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
由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办的东沙湖论坛-南北荟系列活动，近期在中国管理科学学会苏州学术中心召开。此次研讨会主要对“三中全会后企业国际化机遇与对策”这一主题进行广泛探讨。来自中国南北方的学者、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代表在会议中提出上海自贸区为企业带来了国际化发展契机。此次研讨会还针对企业如何在国际合作中参与竞争提出了几点可行性建议。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不断向上的趋势中，这种积极发展趋势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上海自贸区的制度设计充分关注金融与实体关联问题，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推动金融服务领域发展，而中国企业更应抓住上海自贸区机会。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将继续深度融入全球市场，企业须进一步调整以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对国际规则和新技术潮流的学习，适应未来市场环境的改变，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建立信息、管理和公共关系三个层次的国际化机制，加快走出去的步伐，规避国际市场风险。
随着国际贸易的频繁，企业如何摆正自己的心态，如何处理文化冲突带来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文化交流传播、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合作关系，在国际贸易中至关重要。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中国企业应不卑不亢，用平等心态谋求合作共赢。企业在对外交流时，应当对中国文化起推动作用，同时也接受国外先进思想理念，在平等合作基础上实现企业国际化发展。当上海自贸区为企业带来机遇时，企业首先应从提高产品质量出发，将产品做精做细，让产品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以此获得国际市场青睐。这种关注产品、稳扎稳打的企业文化，能够帮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好地提高竞争力，延长自己的寿命。
随着上海自贸区建立，国际化将成为企业发展重要趋势。上海自贸区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了非常大的发展机会，中国企业正处在一个好时代。在国际化过程中，针对企业如何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应对竞争，中国企业更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创新，更加自信地与国外企业进行合作交流。在国际合作当中，应学会良性发展，不能盲目追求产量效益，更多地应该关注企业精神建设，在提高效益的同时保证企业在国际合作中良性发展。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徐培华：
企业家首先要是哲学家，其次是政治家。要结合宏观和微观来看待问题，既要秉承实际，又要不断创新。面对今天的形势，我们总想在其中寻找机会，但与此同时，很多机会并不一定能抓得住，关键还要看企业家的眼光。例如讲到企业竞争，现在中国是一片红海，总想着去别的地方寻找蓝海。实际上，蓝海就在红海里，红海中的蓝海，就是需求还未满足的部分。
在今天怎么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如何找到企业发展的机会？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处于不断向上发展的阶段，这给中国人带来很多机会。例如印度的崛起让世界瞩目，其真正崛起是因为高科技带来的机会，崛起的是印度文化。中国参照前苏联，发展的并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客观的市场需求的经济，而是指令经济或是“拍脑袋”经济。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企业家有了获得成功的机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是增加中国经济的实体，从量的增加开始。奠定市场经济基础的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目标。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是全面深化的经济改革，根本性变化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老子的道、无为就是市场经济，是不干预。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了哪些不能做的，其他的都可以放手去做，给我们带来了更广阔的思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让中国人的智慧得到自主和充分发挥。与此同时，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并不是不要政府作为。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有成果，也有问题。例如一部分虽先富起来，但更多的人还是没有。改革开放是以“利”在前，结果把“益”丢了，“利—益”可能是中国长期要综合平衡把握和考虑的一对关系。我们虽加入WTO，但依旧是按照他人规则行事；要变得强大，就要自己制定规则，规则的制定要符合客观实际，逐步变被动为主动。所以，现在的企业家，心中一定要有灵魂和精神，以求得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
关于转型升级，中国的企业决不能跟风，而应立足于本，做精做细。企业能在市场站得住脚，一定符合三点：延长客户生命存在的时间、扩大客户生命存在的空间、增加客户生命存在的美好。同时，企业家们要提升自己的“心”，要有感恩之心、敬畏之心。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授徐海宁：
中国的市场经济，通过改革，实质上国人未能获得真正的实质利益。市场经济到底怎么改革？我们可以通过象限的方法划分出来，一步一步进行。
改革的核心是降低交易成本。关于自贸区，如何做业务？企业的业务如何跟政府对接？自贸区开放的时候，有三个是不能同时拥有的，一是独立的货币政策；二是汇率稳定；三是资本项目开放。在公有制的体制下，资本是不能开放的，这些决定于外管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根本无法管控。自贸区本身的基本特点是不可复制的。自贸区分四个部分，即：海关、工商、外汇和税收。而WTO就相当于是个俱乐部，规则对等即可。海关这块，运输成本也要占去10%；工商，相当于空壳；外汇，商户分明。
中国以后要走的路，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我们都会经历。企业家方向不要乱，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业务发展。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孙文莉：
中国现在的金融经济跟实体经济是否存在脱节？这涉及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把握，将像很多国家一样，在经历高速增长以后，陷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很多国家有这样的共识，刚开始鼓励实体经济发展，却以牺牲金融领域改革为代价，在金融领域中实行计划管理，利率、汇率等都没有实行市场化，以低利率实现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而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要实现持续发展，必然走向金融领域的改革，以延长经济繁荣的局面。所以实际上，上海自贸区也透露了金融领域的改革，国家希望在这个金融服务领域改革中能作出一个样本。
那么，这个金融的试点工作，能否真正意义上实现金融服务业的提升？个人觉得难度挺大的。中央和地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中央希望通过自贸区试点为中国的资本开放打开一扇门。而实际上，我们的汇率调整是有限制的，宏观调控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在实际操作的时候，这个肯定是让人失望的。国家试点的经验，包括进入这一块会遇到怎样的冲击，如何处理等，是需要用来参加谈判的。但由于美国主导的游戏规则我们并不熟悉，至少在金融服务业是不熟悉的；国际商务谈判又缺乏人才储备，没有先例可循，同时，在短期内，试点很难提供出太多有用经验，随着谈判的继续会越来越难。
对内问题，在金融领域中包括在前海的实践等，目前跟实体经济有点太冲突了。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表现出金融系统的功能化，对实体经济有多大的拉动呢？金融表面上做得很大，可实际上只能把国家的宝贵资源错配，这个时候光靠市场不够，国家更应该从宏观上助力那些能够对中国将来有重要影响力的优势产业。市场不愿意选择高投入低回报的产业，光靠企业自己去做是很难的。中小企业代表结构升级，但却面临融资的困难。中国的实体经济只有依靠自己，如果发展不起来，就不能在这一段很宝贵的增长时间内越过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时代留给一个国家快速发展的时间并不是无限制的，若是不能把握好，上海自贸区会变成一地两个市场，变成套利、套汇游戏，就违背了国家的初衷。
更应该注意的是，上海自贸区能否在实体领域做一些金融改革方面的辅助性功能推动？自贸区最大的优点就是节省交易成本，从服务贸易开始，将服务的价值做起来，通过规模效应降低行业成本，让上海真正成为全中国内陆口岸核心的交界口，将转口贸易从新加坡和香港引回来。关键是做实，使金融和实体紧密结合。
上海雍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敏智：
政府尝试通过自贸区来解决一些体制内不能解决的问题，通过负面清单，逐步实验推广。自贸区的成立有很多先决条件，它是一个窗口是一个改革。自贸区最大的特点是先行先试。我们很多人将自贸区当成了原来的保税区和开发区，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改革开放以来，为何中国企业并没有太多出色的，很多原因在于我们的政策和制度。我们未能认清世界经济格局，一直在盲目跟风。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转型，而转型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应是立足本业，由政府引导，从中突破，寻求附加值。职业教育是关键，我们的教育远远落后于产业。金融业为何落后于人，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人才。自贸区如今差六千个管理人才，根本不知道如何运作。
中小企业要关心、了解和掌握三中全会的政策，还要脚踏实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
国际化是我们与我们以外的人相互认知的过程。从最早认为国外入驻中国投资是国际化，到不仅引进也要走出去是国际化，从自卑到自强等这些认知的转变。从人均GDP来看，我们的水平几乎等同亚非拉地区，没有特别的优势。我们以国家牵头的国际化事实上做得很不好，但没有人去做实证调查。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认知要往同一水平靠拢，去理解人家的文化，掌握他们的需求方能长久。所以，国际化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跨文化的问题。传统观念认为学习英语就是国际化，但实际上我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语言只是打开的一扇门，并不能深入其中理解其文化。
中国人在应对国际化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死结，就是天然的心理劣势，表现出自卑或自负。自负是不自信的另外一种表现。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先礼后兵的做法，经常会让我们处于劣势，很难平等对话，进行融合。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张晓东：
三中全会的内容比较客观、务实，符合国情。关于转型，实际上是解决了一个观念问题。立足本业进行创新，也是一个转型。现在讲求务实，不是过去的大张旗鼓，而是脚踏实地开展工作。政府提出改革后，政策和体制上都有较大的改动，部门之间的分工和职责，都有相应的方案。本次决定中，更多体现了底线思维，从科学理性角度出发，稳健地进行改革。
应当心平气和看待改革，合理规划和分配，拒绝大的冲突。初期的改革是从资源本身要红利，但接下来应当万众一心，合理分配资源，我们还有部分红利可用，企业潜力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如金融方面，虽没有过多经验，但从辩证角度来看，可以通过大量学习，吸收别人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自身情况以求得突破。过去在政府的管控体制下，政府的各项产业计划本身就充当了风投的角色。也即虽然早期金融不发达，没有风投，但我们有政府来把控。这种情况下，未来中国的高科技还是能够很好发展的。我们还有四个红利可以用，体制、产业和金融的结合、创新体系以及人本身。如果能将人心凝聚，中国的发展不可估量。在中国的未来，应是向管理要效益，管理的作用不可轻视。
中国要想有高品质的发展，从微观层面看，人才和管理的问题十分突出。而宏观层面，更重要的是如何重建民族自信。有了民族自信才能有民族精神。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华民族的精神依旧存在病态的状况，如果将其解决了，民族的自信心强大了，那么中华崛起指日可待。香港刚开始发展不错，但时至今日，又有人谈“港人”问题。美国在未来的十年内，可能又会有更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为此美国进一步扩大移民。移民没问题，但是我们自己在过去35年内，民族文化破坏得过于严重，民族信心不足，人心不稳。
此次三中全会是建设性的，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应是如何理性认识普适价值，如何更好地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美德与西方文化，走出去，与世界人民手拉手，拥抱世界。
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周鑫宇：
企业的国际化是三中全会后的一个大的趋势，三中全会的改革一定会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外部环境是促使内部环境变化的重要原因，企业相互竞争，对外开放的国际化，不仅仅是贸易的开发，而是要让中国融入其中。如今的国际化程度更加深刻。
中国的经济现在到底走到怎样的位置了？西方国家走的路，有的我们是一定要走，如贫富分化、官商勾结等。从人类现代化进程来看，改革其实是从今天才真正开始。以往的改革开放实则是快速工业化，但快速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要突围，突围就得走向世界。当初美国面临资本过剩和产量过剩两个不可遏制的矛盾，采取殖民扩张等，最终导致其经济危机的到来。我们现在应该要更快地加速走出去，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否则很可能会产生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暴乱。
在产量过剩的情况下，投资实业是不赚钱的。中国是否还有价值洼地，投资洼地？如要投资，市场何在，价值何在？如果要想更大的发展，就要欢迎各国，包括亚非拉等国。走出去，就要了解对方。机会大的地方，风险也大。做好公共关系，需要学校、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外交官员及政府一起共享资源。
也许不该对政府、三中全会、领导人寄予过高的希望，将心态放平，结果也许会好一些。当年长征，也并不知道方向，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知道对错。所以，中国要考虑应该是价值观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炎平：
企业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企业走向世界，拿什么跟人竞争？我们不能拿口号跟人竞争。我认为改革开放是虚名，实则是现代化的开始。参照西方国家的进程，必须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从历史角度总结我们现代化的进程，有几个层次，一是民族独立、国家独立；二是变革；三是文明进步，这是现代化的步骤。所谓文明是希望现代化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和有所准备。我们现在谈改革开放，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辟新的道路。市场经济要有法律和道德的制约，只有这样才能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