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伟
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是指在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下，一定历史时期我国工业总量和结构发生显着变化的过程。系统研究这一问题既要考察国际的一般规律，又要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既要分析工业发展的外围条件，又要剖析工业发展的内部特征；既要全面总结历史，又要科学判断现实并展望未来。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一般工业发展规律、工业发展变化的驱动因素和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特征等方面进行过直接或间接的研究。
一、工业发展阶段性变化的一般概念
（一）工业化与工业发展的内涵
传统研究多将工业化定义为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96）将工业化定义为一种过程，首先是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是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相比于这一定义，另一类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则是广义上的，张培刚（2009）将工业化定义为“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在广义定义的基础上，理解工业化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着重于要素组合方式或技术的变化；二是不仅包含制造业工业化，还包括农业经营的工业化；三是技术变化所带来的制度变化也是工业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谭崇台等，2011）。
相比于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的概念较为狭窄。陈佳贵等（2009）认为，在一个国家漫长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工业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改造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面貌，包括工业规模的扩大、工业部门结构的改善、工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等内容，可以概括为工业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正如Jorgenson等（2000）所说的，总量数据和总量生产函数并不足以刻划工业增长的全貌，工业发展必然包括结构方面的变化。金碚等人（2011）认为工业结构变化一般包括轻重关系、行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组织结构、要素结构以及地区结构等几个方面。高拴平（1997）对工业结构变化的理解与之类似，包括工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对比关系以及工业内部结构状况、工业增长的稳定性及其与结构变动的协调性、工业地区结构三个方面。此外，工业结构还可以包括工业品进出口贸易结构、工业要素结构和工业技术结构等方面（国晖等，2013），有的研究也将产业组织结构换作企业规模结构进行分析（贾晓峰，2001）。
（二）工业化与工业发展的联系与区别
工业化的阶段划分比较成熟和清晰，工业发展阶段的划分则是一个相对模糊的研究领域。多数关于工业发展阶段的研究湮灭在工业化阶段的研究之中，将工业发展阶段作为独立主题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当稀少。早期的研究，按照生产方式的变化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分为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这里暗含着工业发展阶段划分的影子。更多的研究或者是从工业结构变化的不同特征进行工业发展阶段划分，或者是从影响工业发展的重大历史时期变化进行划分。虽然划分标准不同，但是不同的工业发展阶段，往往都意味着每个阶段的宏观经济背景、结构调整任务、主要政策变化和结构调整效果各不相同（吕铁，2008）。
多数学者认为工业化与工业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变化表现为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两个方面，因此，工业化过程往往通过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表现出来，并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工业化初期，纺织、食品等轻工业比重较高；在工业化中期，钢铁、水泥、电力等能源原材料工业比重较大；在工业化后期，装备制造等高加工度行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工业发展推进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因此，工业发展问题可以用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两个理论范畴来分析，工业发展表现为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陈佳贵等，2009）。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指出工业化和工业发展之间存在区别。郭克莎（2007）指出，工业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含义不是指工业的发展，而是整个经济的发展，通过工业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人均GDP等就可以体现出来。冯飞等人（2012）认为，经典的工业化理论得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这些理论在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细化、后发优势等影响下面临诸多挑战，从而使得一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与经验得出的工业结构演变不一致。尤其是分工深化导致发达国家形成服务于全球的服务业，后起发展中国家形成服务于全球的制造业，使得后起国家制造业比重更高，出现拐点的时间也有偏差。而且，后起国家工业化面临着更为宽广的技术选择，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新技术等因素叠加使得工业化进程在时间上被高度压缩，例如相比于英国、美国完成工业化的时间分别为200年、135年，日本、韩国仅用了65年和33年。
二、工业发展阶段性变化的因素分析
一些经济学家对影响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因素进行研究和归纳，得出了许多具有概括性和综合性的结论。张培刚（1984）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将生产技术和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作为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将资源和人口作为工业化的限制因素，将社会制度作为随机因素。林毅夫（2012）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更为全面的研究，如波特提出的“钻石模型”，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四个基本因素和两个辅助因素，前者是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企业战略，后者是机遇和政府。然而，“钻石模型”虽然很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来源问题，但是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着与“钻石模型”不一样的经济环境。因此，韩国学者乔东逊乔构建了“九要素模型”，其中，物质要素包括资源禀赋、商业环境、相关和支持产业、国内需求，人力要素包括工人、政治家和官僚、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此外是作为外部要素的机遇（胡麦秀，2005）。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需求因素对工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学主流文献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由供给或要素投入决定，需求常作为一个短期问题而不予考虑。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增长将由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已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识，需求作为启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纪明，2011）。二是开放条件，尤其是分工演进对工业增长的影响成为研究的重点。引发学者思考的是，处于开放与保护并存、竞争与协作同在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国的生产、交易与政府的边界到底达到什幺水平是最合理的？（杜凯等，2010）。当然，全球化条件下，工业增长的稳定性和波动性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尤其是经济危机或波动带来的影响。一些研究指出，工业是中国经济中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利用外部资源最集中的领域，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具有很大的敏感性和依赖性。
三、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及趋势
（一）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变化轨迹
尽管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史表明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其普遍规律，但中国工业发展却不是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过程。虽然中国建立现代工业的努力可以回溯到19世纪80年代，但是关于中国工业发展阶段性变化的研究还是集中于对1949年建国以来，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析。比较常见的一类阶段划分，将历史事件与工业结构变迁的动因结合起来。例如，李博（2010）将新中国60年历史分为1978年之前和之后的两大阶段，两个阶段工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变化趋势明显不同。张建华等人（2012）的研究重在工业发展过程的机理探讨，将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结构升级划分为向重工业倾斜发展的阶段、产业结构纠偏阶段、再工业化阶段。根据制度变迁特点对工业结构进行的阶段划分也属于这一类，比较典型的是根据不同的体制特点，将中国工业结构升级分为计划体制中的工业结构升级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工业结构升级（王云平，2002）。
另一类划分侧重于工业发展和结构演变的表象特征。吕铁（2008）认为1978年迄今的30年是我国工业化迅速推进的重要发展时期，根据工业结构变化的不同特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此之前，庄德钧等（1999）依据工业结构的演进，将建国40年的工业发展划分为重工业份额低于轻工业、重工业份额总体上明显高于轻工业、轻工业份额总体上在增加的三个阶段。有的研究直接依据主导产业的变化对产业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以轻纺工业为终端的产业群（1979—1984年）、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1985—199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1990—2000年）和以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2000年至今）四个阶段（邵宁，2012）。此外，从产业结构变化的某一方面进行的阶段划分也有借鉴意义，例如杨魁等人（2000）将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历史演变分为几个阶段，金芳（2008）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二）当前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特征及突出矛盾
针对当前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归纳分析，认为中国工业发展总体状况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从工业化演进的角度来看，有的学者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即将走完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并将步入工业化后期（陈佳贵等，2012）。一些学者基于霍夫曼定理考察我国工业发展阶段，认为我国经济实质上已经进入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刘世锦等（2006）认为，过去一段时期及今后较长时期内，重化工业的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各方面需求的集中体现之一，是不可回避也不可逾越的过程。刘昌黎（2007）也认为，以重化工业为中心实现工业现代化，仍是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和首要任务。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化并没有改变我国工业化，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而一些经济学者反对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说法，认为重型化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先行工业化国家旧式的工业化道路，我国不能够重复他们的老路。
在当前工业发展阶段分析中，我国经济和工业发展进入转折性变化阶段是研究中最为关注的方面。江小涓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转折性特征，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需要有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有的研究结合内外部条件和形势的变化，总结出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结构变动的一些新特征，包括消费的升级带动作用提升、国际化和全球化影响加深、市场机制促进作用加强、节能减排成为新导向、区域协调发展目标明显等（张建华等，2012）。金培等（2012）指出，当前我国遭遇结构调整和工业转型升级的矛盾交织期。各种潜在矛盾复杂地交织显露，既表明中国工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同时也表明中国工业发展进入了必须转型升级的重要历史关头，开始进入艰难摆脱各种路径依赖的重要转折时期。
从影响因素来看，未来我国工业发展存在一系列约束。刘世锦等人（2006）认为，进入“十一五”以来，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基础性因素将要发生实质性变化，有的不复存在，有的将向新形态演变，已有增长模式将面临过去未曾有过的转型压力。任保平（2010）指出，发展中存在的约束包括进程约束、技术约束、资源环境约束等。在生产要素方面，生产要素价格快速重估的阶段将马上来临；在资源方面，如何实现能源约束加强条件下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刘世锦等，2006）；在需求方面，一是与投资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相比，消费率持续下降；二是与政府消费率相比，居民消费率下降尤为明显（马艳华，2011）；在体制方面，产业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根源，比如地方政府助推和保护下的项目投资热、企业进入和退出机制效率偏低、兼并重组进展缓慢以及国企产权改革不到位等。
从工业结构演变本身来看，也存在一些突出而深刻的矛盾。一些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和综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0）、金碚等（2011）分析了当前制约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问题，包括传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重化工业粗放发展与能源和环境约束的矛盾突出，产能过剩问题呈现扩大趋势，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进展缓慢，自主创新对结构转型升级的支撑不足，资本深化与增加就业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张建华等（2012）认为，当前我国工业结构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参与国际分工的外部失衡，二是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平衡，三是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四是以GDP为导向的干部考核机制。这四者分别是当前工业结构性矛盾的外在原因、内部原因、深层原因和制度原因。
（三）未来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趋势
从经济增长来看，多数分析认为中国将进入一个增速放缓的阶段，增长方式将会发生转变。刘世锦等（2011）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十二五”末期放缓，并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楼继伟（2010）指出，当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传统增长部门竞争力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被削弱，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因与技术前沿差距缩小而需要依靠创新，这都要求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根本转变。但是，刘世锦等认为，即使中国未来制造业比重下降，降幅也不宜过大，比如制造业的比重应该保持在30%左右。张建华等（2012）也有类似观点，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到2020年）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和主体地位不会改变。与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放缓的观点不同，林毅夫（2012）认为基于后发优势的潜力，中国经济仍然可以维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
一些研究对未来工业增长速度、结构变化、增长方式等进行了预测和判断。“未来十年我国工业增长的驱动力研究”课题组（2011），从历史轨迹对未来十年（2009—2018年）中国工业总量以及增速进行预测：城市化速度加快是未来工业持续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传统产业仍将继续高速增长，新兴产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突破点。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1）指出，“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工业在增长速度和机制上将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工业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二是产业升级将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动力，资本积累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将下降，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将提升。有分析认为，进入21世纪的20年我国经济将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态势，是基本完成工业化第二阶段、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重要时期，重化工产业群、“出行”产业群、电子信息产业群将成为发展的主导产业（刘世锦等，2006）。与中长期分析预测不同，有的研究立足于短期趋势分析，例如金碚等（2011）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工业结构变化趋势的若干判断。
四、总结与启示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成果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但仍存在诸多的不足，具体表现在：间接的研究较多而直接的分析较少，对历史发展的总结性研究较多而关注现实和未来的前瞻性研究较少，借鉴国外已有理论框架的研究较多而结合我国实际的具体研究较少，针对工业发展个别问题的局部性研究较多而纵观全局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关于工业发展阶段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分析基础，但是这些理论的不足和缺陷也非常明显，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现有关于工业发展阶段的研究，或者是与经典的工业化理论糅合在一起，或者是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相结合，抑或依据工业发展的表象特征来分析。虽然这些阶段研究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基于经典工业化理论的研究往往面临“时过境迁”的尴尬，与历史事件结合的分析难免“偶然性联系”的牵强，根据表象特征进行的研究又难以触及工业发展变化的本质。尤其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新形势对已有的发展经济学及相关理论体系构成巨大挑战。因此，经典工业化理论得出的一般规律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参考意义的，面对新的形势和变化需要进行怎样的调整和改进？这在研究中是要首先进行考虑和分析的。
第二，研究者对于我国工业发展的实证分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对我国具体国情及新形势下的工业发展仍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我国经济转型和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深层矛盾和问题，是任何模式都不能提供现成答案的。正是因为如此，其研究才更显必要性和挑战性。目前关于我国工业发展演变的研究，仍然多拘泥于传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或者是局限于片面问题和局部领域，不够全面、系统和深刻。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包括：如何结合中国工业发展演变的自身实际，对我国工业发展阶段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如何看待工业发展中的独特因素和新形势给我国工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如何从不同角度（例如经济发展、就业增长、环境优化、资源节约等）来评价我国工业发展和结构演进的效果？
第三，未来工业发展的趋势与战略研究有待加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未来我国工业发展或将出现重大的阶段性变化。这是由于制约工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主要矛盾越来越突出，其中既包括要素禀赋条件的变化、能源环境约束的强化、结构性不协调突出（比如产生过剩等）、价值链升级缓慢等长期性问题，也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部形势严峻、国内政策调整效应减弱等短期性问题。在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影响下，未来工业发展会呈现什幺样的变化趋势？工业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应该进行怎样的定位，在这种定位下应该实行什幺样的工业发展战略？怎样利用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时期，抓住机遇，规避风险，实现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方式转变和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是制约我国工业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也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来解答。
第四，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疑问和难点，对研究开展可能构成一定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产业分类与数据一致性的问题，尤其是在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这一问题更加凸显。在分工深化到产品内的情况下，传统的产业或产品划分方法是有失偏颇的，包括依据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将行业或产品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类别的划分方法。这是因为，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中的产业升级分析，不能仅仅依据产品或行业技术含量的高低来判断，更要依据我国所承担生产环节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高低来判断。在统计上，我国的行业统计口径还多次发生变化，包括1984年前后工业行业的统计口径变化，1998年前后“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与“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统计变化等。此外，在国际比较分析中，全面、系统的国外数据获取也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
〔本文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2013年重点课题“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研究”阶段成果（编号A2013041008）〕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