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笑莲
一、引言
幸福是人们终极的价值追求，主观幸福感是在主客观因素作用下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心理体验。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不仅关系到教师自身的身心健康，也是学生心理、行为健康的重要保证，是高校发展的决定性力量[1]。研究表明，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因素，影响着高校教师职业认同感与职业发展[2]。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众多，大体可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工作家庭冲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一种外部因素，是一种角色间冲突，它的产生是因为个体扮演工作（家庭）角色，导致难以扮演另一角色[3]。
了解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现状，探索其与工作家庭冲突间关系，有助于我们完善主观幸福感相关理论，同时也有助于高校管理者了解教师主观幸福感状况，为制定相关措施提供理论指导。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某普通高校在职教师164人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删除作答时长及作答结果异常的无效问卷22份，剩余有效问卷142份，有效率86.6%，被试人口学及工作生活相关信息见表1。
表1 被试人口学及工作生活信息
（二）研究方法
1.主观幸福感问卷。采用邢占军（2003）编制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表）》，该量表包含10个维度，20个题目。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75，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工作家庭冲突量表。采用廖赣丽（2017）编制的《工作家庭冲突问卷》，该问卷包含工作干扰家庭和家庭干扰工作两个方向，每个方向又包含基于时间的冲突、基于压力的冲突和基于行为的冲突三种形式，每种形式含3个题项，问卷共18个题项。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9，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3.数据处理。研究者使用spss18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事后比较及相关分析。
三、结果
（一）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研究者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及其10个维度的得分与量表中值3.5进行了比较，结果见表2。
表2 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与量表中间值的比较
表2结果显示，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显着高于一般水平，人际适应体验显着低于一般水平，身体健康体验和心态平衡体验两个维度为一般水平，其余7个维度显着高于一般水平。
（二）不同变量下教师主观幸福感的比较
研究者对性别、年龄、教龄、学历学位、职称职务、每周平均工作时长、婚姻状况、子女数量、最小子女年龄及家中是否有人帮忙10个变量上不同的教师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性别、学历学位、每周平均工作时长、婚姻状况及家中是否有人帮忙5个变量不同的教师，其主观幸福感及10个维度不存在显着差异。在年龄、教龄、职称职务、子女数量、最小子女年龄这5个变量上不同的高校教师，其主观幸福感及其10个维度的得分存在显着差异。数据分析过程中产生了大量表格，为降低篇幅，研究者仅保留了差异显着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汇总在一个表格之内，结果见表3。
表3 年龄、教龄、最小子女年龄、职称务、子女数量不同的教师主观幸福感比较
表3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教师在主观幸福感及成长发展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目标价值体验、知足充裕体验4个维度存在显着差异，不同教龄教师在社会信心体验上差异显着，不同职称职务教师在心理健康体验方面存在显着差异，不同子女数量教师在成长发展体验和主观幸福感上存在显着差异，最小子女年龄不同的教师在成长发展体验和身体健康体验上存在显着差异。为明确具体是什么年龄、教龄、职称职务、子女数量及最小子女年龄的教师两两之间差异显着，研究者对这些方差分析结果都进行了Bonferroni法事后比较，结果描述如下：
年龄方面，30岁以下教师在主观幸福感整体及成长发展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目标价值体验3个维度均显着高于31~40岁教师，50岁以上教师的知足充裕体验显着高于其他所有年龄段教师，且在主观幸福感上显着高于31~40岁教师。教龄方面，教龄在6~10年的教师在社会信心体验上显着高于教龄在11~20年的教师。职称职务方面，初级或科员的教师在心理健康体验上显着高于中级或科级的教师。子女状况方面，无子女的高校教师在成长发展体验和主观幸福感上显着高于有2个子女的教师。最小子女年龄为初中及以上的教师在成长发展体验上显着高于最小子女为前幼儿园的教师，最小子女年龄为前幼儿园的教师在身体健康体验上显着高于最小子女为幼儿园的教师。
（三）家庭工作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相关分析
高校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全部相关不显着的主观幸福感4个维度数据未予显示。
表4结果显示，在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矩阵中，主观幸福感及其成长发展体验、目标价值体验、知足充裕体验、家庭氛围体验、自我接受体验5个维度与工作家庭冲突的或其部分方向和形式显着负相关，心理健康体验维度与工作家庭冲突及其2个方向和6种形式全部显着负相关，人际适应体验、社会信心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和心态平衡体验4个维度与工作家庭冲突及其2个方向和6种形式相关不显着。
表4 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相关分析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较高，唯独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幸福感水平较低，高校应通过人事、工会等部门的工作，提升教师在人际适应方面的幸福感。
性别方面，本研究发现男女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无显着差异，与王霞等人（2017）的研究结论不同，其研究显示男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比女教师更高[4]。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较复杂，男女两性在性别角色期待、社会成就动机等多个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到主观幸福感，而且部分因素还会随时间和环境而变化。年龄、教龄和职称职务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较高一致性，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年龄小、教龄短、职称低，他们有着更高的工作热情，职业倦怠尚未出现，同时，工作稳定之后，结婚成家、生育子女等重大人生目标也会随之实现，这一系列积极的重大生活事件提升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子女状况方面，养育子女特别是低龄子女会占用高校教师大量精力和经济资源，可能迫使他们延迟甚至取消自己的外出进修、访学或攻读更高学历的计划，最终影响他们的个人发展。
工作家庭冲突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存在负面影响，与张新娟等人（2016）的研究一致，他们发现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显着负相关[5]。频繁的工作家庭冲突是个体生活中的慢性压力，主观幸福感的6个维度受工作家庭冲突负面影响显着，其余4个维度不显着，这4个维度是人际适应体验、社会信心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和心态平衡体验。社会信心体验和心态平衡体验与观社会宏层面的因素关系密切，身体健康体验和人际适应体验的影响因素复杂多样，工作家庭冲突对其影响较小。
五、结论
本研究对10种变量下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比较，并对其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相关分析，得到结论如下：
（1）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及其7个维度高于一般水平，2个维度为一般水平，1个维度低于一般水平。
（2）性别、学历学位、每周平均工作时长、婚姻状况及已育者家中是否有人帮忙，这5个变量上不同的教师，主观幸福感及其10个维度无显着差异。年龄、教龄、职称职务、睡眠时长、子女数量、最小子女年龄，这6个变量上不同的教师，在主观幸福感及其部分维度上差异显着。
（3）工作家庭冲突及其部分方向和形式与主观幸福感及其6个维度显着负相关，与其他4个维度相关不显着。
