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迎红

山西经济与全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相关性分析

●王迎红

经济周期即繁荣—萧条周期,整体上反映了各大经济变量的周期性变动,是与我们的经济生活紧密相联,也是国家在对经济宏观调控时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与经济指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表现为周期性的波动。且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也有着中国的特色。而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里,带有中国特色的周期性波动的相关指标也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文章以山西省建国后经济周期性波动状况为例,简要分析、总结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宏观调控的特点和趋势,并提出减缓经济周期波动、保障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相应对策与建议。

经济周期 宏观调控 山西经济 波动

经济增长是一个持续不断变化的过程,但其变化却并非稳定。大量的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增长的过程往往出现峰值和低谷的反复循环,即形成周期性的波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历经多次大起大落的周期性波动,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全国性的经济现象中,更是在地方性的经济增长中被反应出来。国家性的经济增长率的波动集中表现了地方性增长率的特性,而地方性的增长率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具有一定特征。本文从山西省经济周期性波动状况出发,收集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相关数据,旨在分析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与趋势以及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采取的手段,进而简要研究山西省与全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相关性。

一、山西省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概述

经济周期指经济体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周期性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相互更替、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回顾改革开放的30多年,山西经济的运行轨迹呈明显的周期性运行趋向。根据往年GDP增长率作为变量和体现经济波动的指标,总结30多年来GDP增长率的波形变化来研究其经济变化的规律。从波动周期的变化看,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的经济增长明显地表现为4个周期,其每个经济周期大约为10年,分别为1981—1990年、1991—2000年、2001—2008年、2009年至今四个经济周期。在第一个经济周期中,1981年山西经济增长是该周期的波谷,增长率为0.8%;1984年年中达到周期的波峰,峰值为21.6%,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增长率的最大值;1991年又以4.2%增长率回落至波谷。在1991—1999的第二轮经济周期中,接第一轮周期的波谷,1991年底经济增长处于波谷,在次年达到周期的波峰,其峰值为13.8%,到2000年时落至该周期谷底,谷值为7.3%。2001—2008年为第三轮周期,这轮周期接1999年的波谷,开始逐渐回暖,2004年到达该轮周期的波峰,峰值为15.2%,2004年后进入平稳回落阶段,2008年回落到8.3%,同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的影响,下降幅度进一步被体现,2009年山西GDP增长5.4%,再次到达周期底部。根据已有各项宏观数据显示,山西经济已经度过第三经济周期的尾部,即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第三个较长经济周期的“底部”,逐渐步入当前所处于的第四经济周期。

随着基础建设的逐步完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水平逐渐成熟,山西省经济增长的潜力呈现出逐期加快的趋势,具体在数据上体现为:第一个经济周期中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8.7%,第二个经济周期提高到10.3%,第三个经济周期进一步提高到13.1%。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山西省经济增长的趋势逐渐呈现出波幅缩小、速度加快、总体运行稳定性增强等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经济连续五年以上两位数高速增长的时间段有两个,第一个是1992年到1997年,其年均增长12.0%;第二个是2001年到2007年,其年均增长达13.1%,比起1992年—1997年的增长期,2001年—2007年的增长期时期长,且增速更快。其原因在于基础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政府弹性投资和新政府采购政策的实施等经济举措的实行。在基础建设基本完善的前提下,经济波动处于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政府投资和政府采购政策,能够在短期内调节山西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波动幅度,并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长期实施这种经济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经济结构和指导发展模式。当下山西正处于当前经济周期的中间阶段,也是经济周期中实施调控的关键时期,因此这是山西经济实现转型、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将直接决定山西经济能否实现平稳快速发展,以及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时期。

二、山西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全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对比与分析

图1 山西及全国GDP增长率(1978—2012)

回顾改革开放的30多年,山西经济的运行轨迹呈明显的周期性运行趋向,事实上,山西经济波动与全国经济波动有直接联系。如图1所示,两者波动周期大体相同,但山西经济在同一周期内波动大于全国经济。山西作为全国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相比,具体经济情况较为独特。与全国经济增长率对比,山西经济波动在总趋势与全国保持基本一致。在此前提下,山西经济波动情况相比于全国的经济波动有如下特征:(1)山西经济的波动强度明显大于全国经济波动。山西经济波动系数达到45%,远高于全国28%的波动水平。(2)在同一经济周期内,山西经济的扩张期明显短于衰退期,而全国经济在同一经济周期内处于扩张期的比重都已超过50%。(3)山西经济进入增长型波动阶段较之于全国经济比较落后,从1978年—2012年的经济数据分析,时滞大约在六个月至一年,因此会有“沿海已热晋未热,沿海已冷晋未冷”的说法。

通过对山西经济数据与全国经济数据的初步对比可以看出,山西经济波动与全国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选取一部分观测值计算进行相关性分析,山西GDP增长率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全国的GDP增长率波动幅度,而全国的经济波动只是山西经济波动的一部分相关因素。近年来,山西经济的增长速度加快,波动幅度变小,经济运行也逐渐平稳,并且从整体上看,增长速度有逐渐加快的趋势。分析其形成原因,随着宏观调控的能力不断增强,山西省的经济波动在调控下也变得平稳,波动率降低。由此可以得出,当前的稳定发展得益于山西省近期转型跨越发展的大环境。“综改型实验区”的实施与“十八大”后为建设小康社会努力的阶段相得益彰,使得山西省在经济发展阶段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其次,山西作为我国能源与原材料中心,其省际间的外贸依存度在全国处于最高水平,即过于依赖外省需求。因此,山西经济表现出“沿海已热晋未热,沿海已冷晋未冷”的形态。由于山西省贸易结构不均衡、产业结构也较为单一,因此造成了作为经济支柱的能源型工业材料的产业一旦出现波动,随即会产生经济运行整体出现大起大落的失控性。山西经济在全国经济大环境变动的情况下表现出极强的依赖性,导致山西省的经济波动幅度较大、抵御经济波动影响的能力较差,降低了应对外部冲击经济后的调控能力。

三、对比分析结果的启示

山西作为全国典型的能源性省份,一直以来为全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变革来看,山西能源重化工业的发展,为我国北方的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对煤炭等能源需求猛增。2007年山西实现GDP5733.4亿元,达到2000年的2.4倍,山西煤、焦、冶金、电力等主导产业均为2000年的2倍以上。但以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标准人均一万美元计算,山西经济实现现代化的GDP规模还需增长5倍。但事实上,受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这些产业再增长5倍的可能性极小,其中煤焦产业已接近量的极限,个别地市由于资源枯竭导致经济增速下滑,有的地市由于高能耗、高污染受到“区域限批”,能源结构性超耗现象严重。因此在今后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山西主导产业的主要任务逐渐转变为产能的集中及效益的提高,这也导致这些产业对GDP规模的作用将逐渐弱化,故向其它新兴产业转移成为山西今后发展的主要目标。山西省委、省政府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出发,将“转型发展”作为“三个发展”的首要目标,给山西这样一个资源型省份宏观调控指出了明确的目标。

与山西省的贸易依存度相比,全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受供给约束,而不是需求的约束。因此,当投资需求扩大,生产的急速扩张导致社会的总供给不足时,短期内最为有效缓解产品短缺的办法就是进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供给不足,延长经济波动的循环期。而山西省的贸易增长主要受到需求的影响,产业结构初级化,食品、纺织等轻工业产业明显不足,无法通过自身市场来拉动经济,为资源型产业的波动起到缓冲作用。经济波动幅度大容易引发经济和社会风险,宏观管理的难度加大。

山西经济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全国经济波动幅度的比对结果表现出,在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工业单一产业结构下,几个主要支柱产业产生波动就足以导致整个省的经济运行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状况。相对于其他产业结构相对平衡的省份如山东、江苏而言,山西省抵御宏观经济波动所产生的不良影响的能力较弱。根据世界市场经济的经验来看,虽然经济体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因波动产生的副作用不可避免,但在经济波动较大的地区,其经济周期(衰退期)出现的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和难以解决,政府在这类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也颇感吃力,难以迅速做出对策缓解问题。实际中,每个经济体都是独立的,其产生的周期性波动也会根据市场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并非可根据人为需求而发生相关的改变。换句话说,这种波动的产生是必然的。所以调控经济周期波动的目的并不是从根本上消除它,而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政策,影响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即适当减小其波动幅度,减慢其周期频率,以及抑制因周期波动产生的社会经济负效应,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和谐稳定。经济波动又可以根据人为因素对其的影响大小,分为非自然波动和自然波动,上文所述经济波动不可消除的意义在于自然波动不可避免,但政府可以通过制定适合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整产业结构等相应措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非自然的经济波动导致的总体经济情况的大起大落,以减少波动对公民社会发生灾害性影响的可能性。这也是近年来中央政府提出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逐步完善,我国调节经济波动的能力有所增强,从而使经济波动有所减缓。这也凸显出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就我国现阶段整体经济趋势而言,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落在如何实现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和适度快速增长上,即如何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步入新世纪,我国经济运行情况的波动呈现出新趋势,因此新的调控政策也呼之欲出。现阶段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于追求经济波动的“高谷底、低峰值、长平台”,即在经济增长的回落阶段时需要进行有效干预以避免回落过于明显而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在经济增长过快时要适当降低经济增速以避免增长过猛所出现的高峰影响产业结构的平衡,并使总体经济增长在适度扩张和适度收缩中保持一个相对长时期的稳定运行。这一点的成效已在第三个经济周期的经济运行数据中有充分的体现。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经济周期的8年中,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5%左右,上下波动幅度不多于2%,国民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7%,波动系数为0.11,这些数据进一步说明了全国的经济增长在总体上已步入平稳和适度快速增长正确轨道上,而这一切与国家实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合理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调整产业布局、加大机制体制创新、逐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努力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对于保持山西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步健康发展十分重要。

[1]李永升,刘浩.经济周期理论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系统考察.当代经济,2009(7)

[2]詹新宇,孙晨正.经济周期波动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动态关系研究——以山西省为例[j].经济问题,2011(7)

[3]山西统计年鉴.2013

(作者单位:太原市经济信息中心研究室 山西太原 030002)

(责编: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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