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循环、价值链重构与东北工业振兴∗

仝文涛 刘志彪

一、研究背景与典型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利用劳动和土地要素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进入，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了贸易的爆炸式增长。而开放战略在地区间的不平衡实施，使得深度嵌入全球经济循环的沿海地区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和增加值供给偏好渐高于内陆地区(潘文卿和李跟强，2018)，运行方式由过去深度嵌入国内价值链转向全球价值链，打破了地区间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国内价值链联系。具体来说，为了满足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以及进口国生产和消费的偏好，沿海地区企业不再向东北地区购买工业装备，而是把需求转向机器设备更加先进、质量稳定和生产效率更高的国外(刘志彪，2019)。同时，沿海地区在嵌入国际经济循环的过程中，通过获取全球价值链上的溢出和“干中学” 效应，显着提升了自身的工业技术水平，在国内市场上对东北地区的装备制造业形成直接替代。沿海地区对东北工业的替代，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在国内价值链上被边缘化。

学界对东北经济衰退这一问题提出了多种理论解释。林毅夫和刘培林(2004)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衰退主要受累于赶超战略遗留下来的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难以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东北亚研究中心“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课题组(2004)认为，老工业基地的衰落是由技术、产业落后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引起的；林木西(2003)认为，东北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体制机制矛盾。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东北经济衰退现象的发生机制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然而，这些研究大多缺乏从经济体系的内在关联和产业动态发展角度所进行的分析，本文从价值链重构角度对东北工业衰退的研究作了有益补充。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点进行新的探索:第一，从研究视角上，在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背景下，以价值链视角探究东北工业的衰退困境，对东北问题研究中可能被忽视的重要方面进行补充；第二，从研究方法上，利用价值链分析方法研究区域产业发展问题，基于区域价值链联动与空间价值依存视角，构建多层次多角度的测度指标，使用1987—2015 年较长时间跨度的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较为全面地分解东北的区际贸易和工业产值；第三，从研究意义上，基于经济循环和东北工业价值链变动背后的逻辑，以全新视角为振兴东北工业提供政策抓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东北快速发展成为我国重工业基地，除了自身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和较好的工业基础以及国家主导的优先发展战略，大规模建设和经济发展对东北工业产品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并由此在国内建立广泛的工业联系。①《新中国60 年》记录了东北与其他地区的工业调配数据:辽宁省1952—1985 年全省净调出生铁3 738 万吨，钢材5 485 万吨，纯碱814 万吨，水泥3 998 万吨，各种有色金属178 万吨，输出的工业产品占到全省产量的90%以上。1953—1987 年间，黑龙江省调出煤炭3.06 亿吨，木材2.69 亿立方米，原油7.25 亿吨，粮食6 475 万吨，发电设备2 398 万千瓦，以及大量的冶金设备、矿山设备、机床、货车、钢材、铝材、轴承、仪表、工具等重工业产品，糖、纸、乳、麻等轻纺工业品和羊毛、油料、烤烟等农副产品。吉林省在汽车制造、石油化工、能源工业、煤炭工业、冶金工业等方面为国家提供大量的相关物资和设备，并接受来自华东地区的轻工业产品，形成较为紧密的工业联系。然而，20世纪90 年代，沿海地区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而东北地区开始出现经济衰退的迹象。比如东北区域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低于全国2.5 个百分点，占全国经济比重降低1.3 个百分点。同时，每年超过1/5 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1999 年甚至出现超过34%的工业企业亏损，是长三角地区的1.6 倍；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率达到2.6%，是长三角地区的2.1 倍。

2003 年，中央将“东北振兴” 提升为国家战略，实施了多批次的工业振兴项目，投入了大量专项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东北的基础设施，有效缓解了就业和民生问题。然而，东北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②《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 33 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 13 号)。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2016 年和2018 年东北地区经济出现负增长。2014 年以来，东北工业增加值连续出现负增长，2016 年东北工业企业亏损率高达2.2%，是长三角地区的4.5 倍，而利润率仅为长三角地区的53%；2017 年工业企业亏损企业数高达20.7%，是长三角地区的1.73 倍。③数据来源:《新中国60 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不可否认，从全世界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实践看，东北经济振兴必然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东北经济振兴的本质在于工业振兴(王胜今，2004)，而本文将研究聚焦到东北工业，认为东北工业价值链变动的背后，可能掩藏着解决东北问题的内在逻辑和政策抓手，是在研究东北工业衰退问题上被忽视的重要角度。

二、事实探究

(一)增加值分解框架

我们通过分解区际贸易和工业产值的增加值以获取其组成、流动和被吸收情况等动态信息，并据此来判断东北工业被边缘化的事实。

1.区际贸易的增加值分解框架

在Koopman 等(2011)分解一国贸易总出口的基础上，Wang 等(2013)将国际贸易分解框架扩展至国家—产业层面，为将其应用至区际产业贸易层面提供了方法基础。随后，该方法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苏庆义(2016)、潘文卿和李跟强(2018)等分解了中国的区域贸易。其中，苏庆义(2016)放松了前文的进口全部被国内区域吸收的假设，将进口分解为纯进口部分和回流部分，使国内区际贸易的增加值分解更加精确；同时，将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分解联系起来，为两者的互动与关联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此后，盛斌等(2020)借鉴这一方法研究了全球价值链(GVC)、国内价值链(NVC)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借鉴苏庆义(2016)、盛斌等(2020)的做法，对东北地区国内区际贸易增加值进行分解，并设计一系列研究指标。

通过模型推导，可以得到区域m对n的区际贸易分解公式①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分解公式推导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科学》官网论文页面“附录与扩展” 栏目下载。:

其中，vm为增加值系数向量，amn为直接消耗系数向量，lmm＝ (I－amm)－1，bmn为完全消耗系数向量，pmn为纯进口增加值系数向量，rmn为回流增加值系数向量①pmn 与rmn 通过分解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中的进口数据得到。，ek为出口列向量，ymn为最终消费品列向量，zn∗为贸易总流出向量。“＃” 表示相同维度矩阵对应元素乘积。

将m区域对n区域的区际贸易分解为17 项，大括号右下角的数字为相应项数。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将式(1)中分解项整合为六大类(见表1)，分别为:被国内其他地区或国外吸收的本地区(m区域)增加值AV1；流出后又返回并被吸收的本地区增加值AV2；国内其他地区(非m区域)增加值AV3；国外增加值AV4；通过进口回流的本地增加值AV5；重复计算项AV6。进一步对AV1 分解:流入n区域并被吸收的本地区增加值AV11；流入n区域又流出被国内其他地区吸收的本地区增加值AV12；流入n区域又流出被国外吸收的本地增加值AV13。再进一步分解AV11:以最终品形式流入n区域的本地增加值AV111 和以中间品形式流入n区域的本地增加值AV112。

2.工业产值的增加值分解框架

借鉴Miller 和Blair (1985)、Meng (2009)的方法，我们通过分解产值(IND)的增加值空间构成，可以得到区域产业产值分解公式②该部分分解公式推导过程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

其中，O为与产值相关的区域间列昂惕夫(Leontief)逆矩阵，将矩阵O分解为区域内效应(对角矩阵)和区域间效应(溢出效应，为非对角矩阵)，进一步分解区域内效应，得到区域内乘数效应OPmm和反馈效应OQmm＝Omm－OPmm。分解最终得到三个效应:区域内乘数效应是使用本区域中间品生产引致的产值，反馈效应是使用区域外中间品生产引致的产值，溢出效应是其他区域(国家)使用本区域中间品引致的产值。

在此基础上分解最终品产值Y，可以得到生产的空间依存关系，由本区域使用的最终产出、流出到其他区域的最终产出和出口到国外的最终产出组成。式中OPmm×ymn(m＝n)表示在m区域生产为满足本地区消费通过区域内乘数效应引致的m区域的产值，OPmm×ymn(m≠n)表示在m区域生产为满足n区域消费通过乘数效应引致的m区域的产值，OPmm×em表示在m区域生产为满足国外消费通过乘数效应引致的m区域的产值。OQmm×ymn(m＝n)表示在m区域生产为满足m区域消费通过反馈效应引致的m区域的产值，OQmm×ymm(m≠n)表示在m区域生产为满足n区域消费通过反馈效应引致的m区域的产值，OQmm×em表示在m区域生产为满足国外消费通过反馈效应引致的m区域的产值。表示在其他区域(非i(j)区域)生产为满足i(j)区域最终需求通过溢出效应引致的i(j)区域的产值，表示在其他区域(非i区域)生产为满足j区域最终需求通过溢出效应引致的i区域的产值，表示在其他区域(非i区域)生产为满足国外最终需求通过溢出效应引致的i区域的产值。进一步地，我们使用溢出效应构造分散度指数与敏感度指数。分散度指数是指本地区工业最终需求每增加1 个单位，引致的国内其他地区的产值份额，即每年的溢出效应矩阵剔除对角线元素的列之和。相对应地，敏感度指数为溢出效应矩阵剔除对角线元素的行元素之和，即国内其他地区每增加1 单位工业最终需求，引致的本地区工业产值增加份额。

(二)东北工业被边缘化和衰退现象的实证研究

本部分的数据来自1987—2015 年间6 个年份的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包括市村真一和王慧炯编制的2007 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①市村真一、王慧炯编制，《中国经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年。、国家信息中心编制的1997 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编制的2007 年和2012 年30 (31)省市区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以及石敏俊和米志付编制的2002 年、2015 年的30 (31)省市区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我们把以上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统一整合，便于测算和分析。

1.区域联动视角

本文借鉴王岚(2014)的方法测度国内价值链参与度，能够初步把握东北工业被边缘化问题。1987—2015 年，东北地区在国内的工业价值链参与度经历了快速降低和小幅回升的过程。在快速下降阶段，我国进入主动融入全球生产秩序时期。1988 年，我国开始实施“沿海发展战略”，拉开了融入全球经济循环的序幕。随后，1992 年南方谈话和2001 年加入WTO，加快了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循环的进程。在这一阶段，东北在国内工业价值链的参与度大幅降低。随后进入小幅波动回升阶段，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从外部看，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减缓了全球化的发展速度(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等，2019)。从内部看，2006 年，我国政府注意到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偏高，需要加强国内经济建设。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发〔2006〕 12 号)。此外，东北振兴战略也使得东北地区国内工业价值链参与度出现小幅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较低的嵌入水平。

本文使用区际贸易分解方法，得到东部沿海与东北的区际贸易分解结果，结果如表2 和表3 所示。从区际贸易增加值的组成看，区域流出产品中包含的非本地增加值比例越高，说明该区域与外部的增加值互动越频繁，区域间产业联系越紧密；反之，说明产业关联越松散。1987—2015 年，东北地区流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产品中所包含的国内其他区域创造的增加值(AV3)和国外增加值(AV4)均显着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流入东北地区的工业产品中包含的AV3 和AV4，这种现象在AV4 上尤为明显。需要关注的是，东北地区流出工业产品中AV3、AV4 表现出递减趋势。从增加值组成层面看，东北地区在国内和全球价值链上的工业关联弱于东部沿海地区，且有进一步减弱的趋势。

表2 东北地区对东部沿海的区际贸易分解

表3 东部沿海对东北地区的区际贸易分解

根据区际贸易中本地增加值被不同地区所吸收的情况，我们将AV1 分解为被流入区域吸收的份额(AV11)、再流出被国内其他区域吸收的份额(AV12)和再流出被国外吸收的份额(AV13)。在我国加入全球经济循环的前后阶段，东北与东部沿海的双边贸易中AV11 和AV12 的大小均发生了逆转。1987 年，东北地区流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产品中的AV11 (0.424)显着高于东部沿海地区流入东北地区的工业产品中的AV11(0.353)。而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东北地区流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产品中的AV11一直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流入东北的工业产品中的AV11。AV12 的情况则相反，1987 年，东北地区流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产品中的AV12 (0.151)显着低于反向流入工业产品中的AV12 (0.182)，而之后，东北地区流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产品中的AV12 逐渐高于反向流入工业产品中的AV12。区际贸易中被流入区域吸收的份额可以体现区域的价值创造能力。AV11 的逆转表明，我国加入国际经济秩序以来，东部地区工业技术和价值创造能力提升迅速，而东北地区技术水平和价值创造能力出现衰减现象。区际贸易中的增加值经过流入地区加工后再流出，最终被国内其他地区所吸收的份额(AV12)体现的是流入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关联程度，联系越紧密，关联程度越高，被吸收的可能性越大、份额越多。因此，AV12 的逆转表明，我国经济进入全球化阶段后，工业产品流入东北地区后流动性有所下降，但流入东部沿海地区后却有所提升，说明东北地区在国内的工业互动方面出现弱化趋势。进一步地，流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产品被国外吸收的份额一直远高于流入东北地区工业产品的AV13，而流入东北的AV13 呈递减趋势。由此可以证明，东部沿海地区正在逐渐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而东北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情况呈逐渐弱化的态势。

我们使用被流入地吸收的本地增加值的工业产品形式分解AV11，发现东北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贸易产品形式存在一个逆转:1987 年，东北地区流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产品以产成品为主(0.247>0.176)，东部沿海地区流入东北地区的工业产品则以中间品为主(0.156<0.197)。之后，情况发生逆转，东北地区流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产品以中间品为主，而反向流入的工业产品以产成品为主。由此表明，在我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循环的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制造能力得到显着提高，同时在国内工业价值链上的地位也得到提升，逐步替代东北地区国内工业基地的位置。

不论是从区际贸易中工业产品的增加值组成和增加值再流出，还是从被吸收的增加值形式看，我们发现在中国加入全球经济循环以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其工业能力得到显着的提升，但同时东北工业越来越难以融入国内价值链，且在全球经济循环中的参与度较低。

2.空间依存角度

本文在分解区际贸易研究东北工业区域联动的基础上，分解国内四大区域的工业产值，以探究东北工业生产的空间依存关系。我们使用相关分解方法，将工业产值分解为乘数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其中，乘数效应和反馈效应是内部效应，为本地最终品生产中的工业产值比率；而溢出效应是外部效应，为国内其他区域或国外最终品生产的工业产值比率。结果如表4 所示，各区域的内部效应均占绝对优势，表明国内各区域工业产值均为内部生产主导型，东部地区尤为明显，内部效应平均为87%以上。乘数效应使用本地中间品的工业产值比率来反映工业生产的内部依存度。四大区域中，东部地区工业生产的内部依存度最高，表明东部地区工业生产的供应链相对比较完备。自1987年起，乘数效应经历了倒V 形走势，2002 年达到高点，随后降低，说明我国加入WTO以来，东部地区加强外部关联，努力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国内乘数效应有所下降，但仍在85%左右，远高于其他地区。起初东北地区的乘数效应在国内处于较低水平，但在之后快速下降，在2012 年和2015 年均处于国内最低水平。2015 年东北工业生产外部依存度达近1/3，表明东北工业生产中的外部依存度较高，区域内的供应链较弱。

进一步地，本文依据消费地差异分解乘数效应，结果如表5 所示。我们发现，1987—2015 年东北地区本地消费通过乘数效应产生的工业产值份额均高于东部地区，实证了东北工业“生产—消费” 的自循环特征，即工业产成品主要用于本地消费，国内其他地区对东北地区的工业诱发关联较弱。国外对东北工业的诱发关联在2007 年到达顶点后迅速降低。同时，东部地区工业在诱发关联上表现出强烈的外部关联特征，国外消费通过乘数效应产生的东部地区工业产值比率远高于其他地区，2007 年达到的峰值(0.46)超过本地消费通过乘数效应产生的工业产值比率(0.37)。在区域间的相互作用中，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表现出诱发关联的不对称性，即在国内各区域通过乘数效应诱发的东北工业产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对东北地区的诱发作用最大，而东北地区对东部地区的诱发作用最弱，表明东部地区需求对东北工业生产表现出单方面的相对重要性。

表5 东北与东部地区乘数效应分解

反馈效应采用本地使用外部中间品生产的工业产值比例衡量，为生产上的区域联动指标，该数值越大，说明生产关联越强。东北工业生产的反馈效应表现出快速衰减现象(见表4)，1987 年数值 (0.0085)仅高于西部地区 (0.0044)，远低于东部地区(0.0299)，随后迅速降低，2002 年仅为0.0019，而后虽略有增加(0.0044)，但仍处于全国的最低水平。与东北地区形成对比的是，样本期间东部地区工业生产的反馈效应远高于国内其他区域；同时，中部地区的反馈效应上升显着，表明东北地区利用外部工业中间品的比率在降低，生产上的区域联动在减弱，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溢出效应采用本地流出的中间品创造的工业产值比率衡量，即溢出到外部的工业产值份额。东北工业的溢出效应经历了U 形变动趋势(见表6)，2002 年以来在国内处于较高的溢出水平，尤其在2007 年后，其溢出效应一直保持在国内的最高水平。从价值链治理角度看，价值链上的价值分配一般由“链主” 企业所主导，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厂商易于产生溢出，从而被“链主” 企业收割(Antrás，2020)。因此，东北工业在国内价值链处于较低端的位置。另外，区域互动存在严重的“溢出不对称” 现象。东北地区对各区域的溢出效应中，东北工业对东部的溢出效应最大；而东部地区对各区域的溢出效应中，对东北地区的溢出效应最小。由此可以反映东北工业在国内价值链上逐渐处于边缘地位并逐渐衰退。

表6 东北与东部沿海的溢出效应分解

本文还测度了中国四大区域敏感度指数与分散度指数，结果如图1 所示。我们发现，东北工业的敏感度指数在国内处于较高水平，且有不断增强的趋势，2015 年成为国内最高(0.25)。然而，东北工业的分散度指数表现低迷，远低于国内其他地区，且在波动中逐渐降低，表明东北工业在国内工业领域已经由“领跑者” 转变为“跟随者”，易于受其他地区的需求影响，但没有能力去影响其他地区。东部地区则反之，拥有国内最低的敏感度指数和最高的分散度指数，这说明东部地区在国内拥有较强的工业影响力，这与其在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形成的强大制造能力相契合。

图1 1987—2015 年中国四大区域敏感度指数与分散度指数

三、作用机理与理论假说

本文将东北经济衰退问题放入我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地区间的不平衡改革导致了区域间的不平衡开放，重构了国内价值链。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成功地带动了中国经济起飞。东部沿海地区率先以加工贸易的形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两头在外，大进大出”①“两头在外，大进大出” 是指中间品大量进口、国内制造组装、产成品大量出口的加工贸易模式的重要特征，为1988 年我国沿海开放战略成功实施、融入全球经济循环的主要形式。的工业模式强化了外生性的全球经济联系，但同时弱化了内生性的国内工业关联，对东北工业形成替代效应。东部沿海地区在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通过获取溢出和“干中学” 快速提升了工业能力(倪红福和夏杰长，2016)，其工业产品在国内市场与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形成直接竞争关系，甚至替代。此外，沿海地区借助区位优势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后，减少了对东北工业最终品和中间品的采购与使用，从而对东北工业形成了间接替代。这些替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东北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工业关联，使东北工业陷入市场份额缩减与技术衰退的恶性循环，并进一步使得经济产生衰退现象。由此，得到理论假说1。

假说1:东北地区与国内价值链脱节是其产生工业衰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技术衰退与市场缩减导致东北工业衰退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展开分析。首先是市场缩减效应。东北工业与国内经济循环脱节，使得东北工业企业生产的中间品和产成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份额不断缩减，造成东北地区的“引进难” 和“走出难” 问题。一方面，东北地区受计划经济影响颇深，市场观念较淡薄，营商环境差强人意(林木西，2003；徐现祥等，2022)，其他地区企业难以有动力进入东北市场。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为东北地区留下大量国有企业，虽经过多轮国企改革，但现阶段国有企业占比仍较高。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行政垄断地位，相对缺乏创新动机和寻求新商机的敏锐度，导致创新乏力、技术落后(东北亚研究中心“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课题组，2004)，难以与东部沿海地区同类型工业企业竞争，从而造成东北工业“走出难” 问题。市场缩减可以通过三个效应来影响东北工业发展:第一，弱化东北工业市场的中间品效应。区域贸易主要为中间品贸易(樊海潮和张丽娜，2018)，市场中充裕的中间品供应能够增强可替代性，从而有效降低生产成本(Amiti 和Konings，2007)。东北工业市场缩减的中间品效应使得其在国内市场中中间品可选品类大幅减少，企业难以生产出高质量工业产品。第二，使东北工业生产中的大市场效应失效。嵌入价值链可以使企业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有利于释放规模效应(Baldwin 和Yan，2014)。东北工业生产规模的缩减，可能会导致东北工业的生产规模不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的失效。第三，弱化东北市场的竞争效应。Chiarvesio 等(2010)发现，企业在面对嵌入价值链的竞争时，会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以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然而，东北工业参与国内价值链的积极性不高，在国内区域间生产联动减少，从而弱化了其竞争效应，工业中间产品迭代升级滞后，工业转型升级进展缓慢。由此，本文提出理论假设2。

假说2:在东北地区与国内价值链脱节从而造成工业衰退的过程中，市场缩减效应发挥了中介作用。

其次是技术衰退效应。价值链的本质是一种治理机制，“链主” 企业依靠强大技术、市场或品牌优势，拥有优先配置产品增加值的权力，既可以进行直接投资进而形成紧密的垂直一体化价值链，也可以靠市场交易形成松散的价值链(刘志彪，2019)。价值链上的企业需要相互协作生产出完整的产品，这就要求这些企业的生产技术具有衔接性，因此，价值链是缩小企业间技术差异的有效机制(张少军和刘志彪，2013)。对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东北地区来说，缺乏创新动机必然会导致工业技术的落后，使其工业装备业逐渐失去竞争力，与国内工业价值链逐渐脱离；而缺乏价值链上相互配套企业间的技术协同效应，会进一步拉大东北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技术差距。东北地区的工业技术衰退效应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分工深化难以支撑。根据斯密-杨格定理(Smith-Young Theorem)，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产品生产链的延伸越长，分工越深，技术水平越高。东北工业技术衰退，难以支撑分工深化，而失去技术优势则会不可避免地失去原有的工业装备市场，导致衰退现象的出现。第二，竞争弱化导致创新动力不足。De Loecker(2007)认为，出口参与国际竞争有助于提升生产率。东北工业参与区域间生产和销售活动逐渐减少甚至退出与外部同类型企业的竞争，而竞争机制的弱化会强化国有企业的垄断，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动机，并将中小民营企业压制在更加狭小的发展空间里，东北地区也会丧失与发达地区协同发展的战略机遇。第三，接受技术溢出的机会减少。参与价值链和资本交流可以使得本地企业有机会接触具有先进技术的高科技公司，享受知识溢出带来的技术进步(盛斌和郝碧榕，2021)。东北工业与国内价值链脱节会抑制其比较优势的释放，不利于吸收外来资本的技术溢出。由此，本文提出理论假说3。

假说3:在东北地区与国内价值链脱节从而造成工业衰退的过程中，技术衰退效应也发挥了中介作用。

最后是循环因果累积效应。市场缩减和技术衰退存在恶性循环因果累积效应。原有的国内经济循环被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融入全球价值链所打破，而东北工业产品市场不断缩减，企业收益不断减少，研发费用随之降低，难以进行产品创新，工业技术水平逐渐下降，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工业产品的竞争力，缩减其市场，如此往复，形成了技术衰退与市场缩减的循环因果累积。这一机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东北工业的衰退现象和“振而不兴” 困局。虽然国家实施了多轮振兴东北地区的计划，然而以投资和财政补贴等“输血式” 的东北振兴方式难以打破市场缩减与技术衰退的恶性循环，更不能激发东北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因此，难以真正从根本上振兴东北工业。由此，本文提出理论假说4。

假说4:东北地区的技术衰退和市场缩减现象具有循环因果累积效应。

四、经验研究

(一)模型设定、变量构造和数据来源

为了考察东北工业与国内经济循环脱节对东北工业衰退的影响，本文设定以下基准模型:

其中，IOV代表东北工业衰退变量，VCP代表衡量东北工业与国内经济循环脱节的变量，X为控制变量集，T为时间趋势变量，φi、φj、φt分别表示地区、行业和时间的固定效应，ε为残差项，下标i代表地区、j代表行业、t代表时间。被解释变量为东北工业衰退情况。由于工业产值能够综合反映东北工业发展状况，借鉴迈克尔•波特(2005)对产业衰退的定义，本文使用工业产值作为度量东北工业衰退情况的替代指标，并使用价格平减指数将其换算成以1987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工业产值，以消除价格胀缩对经验分析的干扰。核心解释变量为东北工业与国内经济循环脱节情况，使用前文测算的东北工业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来度量。

为了避免估计偏误，我们需要选取若干控制变量。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选择劳动L和资本K这两个重要的投入要素作为控制变量。我们使用年末平均从业人数衡量劳动变量；同时借鉴张军等(2004)的方法，使用资本存量＝ [资本总量× (1－折旧)]/价格指数(其中折旧率选取9.6%)，计算出以1987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资本存量。由于考察周期较长，需要加入时间趋势项以避免伪回归；同时，需要将市场化和信息化这两个对经济长期增长具有较大影响的因素纳入模型。市场化指数(CTIOV)采用非国有企业销售收入占比衡量，信息化指数(PTBV)使用邮电业务总量衡量。此外，控制变量还包括经济专业化程度(SE)、经济多样化程度(DE)和基础设施(INF)。借鉴范剑勇等(2014)的做法，经济专业化与经济多样化程度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i、j、t的含义与前文保持一致，Lijt表示t年i地区j行业的年末平均从业人数，POWER(A，－1)为A的倒数函数。此外，基础设施采用铁路营业里程、内河航道里程和公路里程之和除以区域面积来度量。

本文共获取东北地区36 个城市1987—2021 年22 个制造行业①22 个制造行业包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纺织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27 720 条样本数据。其中，工业产值、劳动、资本、经济专业化、经济多样化、基础设施等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省份的统计年鉴，东北工业的价值链参与度根据投入产出数据计算得到。

(二)经验研究结果

1.基准经验研究结果

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结果拒绝了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与所有解释变量均不相关的原假设，故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基准模型的经验回归结果如表7 所示。其中，第(1)列展示了核心解释变量东北地区与国内工业价值链脱节对东北工业产值的经验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东北地区与国内工业价值链脱节显着负向影响了东北工业产值，说明东北地区与国内工业循环的脱节可以解释东北工业衰退现象。第(2)列至第(8)列为依次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的经验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东北工业与国内价值链脱节依然能够很好地解释东北工业衰退现象，假说1 得到验证。东北地区的脱节对工业生产链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上游环节，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占比过高，而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缺乏创新驱动力(林毅夫和刘培林，2004)，与价值链脱节使得东北工业减少了享受知识溢出的有效途径，难以形成技术驱动的内生增长方式。在中游环节，东北工业产品得不到市场认可，随着与外部经济联系的弱化，难以选配到质优价廉的中间品供应生产，使得制造工艺逐渐落后。在下游环节，传统的国有企业经营模式对售后附加值的开发不太重视，而与国内经济循环脱节进一步降低了知识的传播，好的经营理念和市场化手段在东北地区难以得到广泛采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北工业的衰落。

表7 经验计量基准模型结果

控制变量中，资本、市场化指数、信息化指数和东北工业经济多样化指数均显着解释了东北工业产值。其中，资本对东北工业产值的解释力最强，这与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特点有关。作为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在改革开放以后也保持着重资本特点(东北亚研究中心“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课题组，2004)，实证结果表明东北工业发展仍是资本驱动模式。同时，人力资本对东北工业的影响不显着，因为东北地区人口外流较为严重，人力资本流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北地区产业发展，实证结果表明东北地区人力资本对工业发展的创新效应有待进一步发挥。

2.内生性检验

研究产业价值链参与度与工业产值的关系需要考虑两者的内生性问题。关于国内价值链参与度工具变量的相关文献较少，我们在借鉴盛斌等(2020)做法的基础上，优化处理方法并延长考察期限，将东北三省级别的最高行政领导(省长和省委书记)与其他地区的调动(包括调入和调出)数据作为国内价值链参与度的工具变量，原因有二:其一，行政领导对于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行政领导的跨区域调动会促进区域间的经济联动，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设定。其二，地方行政领导由中央直接任命，与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无相关关系，可以较好地满足外生性条件。

为了与投入产出表的年份相一致，本文将1987 年、1997 年、2002 年、2007 年、2012 年和2015 年设定为时间节点；将1978—1987 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行政领导向东北地区以外的调动情况作为1987 年的工具变量数据(OT)，同样地，将1987—1997 年东北三省行政领导向东北地区以外的调动情况作为1997 年的数据，以此类推，得到2002年、2007 年、2012 年和2015 年的行政领导调动数据。由于行政领导在区域间调动对产业联动的影响具有递减效应，因此本文并没有采用盛斌等(2020)选用累积数据的方法，仅选取相对应时间区间的调动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官志》及人民网地方领导资料库。我们使用面板工具变量法进行经验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内生性检验

第(1)列仅展示了工具变量对东北工业的经验回归，结果显着支持东北工业与国内价值链脱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北工业衰退现象的结论。第(2)—(8)列逐渐加入控制变量，结果稳定且显着。表中Anderson canon.corr.LM 统计量、Cragg-Donald WaldF统计量和Sargan 统计量证明工具变量的经验分析中不存在识别不足、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问题。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3.稳健性检验

经验分析是否稳健是检验实证结果可靠性的重要步骤，本文首先选取政策冲击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了解决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东北地区出现的经济衰退现象，2003 年国家提出“东北振兴战略”，大大改善了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有效遏制了产业衰退，但深层次问题仍然未得到有效解决(董香书和肖翔，2017)。因此，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地区的工业产值增长虽有提升，但是其与国内价值链脱节的趋势仍未改变。我们在经验分析模型中加入东北振兴战略政策冲击的虚拟变量(RN)，结果如表9 第(1)列所示。我们发现，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来，价值链脱节依然显着负向影响了东北工业产值，说明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并没有通过促进东北工业融入国内价值链而对东北工业衰退产生有效遏制。究其原因，其一，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手段侧重项目投资(王洛林和魏后凯，2006)，实施不够精细(魏后凯，2008)，地方政府只重视争取项目而忽视项目管理，不能有效促进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并融入国内价值链，造成“项目怪圈” 现象。其二，缺乏针对性的“输血式” 振兴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东北地区经济产值，但难以使其形成内生增长动力(董香书和肖翔，2017)。

表9 滞后项、政策冲击与异质性检验

我们进一步使用滞后项和替代变量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加入东北工业价值链参与度的滞后一期(L-VCP)和滞后二期(L2-VCP)变量后(见表9 第(4)、(3)列)，滞后项结果显着，表明经验分析结果是稳健可靠的，同时说明与国内价值链脱节对东北工业衰退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我们还选用工业流动系数(IFC)来替代价值链参与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张亚雄和齐舒畅，2012)。工业流动系数表示工业中间品和最终品在区域—产业间的流动和使用强度，该系数越大，说明某地区在国内区域间的工业联系越密切，对价值链参与度具有较好的替代性。结果如表9 第(4)列所示，结果显着且稳健。综上所述，在考虑了异质性问题后，经验分析的核心结论没有受到影响。

五、进一步分析:机制检验

(一)市场缩减效应

我们使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来测算东北地区工业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变化情况。其中，市场份额包含东北地区生产和使用的工业品，工业品包含中间品和产成品。结果如图2 所示，1987—2015 年间，不论是东北地区生产的(中间)工业品占据全国市场的份额，还是使用的(中间)工业品占据全国市场的份额，均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说明东北地区工业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在缩减。比如，1987 年，东北地区生产的(中间)工业品占国内市场份额为(12.3%)13.2%，2002 年和2015 年接连下降到(6.8%)7.2%和(5%)5.2%，2015 年东北地区(中间)工业品仅为1987 年的(41%)39%，说明东北地区工业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大幅缩减。

图2 东北地区生产/使用(中间)工业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变动情况

我们参考江艇(2022)关于中介效应检验的解释，来检验国内价值链脱节是否通过技术的作用渠道造成了东北工业衰退。前文阐述了市场缩减作为国内价值链脱节导致东北工业衰退作用渠道的理论逻辑，明确市场缩减对东北工业衰退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将检验重心聚焦到自变量对因变量和中介变量的识别可信度，重点识别价值链脱节对市场缩减因果关系的可信度。我们依次通过以下模型进行一系列可信度检验:

式(6)和式(7)中，IOV、VCP、T、φi、φj、φt与前文含义相同，DBPM代表东北工业产品的国内市场缩减指标，为中介变量。结果如表10 所示。

表10 市场缩减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10 结果表明，与国内价值链脱节对东北工业产品市场缩减的影响较为显着，工具变量检验表明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同时，稳健性检验和滞后项检验结果说明价值链脱节造成市场缩减的因果关系具有较高可信度。根据以上结果可以得到:东北与国内价值链脱节造成工业衰退的过程中，市场缩减效应发挥了中介作用。理论假说2 得到验证。东北工业与国内价值链脱节缩减了其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降低了工业链的迂回度，增加了使用国内外市场上质优价廉中间品的搜寻成本，从而造成东北工业的衰退。

(二)技术衰退效应

为了较为准确地检验东北工业的技术衰退程度，我们使用包络数据分析法测算了东北地区22 个细分工业的技术效率，图3 分类展示了技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的情况。纵向看，我国融入全球经济循环后，东北工业技术效率在波动中降低，尤其是在“东北现象” 期间①“东北现象” 是指20 世纪90 年代东北出现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发展陷入困境的现象。显性表现为大量国有企业出现债务危机，导致工厂停产，甚至倒闭，大批工人出现下岗失业。，多数年份工业技术效率低于1，说明这一时期东北工业技术在衰退。东北振兴战略实施期间，东北工业技术效率均值达到1.13，说明振兴战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工业技术效率的提升。而2012 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新东北现象” 出现①“新东北现象” 是指2015 年前后，我国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 叠加，东北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爆发，经济增速骤减，甚至出现负增长的现象。，工业技术效率急转直下，2015—2016 年工业技术效率仅为0.93和0.89。此外，东北地区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技术效率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表明结果是稳健的。其中，东北地区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技术效率变动对外界冲击相对较为敏感，而技术密集型工业则较为不敏感，这是因为资本密集型企业为主体的东北工业，其技术效率受外界冲击的影响更大。

图3 东北工业技术效率变动情况

进一步地，本文使用同样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将东北工业的技术效率水平(TFPCH)作为衡量技术衰退的指标，检验技术衰退是否在国内价值链脱节导致东北工业衰退中具有中介效应，结果如表11 所示。

表11 技术衰退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11 结果表明，与国内价值链脱节能够显着解释东北工业的技术衰退，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同时，稳健性检验和滞后项检验结果说明，价值链脱节造成技术衰退的因果关系具有较高可信度。根据以上结果可以得出:在东北地区与国内价值链脱节从而造成工业衰退的过程中，技术衰退效应发挥了中介作用。理论假说3 得到验证。与国内价值链脱节减少了东北工业接受外部先进企业技术溢出的机会，弱化了分工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造成东北工业技术能力降低和工业衰退。

(三)循环因果效应

我们进一步检验东北工业技术衰退与市场缩减之间是否存在循环因果效应。运用面板数据的格兰杰(Granager)因果检验方法，结果如表12 和表13 所示。从东北工业技术衰退和市场缩减互为因果关系的滞后1—3 期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以发现，不论是Z-bar统计量，还是Z-bar tilde 统计量，均拒绝原假设:技术衰退(市场缩减)不是市场缩减(技术衰退)的格兰杰原因，因此我们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得到东北工业技术衰退和市场缩减互为因果的结论，理论假说4 得以验证。技术衰退与市场缩减的循环因果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东北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逐渐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同时，工业品输出不仅没有增长，甚至在逐渐失去原有国内市场，东北工业逐渐衰退，“输血式” 振兴手段失效。

表12 东北工业市场缩减对技术衰退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表13 东北工业技术衰退对市场缩减的格兰杰因果检验(1—3 期滞后)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有以下几个主要结论。第一，本文从区域联动角度分解区际贸易的增加值，结果发现不论是从区际工业贸易的增加值组成和增加值再流出，还是增加值的流动形式看，中国加入全球经济循环以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工业能力得到显着提升，东北工业在国内的价值互动逐渐弱化，且在全球价值链中保持低参与度。从空间依存角度的结果可以发现:东北工业生产规模在缩减，生产能力在衰退，且表现出工业“生产—消费” 自循环特征；东北工业利用外部中间品的比例在降低，生产中区域联动在减弱；东北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溢出不对称，及高敏感低分散特征，表明东北工业在国内价值链上处于劣势地位。第二，经验研究发现，脱节国内价值链显着阻滞了东北工业发展，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东北工业的衰退现象。同时，研究发现东北工业发展仍是资本驱动型，人力资本对工业发展的创新效应有待进一步发挥。考虑内生性、稳健性和异质性问题后，核心结论依然成立。此外，研究发现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并没有能够很好地促进东北工业融入国内价值链进而有效遏制东北工业衰退。

作用机制检验有以下结论:其一，从东北地区使用和生产(中间)工业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变动情况可以发现，东北工业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份额缩减严重；其二，虽然东北振兴战略使得工业技术效率得到一定的提升，但东北工业技术衰退仍较为严重，尤其是在“新东北现象” 期间，东北工业技术效率均呈现出显着的衰退现状；其三，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市场缩减和技术衰退在国内价值链脱节造成东北工业衰退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因果检验从一定程度上得到东北工业技术衰退和市场缩减互为因果的结论。

本文研究结论有以下启示。应在“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下振兴东北工业，以对内开放为抓手，形成竞争有序的东北区域大市场，充分利用装备制造业优势，整合东北工业价值链，培育技术创新生态，重构技术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并不断深度融入国内经济循环和全球经济循环。以“双循环” 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内在逻辑中，开放、市场和技术是三个相互关联的关键环节。第一，以对内对外开放实现内外联动，推动东北工业“引进来” 和“走出去”。以对内开放带动对外开放，形成内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以不断整合和扩大的内需优势，吸引国内和全球优质资源进入东北地区，提升东北工业企业的创新水平和竞争力，让它们有能力、有实力“走出去” 和“走上去”，去开拓国内和全球市场，以此形成东北工业技术升级和市场扩张的良性循环。第二，技术和市场是实施区域赶超战略的两条有效途径，二者相互补充互为支撑。整合东北地区工业价值链，培育技术创新生态，加强国内工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利用多家东北制造企业积累的技术优势，整合东北区域内的工业价值链，将非核心主营业务外包出去，聚焦本制造领域的核心研发环节，提升核心竞争力。第三，学习东部沿海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经验，发挥自身丰富产业工人和装备制造优势，积极主动融入国内外工业价值链，倒逼东北工业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