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晶 徐苑瑜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一、引 言
截至2020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超过60%，城镇成为承载人口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刘金凤和魏后凯，2021)。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镇化发展的重心由注重城镇化增长数量转变为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十四五”规划中强调，我们要进一步转向“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稳步推进，流动人口可以根据就业机会和相对收入的市场信号在地域和产业间流动(蔡昉，2017)，但数以万计的流动人口并没有在城镇真正定居下来，仍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半城市化”抑制了内需的进一步释放，损害了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影响了流出城市和回流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最终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如何使得流动劳动力“留下来”，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当地社会，是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面临的关键问题。
吸引流动人口留下来，不仅要帮助他们在流入地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公平地享受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而且要帮助他们和本地居民实现文化交融和社会认同，提升融合水平(杨菊华，2015)。已有文献主要从户籍障碍和城市高房价两个方面来研究“进入”城市劳动力的居住意愿。一方面，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背景下，人口流向城市后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在城市长久定居(刘金凤和魏后凯，2019)。与户籍制度绑定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也会影响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其中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尤为重要。吴贾和张俊森(2020)发现子女入学问题将使农村移民实际返乡概率提高11.2个百分点，使得城市大约丧失1 270万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的高房价成为阻止人口永久迁移的障碍，尤其是那些在本地没有购房能力的高技能劳动力(周颖刚等，2019)。然而无论是户籍制度还是城市高房价，现有研究大多着眼于显性的正式制度的影响，忽视了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之间文化差异导致的隐形壁垒的作用。
与正式制度相比，地区的文化环境包含深层次的价值观念和认知偏好，影响更为深远。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制度性障碍的影响在不断减弱，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实现融合的最大挑战可能是文化差异(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虽然东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就业机会较多，但它具有浓厚内敛的地方文化，使得流动人口在与本地人融合过程中面临准入门槛较高和语言文化差异较大的双重困境，影响其社会互动和心理融合(杨菊华，2015)。
因此，本文将研究地方文化多样性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参考以往文献，我们以方言多样性作为地区文化多样性的代理变量(潘越等，2017；徐现祥等，2015)。一方面，流入地方言多样性越高，语言环境就越复杂，交流障碍越大，从而降低信息传递效率，增加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之间交流难度(Luigi等，2009)。另一方面，地区方言种类越多样，居民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越低，越容易将流动人口视为“外来群体”(黄玖立和刘畅，2017)，从而降低流动人口的归属感，不利于他们在当地进行资本积累。
与现有研究流动人口个体语言能力对融合影响的文献不同，我们考虑流入地所处语言环境的复杂性对永久迁移决策的影响，注重文化背景而非个体文化差异的作用。这样做可以将个体人力资本的影响与方言的影响进行区分，更准确地识别方言的作用(徐现祥等，2015)。另外，我们还根据普通话的普及程度识别出方言影响是否存在沟通效应和文化认同效应，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挖掘该现象产生的原因，进一步协助流动人口实现更高级的心理融入。
具体来说，本文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以方言多样性作为地区文化多样性的代理变量(潘越等，2017；徐现祥等，2015)，研究流入地方言多样性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地区方言多样性的提高会降低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这种影响对于低技能、跨省或跨方言区流动、非公务员或国企事业单位工作和主动流动的群体更明显。但如果流入地包容性更好，制度更加完善，则会削弱方言多样性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阻碍作用。我们还发现，方言多样性并未通过交流渠道起作用，而是其中蕴含的文化认同效应降低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首次从非正式制度角度出发，基于地域文化差异考察了隐形文化壁垒对流动人口定居决策的影响，丰富了语言经济学和劳动力流动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其次，着眼于流入地语言环境的影响，不同于现有探讨个体语言能力的文献，我们的研究可以直接体现出融合过程中的文化互动(马双和赵文博，2018)，有助于更准确地识别出地域文化差异的影响机制；最后，探讨了方言多样性的异质性影响和作用渠道，区分了沟通效应和文化认同效应，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为推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的融入提供新视角。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劳动力的迁移定居决策包括两个过程:从迁出地流出和在流入地定居(刘金凤和魏后凯，2021)。影响该决策的因素可总结为:推力和拉力，个人因素和家庭，以及中间因素(Lee，1966)。推力和拉力主要是指流出地和流入地城市的特征，其中高房价是一个重要因素(周颖刚等，2020)，它不仅会带来较高的居住成本，也会刺激社会总需求，带来城市物价的上涨，提高居民的基本生活成本。个人和家庭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子女是否随迁等(吴贾和张俊森，2020)。中间因素则是指户籍制度的障碍(蔡昉，2017)及与其绑定的个人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情况(夏怡然和陆铭，2015)。
现有关于流入地特征对流动人口长久定居决策的研究大多从正式制度方面展开，例如城市公共品提供等。然而，流动人口进入流入地还面临与本地人的双向互动和相互认同，是实现与本地人相互融合的过程。本地人对外地人的包容和接纳程度越高，流动人口从文化和心理两个维度的融入水平越高(杨菊华，2015)。相反，本地人越排斥外来人口，流动人口越可能将收入寄回老家且汇款金额越高(梁文泉，2018)。
影响流动人口融入的非制度(隐性)因素是地区间的文化差异，最常见的度量指标是方言多样性(潘越等，2017)。在人口流动背景下，方言作为个体身份的重要标识，是获得群体认同的重要依据。对流动人口而言，掌握流入地方言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张卫国，2008)，可以提高生活便捷度，有利于在当地积累社会资本(卢盛峰和陈悦，2019)。因此，劳动力更倾向在同一方言大区内流动(刘毓芸等，2015)。此外，讲流入地方言不仅能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增加劳动收入(Chen等，2014)，还有利于劳动力自由选择职业，实现就业结构的转变。受地域歧视和偏见的影响，讲同一种方言还可以帮助流动人口获得更多的卫生资源(张楠等，2021)。所以，语言技能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能帮助流动人口找到工作、增加收入，实现社会融合，提高在当地定居的概率。
虽然我国大力推广普通话，但方言并未消失，大部分地区出现方言和普通话并行使用的双语现象。2010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发现，即使河北、江苏和广西三省区的普通话普及率均已达70%以上，但大部分人在家中仍使用方言，分别只有24.5%、16.5%和8.5%的受访者在家中使用普通话。方言的多样性代表语言环境的复杂性，较高的多样性会给人际交流沟通带来一定的障碍，增加额外的交流成本。Chiswick和Miller(2010)指出，在存在语言差异的情况下，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沟通障碍增加了信息摩擦，制约了信息交换，提高了个体收集信息的成本，进而降低了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魏下海等(2016)指出，如果流动人口掌握地方方言，他们与本地人的交流会增加，有利于在当地创业。鉴于此，本文提出理论假说1。
假说1:流入地方言的多样性会因为交流效应而降低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
方言是群体内部交流的工具，讲流入地方言可以帮助流动人口接受本地的文化和价值观，实现身份认同，但语言的多样性也代表文化冲突，具有一定的排他性(黄玖立和刘畅，2017)。共同文化会拉近心理距离，促进交流沟通(徐现祥等，2015)。然而，方言异质性的提高不但会增加个体间沟通成本，也会强化讲同种语言群体内的身份认同(蒋为等，2021)。因此，在方言多样性较高的地区，居民彼此间的认同感会降低，也会影响对陌生人的信任度。Falck等(2012)使用德国数据发现，不同文化间的不信任会限制劳动力跨文化区域流动，导致文化分割现象不断加剧。潘越等(2017)发现方言多样性可能会阻碍人们间的交流，导致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形成“人以群分”的现象，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张博和范辰辰，2018)。具体而言，处在方言多样性较高地区的居民会强化群体内的身份认同，降低社会信任水平，尤其会降低对讲不同语言的陌生人的信任(黄玖立和刘畅，2017)。因此，流入地的方言多样性越高，本地人口对外来人口越不信任，进而越排斥外来人口，使得外来流动人口在融入当地社会过程中遭遇更多摩擦，不利于他们在当地积累社会资本。马双和赵文博(2018)研究流入地方言多样性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发现流入地语言环境的复杂性不利于流动人口在当地获得身份认同和社会资本的积累，阻碍他们进入高收入行业。基于此，本文提出理论假说2。
假说2:流入地方言的多样性会通过文化认同效应降低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和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数据按照随机原则，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点，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 to size)法开展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地户籍的15周岁及以上流入人口，总样本量达17万个，具有广泛的全国代表性。之所以使用2017年的数据是因为2017年以前的调查中，流动人口户籍地信息只保留到省级，而在2017年调查中，户籍地信息首次具体到县级层面，这为本文衡量个体流入地流出地的方言距离提供了数据基础。该调查数据包括流动个体家庭成员情况、收支、就业、居留意愿、健康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信息。通过对该调查数据进行清洗并与城市层面的方言多样性指标和地区特征变量匹配后，我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8.23万个。
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地区方言多样性与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间的关系，所以被解释变量是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在中国，受户籍制度的限制，流动人口只有获得当地的户籍才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各项权利，所以流动人口要获得永久迁移的制度合法性，就需要在本地落户，因此我们把落户意愿视为在迁入地长久定居的意愿(刘金凤和魏后凯，2019)。根据CMDS问卷中的问题“如果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答案选项为“愿意”、“不愿意”和“没想好”。我们将答案为“愿意”的样本赋值为1，表示有落户意愿；“不愿意”的样本赋值为0，代表继续流动；删除回答“没想好”的样本(刘金凤和魏后凯，2019)。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城市层面的方言多样性指标，该指标来自徐现祥等(2015)的测算。他们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和《中国语言地图集》构建了以地级市行政区划为分析单位的方言多样性指标，具体有两种形式。一类是直接衡量一个城市所使用的汉语方言片的个数，由于该指标赋予城市中各次方言片的使用人数相等权重，可能导致方言多样性被高估。
另一类指标考虑到方言的使用权重，利用人口数量加权得到，具体如下:
其中，S代表城市中使用方言的人口比重，本文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到各次方言的使用人数，代表城市中方言的种类(即)。的取值在0到1之间，代表在城市中随机抽取两个居民，他们说不同方言的概率，取值越大代表方言种类多样性越高。
通过比较各地区的和，我们发现，使用衡量的西南地区方言多样性会更高。即使方言片()数量相同的城市，的差异也会较大。例如，连云港市和辽阳市都分别有两种次方言片，但连云港市的高达0.50，而辽阳市的只有0.1403。因此，为了准确衡量当地方言多样性，本文主要采用作为测度，用作为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控制了流动人口性别、年龄及其二次方、受教育程度、婚姻、收入水平、户籍、流动时长及流动范围、老家是否有宅基地等变量(周颖刚等，2019；刘金凤和魏后凯，2021)。此外，回归中还加入了一系列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就业情况(人均工资及就业率)，房价、基础设施(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和公共服务水平(人均教师和人均医生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7》。
此外，由于城市的对外交流情况也会影响流动人口规模，城市的地理变量会被考虑在内。一方面，城市间地理上的隔离可能增强方言多样性；另一方面，城市区位也会影响城市的对外交流，因此本文控制了城市的平均坡度、总面积、距离中心城市的和海岸城市的距离(马双和赵文博，2018；张博和范辰辰，2018)。数据来源于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
(二)实证模型
为考察地区方言多样性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luohu代表个体是否愿意落户城市，核心解释变量div表示流动人口现住城市的方言多样性指数。X是个体控制变量，Z是城市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加入省份固定效应province来控制不同省份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ε为误差项。在上述模型中，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代表城市方言多样性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估计结果
本文利用2017年CMDS数据考察地区方言多样性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被解释变量是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为0—1虚拟变量。基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表1第(1)、(2)、(3)列采用OLS估计，第(4)列采用Probit模型估计。第(1)列仅包括核心解释变量(城市方言多样性指数)，第(2)列加入个体和家庭控制变量，第(3)列和第(4)列进一步控制了城市相关变量。所有回归都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由回归结果可知，地方方言多样性降低了流动人口在本地的落户意愿。具体来说，给定个体特征和城市特征不变，当城市的方言多样性每提高1个单位，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降低13.4%。这一结果在1%显着性水平下显着。比较第(3)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方言多样性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影响的系数相近，且都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为负。
表1 方言多样性对落户意愿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二)内生性问题
尽管前文基准回归中控制了许多可能同时影响方言多样性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变量，但OLS结果仍难以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例如，一些历史上的风俗文化、地理变量等可能同时对方言的多样性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产生影响，即遗漏变量问题，进而导致估计误差。同时，本文计算的方言多样性指标本身也存在“测量误差”，同一次方言区内部也存在声调和语音方面的多样性，不易衡量。因此，本文参照张博和范辰辰(2018)的做法，使用各地市内部河流长度作为方言多样性的工具变量，试图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现有研究显示，地区方言多样性与地形和民俗文化相关，中国自古就有“隔山不同语，过河非乡音”的说法。河流山脉越多的地区越可能被分成一个个小区域，过去交通不发达，河两岸的居民交流较少，各个区域会形成自己内部的交流语言。所以地区河流长度与方言多样性满足相关性要求。另外，随着现代交通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个城市内部的河流长度很难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并且，本文同时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流情况以及内部的交通设施建设等地区控制变量，因此，可以认为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进一步选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
其中，等式(4)为第一阶段回归，length代表城市中河流的长度(取对数)，μ是误差项，其余解释变量同等式(2)。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地区方言多样性的提高会降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表2的第(1)列和第(2)列是2SLS回归的结果，第(3)列是IV Probit的回归结果。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说明，地区的河流长度和地方方言的多样性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即地区的河流越多，方言种类越多。第一阶段回归的值远大于10，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以上结果再次证实流入地方言多样性越高，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越低。
表2 方言多样性对落户意愿的影响:IV回归
(三)稳健性检验①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
(1)克服流动劳动力选择效应。周颖刚等(2020)指出，具有较强能力的人更有可能远距离迁移，而远距离迁移的不确定性又会降低人们的落户意愿(Meng，2020)，因此还存在自我选择偏误问题，劳动力流动范围的选择会造成估计偏差。为此，我们参照呼倩等(2021)的做法，采用Dahl(2002)提出的半参数估计方法，基于劳动力流动结果计算其迁移城市选择概率。
(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地区方言多样性，使用人口数量加权的方言多样性指数来衡量。为检验该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其替换为地区次方言片的种类数。此外，前文基准回归根据问卷中个体回答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本地来判定个体的永久迁移意愿。由于有定居意愿也代表具有永久迁移意愿(刘金凤和魏后凯，2019)，我们使用流动人口是否有在流入地永久定居的意愿代替落户意愿。根据问卷中的问题“你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如果愿意，你愿意在本地呆多久”，本文将回答打算在本地定居的个体视为有定居意愿的个体，赋值为1；其余为0，删除没想好的样本。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地区的方言多样性系数依旧显着为负，即方言种类多样性越高的地区，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越低。
(3)剔除方言差异较小的北方。中国幅员辽阔，以秦岭—淮河为界的南北方呈现出不同的地方文化。方言的形成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与北方相比，南方河流和山脉较多，地形起伏大，内部的方言差异大于北方，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而北方的地势相对平坦，不同地区间方言差异较小。因此，本文将北方地区剔除再次回归，结果显示方言多样性系数显着为负，且系数值变大，符合预期。
(4)考虑流出地宗族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向来注重认祖归宗和落叶归根，这与中国早期文明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宗族思想有关，各个地区的宗族文化会对劳动力的流向决策产生影响(周颖刚等，2019)。因此，本文进一步控制流动人口流出地宗族文化的影响。参考现有文献，我们使用每百万人拥有的家谱数量作为宗族文化的代理变量(潘越等，2019)，实证结果依旧保持稳健。
(四)异质性分析
(1)个体异质性。本部分从不同学历、不同职业和不同流动原因等方面考察方言多样性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我们按照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将高中以下学历定义为低学历样本，高中及以上为高学历样本；将职业分为公务员或者国企事业单位等稳定工作和其他工作；按照劳动力是由于工作务商等主动原因流动，还是因为家属随迁、拆迁搬迁等被动原因迁移进行分组，作为流动意愿的差异。
表3的第(1)列和第(2)列为不同学历子样本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低学历样本对方言多样性更为敏感。可能的原因是语言能力也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马双和赵文博，2018；黄玖立和刘畅，2017)，高学历样本接触的群体中讲方言较少，大多使用普通话，所以相比低学历样本，他们受到的影响更小。表3的第(3)列和第(4)列显示了不同职业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与其他职业相比，公务员或者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流动人口受方言多样性的影响更小。职业特征的差异可能导致方言多样性影响的异质性(马双和赵文博，2018)，对于在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流动人口来说，他们工作更稳定、与他们接触的人群大多使用普通话，所以方言多样性对他们的落户意愿影响更小。表3的第(5)列和第(6)列为区分不同流动原因子样本的回归结果。相比被动流动的样本，主动流动的样本受方言多样性的影响更大。因为主动流动的个体大多为单独流动，在工作中需要更多地与本地人打交道，当他们面对语言环境较为割裂的流入地时，继续流动意愿更强。而被动流动更多是因为家属随迁、婚姻嫁娶等原因，大多是随家人一起流动，家人的陪伴能缓解孤独，提高流动人群的定居意愿(吴贾和张俊森，2020)。
表3 个体异质性:IV回归
(2)文化差异。本文进一步从文化差异的角度，通过区分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方言距离和流动个体是否跨省流动来考察方言多样性对流动人口永久定居意愿的影响。首先，我们根据流动人口户籍地信息构造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方言距离:如果属于同一方言片，方言距离为0；如果不属于同一方言片，为跨方言区流动，方言距离为1(张楠等，2021)。表4的第(1)列和第(2)列给出了不同方言距离的回归结果，方言多样性的阻碍效应主要发生在跨方言区流动的样本中。其次，我们根据流动个体是否跨省流动对流动范围进行划分。表4的第(3)列和第(4)列分别为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的劳动力子样本回归结果。跨省流动的样本对方言多样性更敏感，即流入地方言多样性越高，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越低。可能的原因是，相比省内流动，跨省流动会导致流动人口所面临的文化距离更大，融入感更低(刘毓芸等，2015)。
表4 文化差异检验:IV回归
(3)城市异质性。本文接下来从城市差异的角度，通过区分流入城市包容性环境以及制度环境来考察方言多样性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首先，参考潘越等(2017)和周颖刚等(2020)的做法，我们根据2000年分地区人均拥有的艺术表演团体数量衡量地区的包容程度，一个地区拥有的艺术表演团体越多，城市的包容性越强。表5的第(1)列和第(2)列结果显示，当流入地的文化包容性较低时，方言多样性会降低流动个体的落户意愿；当流入地文化包容较高时，方言多样性将不会影响流动个体的落户意愿。因此，提高城市的包容性有利于缓解方言多样性的阻碍，有利于流动人口在城市“留下来”。
表5 城市异质性检验:IV回归
然后，参考周颖刚等(2020)的做法，我们根据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地方财政预算支出的比值衡量城市制度环境。表5的第(3)列和第(4)列结果显示，如果流入地制度欠缺，方言多样性会降低个体落户意愿；如果流入地制度完善，方言多样性能发挥其文化多样性的正面作用，增强个体的落户意愿。这说明城市的制度化建设有助于降低方言多样性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造成的不利影响。
五、机制分析
正如前文理论分析指出，方言多样性可能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影响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一是方言的交流效应。流入地方言多样性可能会影响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交流，增加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心理成本(马双和赵文博，2018)，进而降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二是流入地本身方言的多样性会削弱本地居民间的相似度和认同感，降低对陌生人的信任度(黄玖立和刘畅，2017)，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不利于他们社会资本的积累，进而降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
本部分将对以上两个机制进行检验。首先，如果流入地的居民能更流利地使用普通话或者该地区属于官话地区，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的交流障碍会更小。如果方言多样性确实是通过交流效应起作用，可以预期在使用普通话较为普遍的地区或者官话地区，方言多样性对落户意愿的影响会更小。反之，如果方言多样性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在不同地区无显着差异，就说明不是方言导致的交流障碍降低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
本文参考徐现祥等(2015)的做法衡量一个地区居民使用普通话的流利程度。具体为，利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将访问员在121个城市中对被访问者的普通话流利程度所打分数取平均值，进一步构造各城市的居民平均普通话水平。分值范围是1—5，数值越大代表居民普通话越流利。我们将是否属于官话地区设定为一个二值虚拟变量，属于取值为1，否则为0。我们在表6的第(1)列和第(2)列分别加入方言多样性与地区普通话流利度和是否属于官话地区的交互项，可以发现二者交互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都不显着，表明方言多样性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存在显着差异，说明方言多样性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机制可能并非语言不通造成的交流障碍。当然，该结果并不是否认普通话普及政策的积极作用，恰恰相反，方言多样性的“交流效应”逐渐淡化可能正是得益于普通话的推广。
表6 方言的交流效应:IV回归
接下来，我们考察方言多样性是否通过文化认同效应起作用。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包括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张博和范辰辰，2018)。区域内方言多样性越高，居民彼此间的认同感和相似度越低，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也越低(黄玖立和刘畅，2017)，影响流动人口在本地社会资本的积累，降低其落户意愿。参考魏下海等(2016)的做法，我们从社会认同感和迁入地歧视两个方面来衡量文化认同。本文用“流动人口是否愿意融入当地”来衡量社会认同感，数值越大代表意愿越强；用“本地人是否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和“是否觉得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来衡量是否存在歧视。数值越大代表本地人越愿意接纳外地人。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方言种类更多样的地区，不仅外来人口不愿意融入，本地人也会看不起外地人，不愿意接受他们。该结果说明，流动人口在方言多样性越高的地区，越不认同自己属于这座城市，具有明显的文化认同效应。
表7 方言的文化认同效应:IV回归
六、结论与启示
地域文化作为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人们的行为有长期和深远的影响。本文从代表地域文化的方言多样性角度切入，将地区的方言多样性指数和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匹配，考察方言多样性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地区方言多样性越高，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越低。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旧成立。且该影响主要发生在教育程度较低、工作稳定性不高，主动流动以及跨省或者跨方言区流动的群体。地区包容性越强，制度越完善的地区，方言多样性对流动人口落户的阻碍作用越弱。最后的机制分析显示，方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认同效应阻碍了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的积累，降低了他们的落户意愿。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推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有重要启示。“十四五”时期的新型城镇化强调要满足人们对公平包容社会的需求，提高新市民对城市生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方言中蕴含的文化认同效应表明，文化差异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引致的文化孤立和割裂会影响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不利于他们在心理上的融入，导致流动人口无法依照市场信号做出迁移决策，降低城市的要素配置效率，影响本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正式制度壁垒如户籍、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对移民决策的作用，更要重视以文化多样性为代表的隐形制度的影响。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疏离既不利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也不利于双方的良性竞争。为了推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我们不仅仅要引导整个社会政策和社会行动的取向，从顶层制度着手，设计一个开放、包容、自由、平等的社会氛围和环境，也要在弘扬地方文化的同时注意文化发展的统一性，消除地方本位主义思想，实现让流动人口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变。具体来说，首先要加强文化建设，注重地域文化间的交流。积极加强社区社会包容性建设，开展更多跨地区交流活动，提高当地人对流动人口的包容度，使流动人口在社会中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其次要重视地区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地区市场化进程。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地区政府间协同治理机制，积极推行流动人口融合社会治理政策，充分发挥正式制度与文化多样性的协调一致。只有在包容、制度完善的环境里，才能发挥方言多样性的作用，吸引思维活跃的创新人才，促进国家的创新活力，使城镇化的成果“惠及全民”，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