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基本宗旨是探寻音乐发展的历史真实，揭示音乐发展的历史规律、为人类提供中国音乐历史经验借鉴。从郭威的《论中国音乐学研究观念的变迁与影响》一文中可以看出，现代中国音乐学大致有三种研究观念，即西方、民间、学科。本文将根据这三种研究观念，结合中国音乐学的变迁过程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西方;民族;学科
一、从中西音乐的融合进行研究
“中西融合”已成为时代变迁的重要趋势之一。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开始，西方学术思想逐渐传入中国，深深影响着中国音乐的发展。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决定新兴学堂并开设“乐歌”课程，拥护音乐教育改革的知识分子如萧友梅、李叔同、沈心工等人，先后赴日本考察学习，将先进的音乐教育理论引入中国，创作了一系列流传至今的优秀乐歌作品，“学堂乐歌”便由此产生，并成为中国音乐“西方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渐深入，出现了强烈表达“中国”式的概念。“国乐”逐渐成为“中西比较”的一个重要层面，成为一种民族话语权的象征。例如刘天华等人成立的“国乐改进社”，主要负责民族音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民族器乐的改进等活动，使中国传统音乐在西方文化的激流中站稳脚跟。
西方音乐理论给中国及其他各国传统音乐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研究体系和框架。例如传统民族器乐（如古筝、琵琶）的乐谱开始以五线谱居多，在曲目的创作中也出现了西方流传的曲式结构，如协奏曲、狂想曲等等。中西音乐理论的融合不仅拓宽了曲目数量，而且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也都有所创新。
二、中国音乐学中“民间”的观念
“一切音乐源自民间创造”，民间音乐因其独特性和多样性而为人所知。20世纪上半叶，王光祈先生指出：“音乐是最足以引起‘民族自觉之心，具有陶铸‘民族独立思想之功的艺术;音乐之功用，不是拿来悦耳愉心，而在引导民众思想向上。”《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的诞生便是印证了音乐源于民间、音乐影响思想的社会功用。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音乐学者们在“民间”的观念下展开了更为广泛和全面的考察。许多艺术形式开始慢慢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也有学者专注于民间音乐的采风、收录和创作，以及对古代宗教音乐及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保护了被人们所忽略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扩展了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内容，填补了中国古代音乐的空白。
三、从音乐的学科化进行研究
音乐的学科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从1916年以萧友梅为代表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创立，到1927年刘天华国立音乐院成立，再到1949年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室的建立，以及后来许多专业院校相继成立，这期间一代代优秀的中国音乐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们就是中国音乐学科体系化建设的最好的见证人。
80年代，乔建中先生曾在《中国音乐年鉴》中提出“音乐学科建设与音乐基础建设”这一观点，在这一背景下的音乐史学科化研究主要表现在长时段和整体理论的研究、文献搜集与整理的数字化建设以及注重区域音乐史、断代音乐史以及专题音乐史的研究。这些专业的研究成果，为日后的音乐学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21世纪，我们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加速的音乐学科化进程。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音乐资源的精细与整合提供了便利，系统化和体系化成了主流。学术刊物的完善以及学术组织对于自身“话语权”的强调都是学科化高度发展的体现。1958年创刊的《音乐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最早的全国性大型音乐理论学术期刊，其所包含的艺术文献种类繁多。作为一种学科研究的媒介，供广大音乐学者参考学习。
四、结语
“西方、民族和学科”这三大研究观念，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传统音乐学研究观念的变迁与影响，较为系统的概括出了中国音乐学的发展，也为未来的音乐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是千百年来所积累的精神财富。面对如今的全球化进程，中国传统音乐依旧以其独特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迎接创新与挑战，为中国音乐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愿中国传统音乐永葆青春！
参考文献：
[1]任方冰.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观念问题[J].音乐研究，2018（01）：17-25.
[2]郭威.论中国音乐学研究观念的变迁与影响[J].音乐研究，2018（01）：26-35.
[3]张伯瑜.从世界音乐格局看保护中国传统音乐的必要性[J].音乐研究，2018（03）：44-50.
[4]秦序.“中国乐派”的释义与历史定位[J].中国音乐，2019（05）：5-21.
作者简介：于欣彤（1996-），女，汉族，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市，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现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音乐系，攻读钢琴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