解放、国家前途的政治诉求，恰是民国都市流行歌曲的灵魂和活力所在，它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都市民众的“现代情感”。
①佚名《摩登宣言》，《中央日报特刊》1928年第1卷，第7页。
②张勇《“摩登”考辩：1930年代上海文化关键词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
③徐叔勤《摩登Modern》，《励进月刊》1933年第4期，第4页。
④翟达《谈谈现代青年的几种摩登病》，《骨鲠》1934年第37期，第7页。
⑤微音《时代学生（6）：摩登与进化》，《摄影画报》1933年第9卷第36期，第37页。
⑥天南《摩登救国论》，《十日谈》1933年第9期，第2页。
⑦葛涛《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324页。
[本文为2016年度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晚清民国戏曲唱片研究”（1903—1949）（课题立项号：16B181）阶段性成果]
桂强 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