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付洋 谢元态
摘要：文章首先分析我国农村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净流出：一是通过财政渠道净流出；二是通过农村金融渠道（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银行）净流出；三是通过价格渠道净流出；四是通过其他非正式渠道（财政补贴资金层层截留、农村耕地占用补偿额度低、农村过量的经济负担与不合理收费）间接净流出。接着分析了农村资金外流的原因：根本原因是“城乡分治”背景下的城乡分割形成的二元经济体制；关键原因是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导致农村资金巨额外流；“三农”具有弱质性导致比较效益低下，市场机制会加重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市场机制必然导致农村资金外流。直接原因是农村金融机构按“三性原则”经营的结果。重要原因是新“剪刀差”加速农村资金每年巨额外流。最后提出缓解农村资金净流出的对策建议：根本措施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关键措施是提高农业比较利益；直接措施是依法确定农村金融机构支农任务；重要措施是消除新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同时应加快建立适应社会转型期的农村资金支持体系。
关键词：农村资金 净流出 原因
中图分类号：F30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7-010-04
一、净流出分析：我国农村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出
巨额的资金外流及庞大的资金缺口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也是农村社会事业发展长期滞后的关键制约因素。由此看出，尽管我国“三农”问题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但资金不足是根本原因。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必须解决资金缺口及外流问题。
我国农村资金供需本来就存在庞大缺口，然而每年还通过财政与金融渠道巨额外流，从而更加大了农村资金的供求缺口。
（一）我国农村资金通过财政渠道净流出
通过财政渠道流入农村的资金，主要是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包括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各项农业事业费、农村基础建设支出、农村企业流动资金和农村科技三项费用等；而农村资金流出则主要是国家财政从农村征收的各种税收。
2006年全面废止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后，有些学者认为农村资金不存在通过国家财政渠道净流出。但实际上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和烟叶税几大税种仍然导致农村资金每年通过财政渠道巨额流失。
（二）我国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净流出
我国农村资金从金融渠道流失，主要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银行三家金融机构净流出。1995年至2014年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存贷差总额385971.29亿元，平均每年的存贷差高达19298.5645亿元。农村资金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流出量，1995年至2014年总流出209948.98亿元，平均每年净流出10497.45亿元。邮政储蓄银行以“只存不贷”或贷得很少的方式从农村“抽血”。1995年至2014年农村资金通过邮政储蓄银行总流出118770.6亿元，平均每年净流出高达5938.53亿元。20年间，农村资金仅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银行这两个金融渠道流失竟也高达328719.58亿元。
1.农村资金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渠道流出量。1995年农业银行“弃农进城”后其存贷业务主要面向了城镇工商企业。1995年至2014年，农村资金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各项存款1003344.66亿元，各项贷款617373.37亿元，存贷差（即净流出）385971.29亿元，平均每年高达19298.5645亿元。
2.农村资金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渠道流出量。根据《中国金融年鉴》数据统计，1995年至2014年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634801.8亿元，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424852.82亿元，存贷款差209948.98亿元，平均每年净流出10497.45亿元。
3.农村资金通过邮政储蓄渠道净流出。根据1995年至2014年《中国金融年鉴》数据统计，1995年至2014年，邮政储蓄银行各项存款349232.2亿元，其中农村存款34987.03亿元，2008年到2013年邮政储蓄银行贷款9558.68亿元。2008年至2014年以农村实际存款计算其净流出总量为83873.57亿元。
（三）农村资金通过财政和金融渠道净流出总量
1995年至2014年，国家财政净流出1861425.69亿元，中国农业银行净流出385971.29亿元，农村信用合作社净流出209948.98亿元，邮政储蓄银行净流出118770.6亿元，我国农村资金通过财政和农村金融渠道净流出总额高达25761 16.56亿元，平均每年净流出达128805.83亿元。
（四）农村资金通过价格渠道净流出
农村资金通过价格渠道流出，是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导致的净流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促进工业化进程，国家通过对工农产品确定不合理的比价形式，将农产品价格定在低于其价值，将工业品价格定在高于其价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将农业部门利润转移农业剩余到城市和工业部门。
据统计，据专家测算，1978年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累计从农村取走6000亿元，年均240亿元；“剪刀差”占农民总负担的比重一般都在40%左右，最高时可达70%。改革开放后，“剪刀差”在80年代中期有所减少，但80年代末又开始恢复，到90年代初甚至超过了改革前。据统计，1979年至1990年的11年间农村资金通过“剪刀差”的形式流失就高达5000亿元。
学术界一般认为，以1991年完全放开粮食价格后，工农产品“剪刀差”就消失了。但实际并未完全消失，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涨幅，工农产品由市场定价的结果仍然存在实质上的“剪刀差”。“剪刀差”是农村向城市流出的无偿资金，实质上是一种隐形的农村资金外流。
同时要看到，国家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直接抽取农村资金，还导致了农村资金的间接外流，例如“剪刀差”引起农业部门低效益会导致农业资金的间接流失，又如“剪刀差”引起金融系统投资行为偏向非农产业，也会导致农村自有资金外流。
（五）农村资金通过其他渠道间接净流出
其一，财政补贴资金层层截留造成农村资金的间接流失。据推算，农村居民家庭每年人均种植业收入为783.64元，每个农村劳动力所负担的家庭人口数平均为1.52。然而其实际操作并没有按照国家规定标准进行补偿，甚至被地方政府层层截留，造成农村资金的间接流失，同时导致农民收益的极大损失。
其二，农村耕地占用补偿额度低造成农村资金的间接流失。这也是农村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之一。
其三，农村过量经济负担与不合理收费导致农村资金从非正式渠道流失。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需要承担乡村两级的“三提五统”和名目繁多的不合理收费。这些资金被用在了乡村道路、基础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等公共品的提供上，从而导致农村资金的准财政性质非正式渠道的外流。
其四，农民工把资金投向城市造成农村资金的直接大量外流。农村2.5亿农民工向被城市文明所吸引，许多农民工把打工获得的收入投向了城市和非农产业（如在城市买房、参与各种民间集资、买股票和债券等方式）而导致了农村资金的直接大量外流。
其五，现有的教育收费制度造成农村资金大量外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资金通过教育渠道（主要是大中专学生每年上交学费和生活费支出的形式，每人每年1万元左右，全国每年招生700多万人，每年直接转移资金2000亿元左右）转移到城市，从而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
从以上分析可知，由于农村资金每年大规模外流，本来就贫血的农村“失血”严重，不仅使农业发展速度减慢，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
二、原因探究：我国农村资金外流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分析
通过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可知，导致我国农村金融资金巨额缺口的同时每年源源不断地巨额外流，既有宏观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农村微观经济主体方面的原因，还有农村金融机构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表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一）根本原因：“城乡分治”背景下的二元经济体制
我国农村发展资金本来就存在巨大供求及缺口，同时每年还源源不断地巨额外流，其根本原因是“城乡分治”背景下的城乡分割形成的二元经济体制。
中国自古“城乡分治”，农村长期落后于城市，农民地位就是不如市民，今天“三农”问题的形成，自有其符合历史逻辑的演进规律在。建国之初，国家面临着政治、经济、国防、文化建设的严峻发展形势，各行各业的建设任务都需要巨额资金投入。但当时新中国简直就是一张白纸。在特定背景下，只能学习前苏联的高度集中计划的资源配制制度以实现经济跳进。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确实有较高的效率，同时还有机地实现了多重目标。
由于我国实施的“城乡分治”（不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致使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极端化；而城乡差别的极端化又必然导致农村资金直接外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的经济能力要安排少数市民在城市就业都很困难，无法安排大规模的农民在城市二、三产业就业。这便是当时国家面对百业待兴而财力严重不足的经济苦衷，这便是国家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只能暂时以牺牲农业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无奈选择。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治”战略的实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断固化，国家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其长期实施“城乡分治”（不统筹）政策的“路径依赖”便成为必然。
在高度倾斜的“城乡分治”（不统筹）经济体制下，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资金主要从农业汲取，由此造成农业先天发育不良。农业部门无法依靠自身积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极端不平衡的中国农村长期处于极其原始落后状态，农村资金及利润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每年度源源不断地巨额外流。
（二）经济原因：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导致农村资金巨额外流
从经济视角看，导致农村资金长期巨额外流的首要原因是农业比较利益低。
1.“三农”的弱质性导致比较效益低下。在我国，不但农业具有天生的弱质性，而且农业的弱质性导致农村和农民同样具有弱质性。江西农业大学吴未双、谢元态、段会霞在《马克思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中国解释——兼对第一产业长期低洼效应的原因剖析》一文中较深入地解释第一产业长期低洼效应状态的经济原因，从而较有说服力地解释了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根据该文的计算，我国第一产业利润率总体下降趋势，见表1（见下页）。
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利润率水平极低，长期处于低洼状态，并且呈一路下滑趋势。第一产业利润率1983年和1984年分别为2.26%和2.28%，从1985年开始一路下滑，1987年开始降至2%以下，1997年开始一直都是在1.5%以下，2012年只有1.35%。
农业部门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缺乏市场竞争能力，投资风险很大且投资回报率低下。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导致农业部门自身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增加困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举步维艰；由于广大农村农户和企业自有资金积累不足，从而引起资产和劳动力等要素逐渐向非农业的转移。1990年至2012年第一产业利润率近20年来一路下滑，如图1（见下页）。
选取垄断性很强的金融业为代表，近几年金融业利润水平和员工报酬被认为是最高的。但从全社会角度来比较第一产业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角度差距进行比较，因此能够代表三大产业利润水平差距。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数据统计，1990年至2012年，第一产业利润率从1.82%降至1.35%，第二产业利润率3.33%升至6.66%，金融业利润率从1995年的9.70%升至至2012年的19.65%，全社会平均利润率从1995年的4.73%升至2012年为9.22%。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金总是往利润高的部门流动，最终将形成平均利润率。从2001年到2012年，社会平均利润率呈大幅上升趋势，从3.37%上升到9.22%。第二产业利润率从5.05%上升到6.66%，金融业利润率从3.61%上升到19.65%。但是第一产业利润率从1985年开始一路下滑，1997年开始一直在1.5%以下，2012年只有1.35%。可见，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村资金总是往利润高的部门（工业部门和金融部门）流动，最终导致农业部门的利润率一路下滑。
2.市场机制会加重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于资本的本性所决定，资本总是往利润高的部门流动。农业从来就是弱质产业，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业部门的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因此比较利益本来就低下的农业部门，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更是雪上加霜。
3.国家财政和城市工商资金反哺农业不足。在长期二元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和城市工商资金反哺农业不足。从前文分析可见，2003年我国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农业在GDP中占14.6%的比例。虽然自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有上升趋势。但从二元经济社会向城乡一体化快速转型期所需的建设资金来看，国家财政和工商资金支农资金的增长规模和结构都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三农”发展的巨大需求。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形成了巨大的资金需求，农民自身资金投入能力有限，据许多学者研究发现，目前农民有限的收入中仅有10%左右作为生产性支出。因此，新农村建设是农业农村的全面建设工程，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从理论上讲，农民应当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是如果没有国家财政和城市工商资金的大力支持，农民根本难以承担起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责任。
4.市场机制必然导致农村资金外流。资金总是往利润高的部门流，这是由资金的本性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由于农业部门效益相对低下，农村长期落后，不但不能吸引城市工商资金的进入，而且农业部门自身的资金也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流向城市，流向工商部门。
（三）直接原因：农村金融机构按“三性原则”经营的结果
由于农村金融部门是最重要的供给主体，农村每年各类贷款占农村资金实际总融量的60%以上，因此有必要专门分析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供给主体。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经过多轮改革，形成了以商业性（农业银行）、政策性（农业发展银行）、合作性（农村信用社）金融机构为主体、多种农村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格局。由于国有四大银行1995年实行《商业银行法》后经过战略性调整，农业银行在农村经营网点的大幅收缩，其支农力度逐渐减弱，进而加大了农村资金供给压力。同时邮政储蓄银行是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逐步产生与发展，灵活多样地发挥着作用。但是，农村金融机构按“三性原则”经营，从而导致大量农村资金外流。
目前，寄托于资金市场来缓解农村的资金缺口仅是种美好的愿景。在融资功能较强的资金市场，有效解决资金缺口的途径是：具有较为低廉的筹资成本和灵活多样的筹资方式。然而目前尚未完全脱离起步阶段的我国资金市场的发育，“远水不解近渴”，在农村显得更加薄弱。原因如下：
1.1995年《商业银行法》出台并实施以来，中国农业银行根据经营管理成本最小化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网店撤并行动，目前在县城及少数较大的乡镇设有营业网点。中国农业银行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实力最强的银行，但是在其弃乡进城后，主要服务对象转向了工商企业，并且每年的对农贷款业务占贷款业务总额的比重很小。在当前社会信用环境不佳和涉农资金短缺的形态下，银行惜贷现象更为严重，农村企业要获得贷款更加艰难。
2.长期以来，农村信用合作社充当了我国支持“三农”发展主力军的角色。但是农村资金的有效供给受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虚置的产权主体、残缺的管理制度、低水平的内部管理等自身缺陷的影响：农村信用化水平低，不良资产大，信用风险高，吸纳能力弱，吸收资金不足，人员素质和金融服务水平低。农民不愿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开户存款，造成了客户来源的瓶颈；即使是许多农村资金存入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但存贷款差额很大，反而导致农村资金巨额外流。
3.邮政储蓄银行主要从事个人零售金融业务的机构，受资金趋种性影响，决定了其前期只吸不贷并把所吸收的存款全部上交给了人民银行金库。所以，邮政储蓄成了我国农村资金“外流”的最大通道。从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规模看，2002年年末为7369亿元，其中65%来自县及以下地区，乡镇及所辖农村占34%，占全国存款规模比重高达8.5%；2004年底存款金融达1.08万亿元，其中75%为县及县以下吸储；2005年底，全国邮政储蓄余额约达1.36万亿元。到2013年其年末存款余额已高达4.5万亿元人民币。在全国储蓄市场中排名第五，是仅次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吸储大户。但是自2011年以来，农村资金从邮政储蓄流出都在10000亿元以上。然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9年开始象征性的发放了贷款2556.44亿元，但是仅占存款总额的10%左右，而且是贷给银团，只以小额信贷的形式贷给农村，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看，如2012年邮政储蓄银行每年吸收存款4万亿元，而发放贷款仅有338.46亿元。我国农村资金本已因“供血”不足而“贫血”，邮政储蓄的“吸血”及增幅连年“飚升”更是加剧了农村“失血”现象。农村资金供小于求的矛盾现状加大了资金的外流，使农村本来就十分紧缺的资金状况雪上加霜，进而无法满足“三农”对资金的需求。
4.其他农村金融机构实力微小而力不从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自有资金规模过小，20多年来主要承担了粮棉收购资金贷款，农业发展银行主要承担粮棉油等国家重要农副产品的收购资金贷款，导致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职能发挥不充分。近年来逐步增加了小额信贷业务，但是完全无力承担农业长期发展的大中型项目建设的资金供给。村镇银行、信贷公司和资金互助社三个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从试点以来发展极不均衡。跟踪调查发现，经营状况都很不理想，新三家农村金融机构实力微小，要承担繁重的支农任务而力不从心。农村金融机构本来就有老三家，现在又增加了新三家，从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六家来看，面对日益旺盛的资金需求，在农村金融组织中实力最强的农业银行长期停留在“口号支农”，而实力较弱的五家机构自有资金本来就少，机构越多导致农村资金外流必然会越严重。
（四）重要原因：新“剪刀差”加速农村资金每年巨额外流
传统计划经济是实行工业剥夺农业的体制，据测算，新中国前30年仅仅国家通过工业产业价格“剪刀差”政策剥夺农民所创造的利润8000亿元，平均每年剥夺农村利润200亿元左右，导致农村资金源源不断地巨额净流出。
改革开放后，实际上还存在着新式的“剪刀差”，诸如城乡教育“剪刀差”、房地产“剪刀差”和工资“剪刀差”，从而加剧了农村资金巨额净流出。
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减产必然减收；农业丰产，会因为产品滞销。所以必然是农产品价格上不去。但工业品价格上涨，只是少部分利益群体不高兴，不至于影响到全社会。因此，在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体制下，新式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但没有消失，甚至是更加严重了。
例如每次农产品价格下降，市民高兴得不发声；一旦大米、鱼肉涨价，城市市民们提出强烈不满，包括所谓的经济学家们似乎忘记了经济学常理，只顾为市民站台说话，而导致最广大农民的利益严重受损；又如教育收费不断攀升，其经济来源局限性较强，农民子女从小学逐渐升入高等院校学习，同时由“农转非”过程需要部分来自农村父母资金支持，并在城市有住房等较好的生活条件，这对农村家庭来说不仅是沉重的经济包袱，同时也加速了农村资金外流。
三、几点对策建议
针对导致我国农村资金净流出的主要原因，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首先，缓解农村资金外流的根本措施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由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导致了城乡差别的极端化，长期实施“城乡分治”政策导致城乡差别的恶化，从而加剧了农村资金外流。因此，要缓解农村资金外流，根本措施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持之以恒地加大政府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费用、农村救济费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和新农村建设。
其次，缓解农村资金外流的关键措施是提高农业比较利益。从前文第一产业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分析可知，农业比较利益低下是农村资金外流的关键因素。因此，要从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出发，采取以下具体措施：一是要建立起农业保护体系，千方百计阻止利润率呈下降趋势，保护农业投资的合理效益以提高农业利润水平，确保使其达到社会平均利润。二是要尽快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公司。
第三，缓解农村资金外流的直接措施是依法确定农村金融机构支农任务。借鉴国外经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机构都通过有关法律规定了从农村吸收的存款必须保证60%以上放贷给农村。这是减少农村资金外流最有效的措施。除此之外，国家应当对各个农村金融机构提出明确的改革目标：中国农业银行必须按其行长所提出的改革目标，实实在在地回归“三农”，担当起支农主力军的历史责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必须担当起农业中长期建设项目资金支持的历史责任。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的政策性银行，政府职能应与其机制.改革的重新适度配合，为此，迫切需要国家财政大幅度增加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自有资金的拨款。邮政储蓄银行必须全面降低邮政储蓄机构转存款利率，减少其对农村的“抽血”；依法将从农村吸收的存款60%以上放贷给农村。农村信用合作社必须还其“合作”的本来性质，并借鉴国外合作金融的成功经验，坚持国际合作联盟所规定的“保本经营”或“微利经营”的原则，切实做好为最广大农村居民金融服务的本职工作。同时，农信社有效满足众多农户和农村企业发展经济的资金所需，其对农贷款应由财政给予利率补贴和享受税收优惠。各类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应稳步试点，不能盲目扩张。
第四，缓解农村资金外流的重要措施是消除新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根据前文关于新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分析，目前我国农产品价格实际上低于其价值。针对这一农村资金巨额外流的重要原因，首先要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同时要持之以恒地加大政府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改变在目前的支农投入中存在“支农资金不支农”的现象，以及改善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权不明的状况。
第五，加快建立适应社会转型期的农村资金支持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在“三农”。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任务，迫切需要解决农村资金长期外流问题。这就要求从战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基础上，加快建立适应社会转型期的农村资金支持体系，包括财税支持体系、银行信贷支持体系、价格支持体系、保险支持体系等，首先要坚决截住农村资金外流。其次要确定财政支农比例和设置农业贷款最低比例限制，尽可能满足“三农”发展的资金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