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静 黄晟 赵玉秀 吴庆国

·病例报告·

Castleman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李敏静 黄晟 赵玉秀 吴庆国

Castleman 病(CD)又称巨大淋巴结病、血管滤泡性淋巴结增生症,是一种较少见的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1],1954年由B. Castleman首次对其进行报道。本病临床罕见,且无特异性临床表现,易与多种疾病混淆,尤其是恶性淋巴瘤,误诊及漏诊率较高。其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诊断主要依靠组织病理学检查。本院收治Castleman病1例,对其进行回顾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

1 临床资料

1.1 病史和体格检查 患者,女,24岁,因“反复发热18个月,咳嗽咳痰1个月”收住入院。患者于2014年8月开始无明显诱因下出现发热,体温38.8℃左右,初期给予抗感染治疗后好转,其后1年余反复出现发热,当地医院诊断为“肺部感染”,给予抗感染治疗后好转。检查发现IgM升高,胸部CT提示:右肺中叶感染性病变,心包少量积液,中动脉弓-升主动脉扩张伴管壁钙化。2015年3月20日IgE:709 IU/ml,G试验、GM试验阴性,痰培养提示白假丝酵母菌,给予伊曲康唑胶囊抗真菌治疗,病情无好转;后骨髓穿刺提示:骨髓增生活跃,腹股沟淋巴结活检病理提示:淋巴结淋巴组织增生伴大量浆细胞浸润,多中心型castleman病(MCD)首先考虑。患者于2016年1月再次出现咳嗽、咳痰,痰黄量多,稍感呼吸费力,无发热,无咯血,无胸痛等,2016年1月29日胸部CT提示:右肺中叶支气管扩张伴局部肺实变,主动脉、主动脉弓、部分降主动脉扩张伴壁钙化。为进一步诊治,收住入院。诊断:(1)castleman病(多中心型)(2)支气管扩张伴感染(3)升主动脉瘤。既往史:10年前曾因发热在浙江省儿童医院给予诊断性抗结核治疗9个月后好转。入院体格检查:生命体征平稳,颈部浅表淋巴结未触及,双肺闻及散在湿啰音及痰鸣音,心率76次/min,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软,无压痛,肝脏无肿大,脾脏轻度肿大,双下肢无浮肿。

1.2 实验室检查 入院后检查:血常规:WBC 1.8×109/L,NE% 70.7%,LY% 14.2%,RBC 3.69×1012/L,HGB 93g/L,PLT 190×109/L。生化:CRP 16.5mg/L,ALB 26.3g/L。免疫功能:IGG 5.55g/L,IGM 24.6g/L,C3 0.62g/L,C4 0.03g/L,IgE 208 IU/ml;痰培养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痰找抗酸杆菌阴性。

1.3 治疗和转归 入院后予抗感染、升白细胞治疗3d病情好转。2016年3月14日起行化疗:予R-CD+反应停治疗(美罗华 600mg d0;CTX0.4 d1,15;DXM20mg d1~4,d15~18;反应停10mg qn),无明显化疗反应。化疗结束后再次出现咳嗽咳痰增加,痰中带鲜血,左侧胸痛,低热,无胸闷气促。予抗感染、化痰、止血、升白细胞等对症支持治疗,症状缓解。此后继续按期化疗,未再出现发热、咳嗽、咳痰、胸痛症状。

2 讨论

CD临床较少见,临床及影像学表现具有多样性,目前缺乏统一的治疗方案。从临床及组织学特征两方面对本病进行分型:临床分型为单中心型(LCD)和多中心型(MCD);组织学分型为透明血管型(HVV)、浆细胞型(PCV)、混合型(Mix)[2]。目前对CD的诊断仍需依靠病理学检查,免疫组化帮助分型。MCD临床占19%~53%,发病年龄50~60岁,以浆细胞型最常见[2]。

2.1 病因与发病机制 CD的病因与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可能与病毒感染(如人类疱疹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细胞因子调节异常(如白介素-6表达增加)、血管增生有关[3]。而现明确的发病机制是白介素-6(IL-6)异常分泌和人类疱疹病毒(HHV-8)感染[4]。另外,有研究认为MCD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浆细胞恶性疾病、卡波西肉瘤(Kaposi肉瘤)及B细胞淋巴瘤等密切相关[3]。

2.2 临床表现 MCD常表现为多部位淋巴结肿大和多脏器受累,部分患者出现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心包积液等[2]。本病纵隔淋巴结受累最为多见(60%~70%),颈部淋巴结次之(10%~14%),腋窝、腹部、皮下淋巴结等也偶有累及[5]。病理学上主要表现为浆细胞型,有全身多处淋巴结肿大或深部淋巴结肿大、盗汗、发热、乏力、体质下降等全身症状,并常累及其他系统,可有低蛋白血症、肝脾肿大、肾功能不全、POEMS综合征等;部分还可出现某些特殊表现,如肾病综合征、淀粉样变性、骨髓纤维化、自身免疫性血细胞减少、干燥综合征、口角口腔炎等;累及周围神经和肺部时,可引起周围性神经炎、闭塞性细支气管肺炎等病变[6]。

2.3 诊断及鉴别诊断 本病临床表现具有多样性,影像学检查无特异性,实验室检查常表现为贫血、红细胞沉降率增快、低蛋白血症、C反应蛋白升高、高免疫球蛋白血症、肝肾功能异常等[7]。1988 年 Frizzera[8]提出 MCD 诊断标准为:具有典型表现的组织病理学改变,显着肿大淋巴结累及外周淋巴结,有多系统器官受累表现,且排除其他可能病因,化疗、放疗、手术仅获部分缓解。诊断需依靠组织病理学检查,免疫组化及基因重排分析有助于分型及鉴别诊断。

在无组织病理学诊断支持的情况下需与脂肪肉瘤、平滑肌肉瘤、纤维组织细胞瘤、胃肠道间质瘤和淋巴瘤鉴别,因这些疾病均无特异性临床诊断指标[8]。而在临床病理诊断中,也经常因其形态变异程度广泛及鉴别诊断方法的有限性等原因,增加组织学诊断的困难,尤其是与恶性淋巴瘤或其他类型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的鉴别。因此,鉴别诊断需结合临床、病理形态学、免疫表型和基因重排结果综合分析。本病目前主要需与肺结节病、非特异性反应性淋巴滤泡增生、滤泡性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疾病相鉴别。

2.4 治疗 目前对于CD治疗尚无统一治疗方案,推荐的治疗方法包括激素治疗、化疗、靶向治疗及手术切除等。MCD是一种潜在的恶性淋巴增生性疾病,病变广泛,大多具有侵袭性,手术切除比较困难,且易复发,预后差,不推荐手术切除。如患者自身愿望和一般状况允许,建议系统治疗。对于MCD的治疗,经查阅相关文献,目前大多推荐化疗、免疫调节剂及靶向治疗。(1)化疗:大多数有症状的MCD患者首选化疗,而化疗尚无统一方案,多是基于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经验作选择。MCD大多具有侵袭性,故推荐多药联合化疗,常用方案有COP(环磷酰胺+长春新碱+泼尼松)、CHOP(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CVAD(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地塞米松)或依托泊苷(VP-16)。对于一般情况较差或无需迅速缓解病情的患者,单药化疗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如口服长春新碱、苯丁酸氮芥、环磷酰胺或干扰素[9]。(2)免疫调节剂治疗 :①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或其他皮质醇类激素能够迅速改善MCD患者临床症状,尤其是改善淋巴结肿大和纠正实验室检查异常,一般宜短期应用以控制症状。②干扰素-α(INF-α):INF-α具有免疫调节和抗病毒的双重作用。INF-α治疗CD可能与以下机制有关:通过下调IL-6受体从而抑制信号转导通路;抑制HHV-8的复制从而发挥抗病毒作用;上调HHV-8感染细胞的人类白细胞抗原-1(HLA-1)表达从而导致细胞死亡。③全反式维甲酸(ATRA):ATRA具有抑制细胞增殖和IL-6依赖性细胞信号转导的作用。④沙利度胺:沙利度胺具有抑制IL-6表达和抗血管生成的作用。(3)靶向治疗:①抗IL-6或抗IL-6受体单抗:由病因病机可见,IL-6的过量生成以及对IL-6的过度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对MCD的发生发展起促进作用,人IL-6受体单抗主要针对混合型MCD,可明显改善淋巴结肿大及各炎症指标,副反应较轻。抗IL- 6抗体和抗IL-6受体抗体可联合化学治疗,化学治疗后症状缓解,淋巴结消失可达完全缓解,部分患者可取得明显的临床疗效,多数可达到完全缓解,但停止治疗后易复发。②利妥昔单抗:利妥昔单抗可有效改善MCD患者淋巴结肿大及伴随的全身症状,且患者对其耐受性较好,利妥昔单抗对HIV阴性或阳性患者的治疗均有完全缓解的报道[1],但HIV+MCD患者利妥昔单抗治疗主要副作用是Kaposi肉瘤恶化(35%~67%)。因此对于HIV患者或Kaposi肉瘤患者,应慎用利妥昔单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抗HHV-8治疗、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硼替佐米等治疗方法在少数患者治疗过程中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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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5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李敏静 黄晟吴庆国)310053 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赵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